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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不是反思以往错误的时候。一整个上午我都在和克里克讨论DNA结构的各种可能类型，进展迅速。不管我们和谁在一起讨论问题，克里克都能很快提纲挈领地总结出前几小时内取得的全部进展，让听众更全面地理解我们提出的以糖-磷酸骨架为中心的模型。只有在这种模型中，才可能得到一个非常规则的结构来解释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的晶体衍射图谱。当然，我们还必须解决外向碱基的不规则序列问题。但只要我们找到了内向碱基的正确排列方式，这个困难很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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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磷酸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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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中和了DNA骨架中磷酸基团的负电荷。克里克和我对无机离子的三维排列形式都所知不多。我们不得不直面这个令人不快的残酷事实：鲍林才是离子结构化学方面的绝对权威。如果问题的关键是要推断出无机离子和磷酸基团的某种微妙的排列方式，那么我们显然处于劣势。当时已经快到中午了，我们急切地想要找到鲍林的一本经典著作《化学键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Chemical Bond）。[71]于是，我们到高街附近匆匆吃过午饭，连咖啡也顾不上喝，一路小跑着找了好几家书店，终于在布莱克韦尔书店找到了这本书。我们急急忙忙地翻阅了有关章节，找到了相关的无机离子大小的确切数值，但是这本书内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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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化学键的本质》一书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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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复印下来的鲍林《化学键的本质》一书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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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韦尔书店，摄于20世纪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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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走进了位于牛津大学博物馆内的霍奇金的实验室后，我们的兴奋劲才算基本消退。克里克向霍奇金简短地介绍了他的螺旋理论，又花了几分钟时间描述了我们在DNA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与霍奇金交谈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讨论她最近在胰岛素方面的工作。夜幕降临，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占用霍奇金的时间了，于是向她告别。随后我们赶到玛格达伦学院（Magdalen College），我们已经与阿弗里安・米奇森（Avrion Mitchison）和莱斯利・奥格尔（Leslie Orge1）约好一起品茶，他们当时都是牛津大学的研究员。[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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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吃点心的时候，克里克已经有闲情说一些花边新闻了，而我则在那里静静地思考，如果有朝一日我也能过上像这些玛格达伦学院的学者一样的生活该有多好啊！[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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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里安·米奇森，摄于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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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吃晚餐和喝波尔多葡萄酒的时候，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我们在DNA领域可能会取得的成就上来。参与到我们讨论中的人又多了克里克的生死之交乔治・克莱塞尔（George Kreisel）。克莱塞尔是一位逻辑学家，不过，他那不修边幅的外表、不加雕琢的言辞，与我想象中的英国哲学家的形象相差甚远。克里克对他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尽管原本就是克莱塞尔约我们到高街的那家餐饮店的。不一会儿，克里克爽朗的笑声和克莱塞尔的奥地利口音交织在一起，“主宰”了整个用餐的气氛。在用餐过程中，克莱塞尔主导的话题占据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提出了一个宏论，建议推进政治上被分割开的欧洲的两个部分之间进行货币兑换活动，他认为这是进行“金融扼杀”的一个途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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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玛格达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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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塞尔（左）和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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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米奇森也过来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后来，我们便开始闲谈，开着一些英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常见的善意玩笑。但是这种闲聊显然不合克莱塞尔的胃口。因此，米奇森和我决定起身告辞，留下空间让他们两个老朋友畅谈。我们两人沿着中世纪风格的大街步行到了我的住处。虽然微有醉意，但是我的心情甚佳。一路上，我一直在絮絮叨叨地和米奇森说，当我们有了DNA之后，我们就能做很多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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