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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威尔德机场的一个检查台，摄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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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护照处处长露丝·希普利写给鲍林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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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鲍林真的自愿离开，加州理工学院校务委员会中的某些人肯定会感到非常高兴。每当他们拿起报纸，看到世界和平会议发起人名单中鲍林的名字赫然在列时，就会勃然大怒。他们一直希望能够让整个加州南部地区摆脱鲍林的不良影响。对于这种来自加州暴发户心中不可明状的愤怒，鲍林也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这些人的外交知识主要来自《洛杉矶时报》。[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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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次会议发生的这种混乱情况，对于我们几个刚刚在牛津大学参加过普通微生物学会举办的“病毒繁殖性质”研讨会的人来说，实在不足为奇。“病毒繁殖性质”研讨会原定的主要报告人之一是卢里亚。可在他计划飞抵伦敦的前两周，他突然被告知将得不到护照。当然，与往常一样，国务院没有对这种不光彩行为给出任何解释。[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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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先驱考察者报》发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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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鲁宾逊写给《泰晤士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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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里亚的缺席使我增加了一项工作——介绍美国噬菌体工作者近来的实验。幸运的是，我并不需要临时拼凑出一篇论文。因为在会议前几天，阿尔・赫尔希从冷泉港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介绍了他们近来完成的实验。通过这些实验，赫尔希和玛莎・蔡斯（Martha Chase）阐明噬菌体感染细菌的关键特征是感染过程，就是病毒DNA进入寄主细菌体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蛋白质进入寄主细菌体，后一点最为重要。因此，他们的实验再一次强有力地证明，DNA才是基本遗传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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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卢里亚的名字和论文出现在了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上，但是由于护照被扣，他实际上并没有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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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军情五处（Military Intelligence，简称MI5）保存的“威尔金斯档案”中的一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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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当我在会议上宣读赫尔希的长信时，400多位与会的细菌学者却几乎没有人感兴趣，安德烈・利沃夫（Andre Lwoff）、西摩・本泽（Seymour Benzer）和冈瑟・斯腾特显然是例外。他们从巴黎来，只在牛津大学短期逗留。他们都已经认识到赫尔希的实验非同小可，而且他们也相信，从那一刻起大家都应该更加重视DNA。然而，对绝大多数的与会者来说，赫尔希的名字仍无足轻重。而且，在知道我是美国人后，我满头乱蓬蓬的长发也无法让他们信服，谁知道我的科学判断力会不会像我的头发一样乱七八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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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蔡斯和阿尔·赫尔希，摄于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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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短裤的沃森在冷泉港，摄于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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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德尔布吕克与安德烈·利沃夫在冷泉港，摄于19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