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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韦尔书店，摄于20世纪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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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走进了位于牛津大学博物馆内的霍奇金的实验室后，我们的兴奋劲才算基本消退。克里克向霍奇金简短地介绍了他的螺旋理论，又花了几分钟时间描述了我们在DNA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与霍奇金交谈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讨论她最近在胰岛素方面的工作。夜幕降临，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占用霍奇金的时间了，于是向她告别。随后我们赶到玛格达伦学院（Magdalen College），我们已经与阿弗里安・米奇森（Avrion Mitchison）和莱斯利・奥格尔（Leslie Orge1）约好一起品茶，他们当时都是牛津大学的研究员。[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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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吃点心的时候，克里克已经有闲情说一些花边新闻了，而我则在那里静静地思考，如果有朝一日我也能过上像这些玛格达伦学院的学者一样的生活该有多好啊！[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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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里安·米奇森，摄于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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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吃晚餐和喝波尔多葡萄酒的时候，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我们在DNA领域可能会取得的成就上来。参与到我们讨论中的人又多了克里克的生死之交乔治・克莱塞尔（George Kreisel）。克莱塞尔是一位逻辑学家，不过，他那不修边幅的外表、不加雕琢的言辞，与我想象中的英国哲学家的形象相差甚远。克里克对他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尽管原本就是克莱塞尔约我们到高街的那家餐饮店的。不一会儿，克里克爽朗的笑声和克莱塞尔的奥地利口音交织在一起，“主宰”了整个用餐的气氛。在用餐过程中，克莱塞尔主导的话题占据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提出了一个宏论，建议推进政治上被分割开的欧洲的两个部分之间进行货币兑换活动，他认为这是进行“金融扼杀”的一个途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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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玛格达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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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塞尔（左）和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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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米奇森也过来加入了我们的讨论。后来，我们便开始闲谈，开着一些英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常见的善意玩笑。但是这种闲聊显然不合克莱塞尔的胃口。因此，米奇森和我决定起身告辞，留下空间让他们两个老朋友畅谈。我们两人沿着中世纪风格的大街步行到了我的住处。虽然微有醉意，但是我的心情甚佳。一路上，我一直在絮絮叨叨地和米奇森说，当我们有了DNA之后，我们就能做很多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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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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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2 不成功的“三螺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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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早上，当我与肯德鲁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一起吃早饭时，我把我们在DNA领域的进展告诉了他们。[75]伊丽莎白听了这个消息后喜形于色，她也认为我们已经成功在望了，而肯德鲁对此则要冷静得多。在向肯德鲁介绍具体内容时，克里克显得非常兴奋，而我除了满腔热情之外，也讲不出太多更具体的内容。后来，克里克全神贯注地看起《泰晤士报》上关于新上台的保守党政府的报道来。不久之后，肯德鲁回他自己的办公室去了。伊丽莎白又留了一会儿，继续和我聊着我们这种意想不到的好运气。没停留多久，我就惦记着赶快回到实验室里继续研究，以便尽快确定能否从几种可能中找到一种能够被实物分子模型支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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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30日《泰晤士报》的头条新闻，报道了新上台的保守党政府的施政情况。在那之前一周举行的英国大选中，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领导的工党政府被赶下台，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第二次出任英国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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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弗尔伯格（Sven Furberg），摄于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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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和我都知道，卡文迪许实验室现有的模型无法令我们满意。这些模型是肯德鲁在大约一年半前为了研究多肽链的三维空间结构而搭建的，所以它们无法将DNA特有的原子基团准确地表示出来。在那个时候，我们手头既没有磷原子模型，也没有嘌呤碱基模型和嘧啶碱基模型。等佩鲁茨订购新材料也来不及了，因此我们必须立即自己动手改装。做一个全新的DNA分子模型可能需要一个星期，而找出问题的答案却可能只需要一两天时间。因此，一到实验室，我就马上在原有的碳原子模型上加了一些铜丝，以便把它们改制成更大的磷原子模型。[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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