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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短裤的沃森在冷泉港，摄于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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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德尔布吕克与安德烈·利沃夫在冷泉港，摄于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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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植物病毒学者弗雷德里克・鲍登（F.C.Bawden）和诺曼・皮里（N.W.Pirie）操纵了这次会议。鲍登学识平平但为人非常圆滑，而皮里则信奉虚无主义。在这点上，其他与会者全都望尘莫及。鲍登和皮里两人根本不相信某些噬菌体有尾巴以及烟草花叶病毒有固定长度这类观点。我试图以施拉姆完成的实验为例来给皮里出个难题，他却干脆说这类实验本应停止进行。这个问题可能涉及政治，因此我没有继续争论下去，转而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导致政治争议的问题：许多烟草花叶病毒颗粒的长度都是3 000埃，事实是否具有重要的生物意义？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而且我认为简洁的答案更可取。但是我的看法没有引起皮里的兴趣，因为他认定病毒太大了，它们的结构不可能被清晰地界定出来。[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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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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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皮里（左起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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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利沃夫没有出席，那么这次会议很可能会以彻底失败告终。利沃夫正在满腔热情地研究二价金属离子在噬菌体繁殖中的作用，他也同意我的观点，即，金属离子对核酸结构至关重要。尤其令我兴奋的是，他还认为在大分子精确复制的过程中，或者在两个相似的染色体相互吸引的过程中，某些特定离子可能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除非富兰克林的立场出现180°的大转弯（即不再完全依赖于X射线衍射技术），否则我们这种设想就无法得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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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皇家学会的会议上，没有迹象表明，自从去年12月初与克里克和我发生争论以后，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小组有人曾经提到过金属离子。后来我亲自问了威尔金斯，才知道我们的分子模型夹具被运到他的实验室后就被丢弃到了一边，一次都没有用过。很显然，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不能去强求富兰克林和戈斯林立即动手制作分子模型。如果一定要说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小组发生了什么事的话，那就是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之间的口角与他们访问剑桥大学前相比有增无减。现在富兰克林坚持说，她的实验数据已经证明DNA结构不是螺旋状的。与其说她会愿意听从威尔金斯的安排制作螺旋模型，还不如说她可能会把铜丝模型绕到威尔金斯的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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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威尔金斯问我们，是否需要把夹具送回剑桥大学时，我们的回答是“需要”，同时半真半假地向他暗示，我们需要更多的碳原子，以便制作出可以表明多肽链如何转弯的模型。令我安心的是，威尔金斯对于那些与他们伦敦国王学院无关的事情总是非常坦诚。当时，我确实正在从事烟草花叶病毒的X射线研究工作，这使他确信我不会很快再度对DNA产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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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取道巴黎前往里维埃拉，摄于1952年春天。在写给他妹妹的一封信中（写于1952年4月27日），沃森说：“这里有一张我在巴黎拍的照片。说实在的，这张照片吓了我一跳，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头发变成什么样子了。你猜到了，我很久没有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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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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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8 查加夫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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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坚信我很快就会得到所需的X射线图谱，证明烟草花叶病毒是一种螺旋结构。卡文迪许实验室刚刚安装好一台大功率可旋正极X射线管。利用这台仪器，我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有了这台先进设备，我拍摄照片的速度比使用普通设备快了20倍。因此，在短短一个星期内拍摄的烟草花叶病毒照片，就超过了我以往拍摄的所有照片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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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拍摄的一张烟草花叶病毒X射线衍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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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迪许实验室通常晚上10点钟锁门。虽然看门人就住在隔壁，但是锁门以后就没有人会去打搅他了。欧内斯特・卢瑟福从来不主张学生开夜车，他认为，夏季傍晚之后与其加班加点工作，还不如打打网球。即便是在他去世15年之后，卡文迪许实验室也只为那些加班的人准备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现由赫胥黎掌管，理由是，肌肉纤维是活的，因此研究肌肉纤维时不能按照物理学家的规矩来。在必要的时候，赫胥黎会把钥匙借给我，或者亲自走下楼来帮我打开那扇通向学校自由大道（Free School Lane）的沉重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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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6月的一个深夜，赫胥黎不在实验室，我回去关掉X射线管并冲洗出一张烟草花叶病毒新样品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在将样品倾斜25°左右之后拍摄的。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我将会在这张照片上发现螺旋反射。我刚把仍有些潮湿的底片对着映片灯就知道我们成功了。那些螺旋状的图像是不可能弄错的。现在，我终于可以使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相信，我在剑桥大学绝不是一事无成的。尽管已是午夜时分，我却丝毫不想回到网球场路上的房间去，相反，我满怀喜悦地绕着实验室的后院徘徊了一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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