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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从来不掩饰他对年轻女子品头论足的兴致,这些女子或者年轻貌美,或者在某个方面有值得谈论的突出之处,又或有着让人取乐逗趣的奇异之处。在年轻时,克里克对女人根本不以为意,是后来才发现她们可以给生活带来很大乐趣的。奥迪尔对克里克的这个“癖好”不但毫不介意,反而加以鼓励,她可能认为这能够帮助克里克这个来自北安普顿的科学家摆脱枯燥乏味的生活习惯。[58]他们还经常谈论剑桥大学里颇有些附庸风雅的社交圈子,奥迪尔虽然涉足未久,但是他们夫妇还是不时会收到邀请。至于我和克里克的谈话内容就更是海阔天空了,克里克还喜欢自嘲,经常说起自己偶尔犯下的错误。他讲起一次在一个化装舞会上,他粘上红胡子打扮成了年轻时的萧伯纳,然而,他一走进舞池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因为当他走近年轻女性,试图去吻她们时,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因为她们都不喜欢他那团潮湿的乱蓬蓬的胡子——它搞得人又痒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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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克里克夫妇出席的那个品酒会上没有任何年轻女子出席,这使克里克和奥迪尔觉得很失望。一起参加这个品酒会的都是剑桥大学各个学院搞行政管理工作的头头脑脑,这些人滔滔不绝地谈论的都是他们承担的繁重的行政事务,而克里克和奥迪尔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因此,他们提早退席返回家中。意想不到的是,回到家后克里克变得非常清醒,于是又继续埋头思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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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克里克早早地来到实验室,告诉佩鲁茨和肯德鲁他获得了成功。几分钟后,在科克伦走进他的办公室后,克里克又对科克伦重复了一遍。但还没等克里克讲完,科克伦说自己也已经获得了成功。于是,他们两人马上拿起笔把各自的证明过程列了出来,结果发现科克伦用的推理方式比克里克的更加简练,不过值得高兴的是,他们得到的最终答案是相同的。后来,他们又用佩鲁茨的X射线衍射图检验了α-螺旋模型,得到的结果与他们的理论推导完全一致。这些材料作为有力的证据,验证了鲍林的模型和他们自己的理论的正确性。[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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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天之后,他们就完成了论文撰写和润色工作,并把稿子以快件形式寄给了《自然》杂志,同时还寄了一份复印件给鲍林鉴赏。对于克里克来说,这是他第一次无可置疑地获得了成功,这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胜利。想想也真有意思,一旦没有女人掺和,他就好运相随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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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迪许实验室全体成员的合影。前排右起第二位是比尔·科克伦,第二排最左边是约翰·肯德鲁,右起第二位是弗朗西斯·克里克,右起第一位是马克斯·佩鲁茨,后排右起第二位是休·赫胥黎,摄于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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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克伦和克里克发表在1952年2月9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的关于α﹣螺旋模型的傅立叶变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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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0 富兰克林向左,威尔金斯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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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1月中旬,我已学到了足够的结晶学知识,因此当富兰克林滔滔不绝地说着与DNA结晶图谱有关的东西时,我已经能听得懂她讲的大部分内容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已经搞清楚关注的焦点应该放在哪里。六个星期以来,与克里克的讨论使我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富兰克林的新X射线衍射图并不支持DNA螺旋结构模型,只有那些有可能为构建分子模型提供线索的实验细节才是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最需要搞清楚的。因而,在富兰克林的讲演开始几分钟后,我就知道她已经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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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们——大约15位听众——坐在一间没有任何装饰的、陈旧的大教室里听富兰克林讲演,她语速很快,略显紧张。她的语调冷冰冰的,感觉不到任何热情或轻松的气息。不过,我并不认为她的讲演内容也同样沉闷乏味。在听讲演的过程中,我偶尔会走神,想到如果她摘下眼镜,换一个时髦的发型,会不会变得更有女人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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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为其讲演准备的讲稿开头,写于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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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在法国时显然要开心得多。左图:富兰克林与雅克·梅灵(Jacques Mering)在一起,摄于20世纪40年代末。右图:富兰克林与维托里奥·鲁扎蒂(Vittorio Luzzati)在一起,摄于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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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的兴趣还是在于她对DNA结晶的X射线衍射图谱的描述。[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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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X射线结晶学工作要求研究者必须小心谨慎、不受情绪干扰,多年的训练在富兰克林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当然,作为一名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的学者,她并没有因为严格的教育而变得愚笨木讷、不懂得灵活应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对富兰克林来说,一切都非常明确:要搞清楚DNA结构,唯一的途径就是运用纯结晶学方法。富兰克林对构建模型完全不感兴趣,因此也就从来没有提到过鲍林在α-螺旋上取得的成就。她认为,用玩具似的模型去解决生物大分子结构的办法,显然是有些人在万不得已时不得不采用的手段而已。富兰克林当然知道鲍林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她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在研究DNA结构时必须复制鲍林的方法。至于鲍林,由于他过去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他采用与众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显得顺理成章:只有像鲍林这样有才华的人,才有可能把工作变得像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玩游戏一样,而且仍然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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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认为,自己报告的成果非常初级,它本身还不能说明与DNA有关的任何实质性问题。她认为只有进一步积累资料,进一步完善结晶学分析,才能得到可靠的证据,解决DNA的结构问题。[63]她还认为,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景并不乐观,她这种情绪也影响了前来参加研讨会的其他实验研究人员。在这次研讨会上,没有任何人对利用分子模型解决DNA结构问题的设想表示出太大兴趣。威尔金斯本人也只问了几个技术性问题。研讨会很快就结束了,因为从听众的面部表情就可以看出,他们都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或者说要讲的话以前都已经讲过了,再讲也“多说无益”。他们甚至根本不愿提及分子模型,因为他们担心遭到富兰克林的驳斥。试想一下,在伦敦11月寒冷的冬夜里,雾锁全城,你却一个人在室外忍受寒风吹袭的滋味;同样,当你对自己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领域大胆提出见解时,却遭到了一个女人的喝斥,这种感觉也是如此。毫无疑问,这样的遭遇会使你回忆起在中小学时发生的一些令人不快的往事。[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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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的实验记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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