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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威尔金斯也在场，他显得有些愁眉不展。他是在赴巴西途中路过巴黎，顺便参加这次会议，他将在巴西讲授一个月的生物物理学。[115]我对他来参加这次会议感到有点惊愕，这与他的性情格格不入。2 000名碌碌无为的所谓生物化学家，在雕梁画栋但灯光昏暗的会议厅里进进出出，这种场景他是不可能看得惯的。我们一边聊天，一边走向鹅卵石小路，他问我是否也觉得会上许多演讲都非常冗长乏味。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和索尔・施皮格尔曼（Sol Spiegelman）等少数几位学者，确实算得上热情奔放的演说家。但是威尔金斯认为，一般而言，所有其他演讲都非常枯燥乏味，即使演讲中夹杂着若干值得记下来的内容也很难使人打起精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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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威尔金斯振作起来，我陪他一起去罗伊奥蒙特修道院（Abbayeat Royaumont）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噬菌体会议。这个会议是在国际生物化学会议后举行的。[116]因为马上就要动身前往里约热内卢，威尔金斯只能在这里留一个晚上，不过他还是愿意同那些曾经做过DNA生物实验的人见面聊聊。然而，在开往罗伊奥蒙特的火车上，威尔金斯脸色苍白，既没有心思浏览《泰晤士报》，也没有兴致听我说噬菌体小组的八卦新闻。当我们在西多会修道院（Cistercian monastery）重新装饰过的天花板极高的大房间里安顿下来以后，我就去找自离开美国后就未曾见过面的朋友叙旧了。我本以为威尔金斯马上就会来找我，可他连晚饭也没有去吃。我跑到他的房间，打开灯以后发现他俯卧在床上，头扭向一边（以避开昏暗的光）。他说是因为在巴黎吃下了一些很难消化的东西，不过不用为他担心。第二天早晨，我收到了他的一张便条，上面说他已经完全好了，为了赶上去巴黎的早班车就不来打扰我了，他还对给我添了麻烦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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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奥蒙特修道院航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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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在罗伊奥蒙特修道院举行的会议的与会者合影。沃森穿着短裤坐在地上（前排右起第三个），摄于195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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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里斯·怀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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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中午时分，利沃夫告诉大家，鲍林第二天会来这里停留几个小时。我立即开动脑筋，思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在午餐时坐在鲍林旁边。然而事实证明，鲍林此行的目的与科学研究毫无关系。当时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科学参赞杰弗里斯・怀曼（Jeffries Wyman）[117]是鲍林的至交好友。他认为鲍林和海伦应该会对13世纪质朴而又富于魅力的建筑物非常有兴趣，于是安排他们夫妇到罗伊奥蒙特修道院参观。上午休会期间，在寻找安德烈・利沃夫时，我看到了怀曼，他的面庞消瘦而极具贵族气质。鲍林夫妇也来了，他们很快开始和德尔布吕克夫妇交谈起来。在德尔布吕克提到一年后我将去加州理工学院时，我才有机会和鲍林简短地交谈了一会儿。话题围绕着我未来在帕萨迪纳继续利用X射线研究病毒的可能性展开，关于DNA的研究则只字未提。当我把伦敦国王学院研究小组拍的X光照片拿出来给他们看时，鲍林却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他的同事们做的关于精确的氨基酸X射线图谱的工作，对于我们了解核酸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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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海伦的交谈则深入得多。当她得知我明年仍将留在剑桥大学时，她跟我谈到了她的儿子彼得・鲍林（Peter Pauling）。我知道，布拉格爵士已经同意让彼得跟随肯德鲁攻读博士学位。彼得患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单核细胞增多症，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时学业也相当糟糕，但是，肯德鲁并不想拒绝鲍林让儿子跟着他读博的愿望，特别是在他得知彼得和他的金发妹妹经常会举办各种迷人舞会的情况下。这样说吧，如果琳达・鲍林（Linda Pauling）去看望她的哥哥彼得，那么他们肯定会给剑桥大学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那个时候，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学生梦寐以求的就是娶琳达为妻，因为这样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至于彼得，他也有很多真假难辨的传闻，主要是说他经常流连于花丛。但现在海伦却把彼得夸上了天，说他是一个极好的小伙子。海伦说，每个人都会像她那样乐于和彼得相处，我对此保持沉默，不相信彼得也能够像琳达那样为我们实验室做出“很大贡献”。在鲍林招呼说他们该走了的时候，我对海伦说，我一定会尽力帮助她儿子适应剑桥大学研究生饱受约束的生活。[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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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家人的照片，包括鲍林本人、彼得、克雷林（Crellin）、琳达和海伦，不过鲍林的长子小莱纳斯不在其内，摄于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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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主办方在爱德华・德・罗斯柴尔德（Edmond de Rothschild）男爵夫人的桑苏西（Sans Souci）乡村别墅中举行了一个大型花园派对，以此为这次噬菌体会议画上一个句号。[119]穿什么衣服去参加这个派对对我来说是一个大难题。在国际生物化学会议前夕，我乘坐火车时睡着了，结果行李物品全被偷走了。我手头只有一些临时在军用消费合作社买来的衣服，是我为接下来到意大利阿尔卑斯山游览准备的。[120]我曾经穿着短裤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烟草花叶病毒的讲演，这使我觉得很舒服。但这也让法国代表团担心我可能会穿着同样的短裤参加无忧宫的大派对。不过后来我借到了一套西装和配套的领带，当司机把我们送到那幢高大的乡村别墅前让我们下车时，我至少在表面上颇有点像模像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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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苏西别墅，派对举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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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写给妹妹的明信片，写于1952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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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派对现场后，我和索尔・斯皮格尔曼（Sol Spiegelman）径直朝一个手里端着熏桂鱼和香槟酒的男仆走去。几分钟之内，我们就领略到了贵族阶层的社交生活方式。[121]在我们即将登上汽车离开那里之前，我溜进一间挂满了哈尔斯（Hals）和鲁本斯（Rubens）画作的客厅。在那里，男爵夫人正对几位客人说，像他们这样的贵宾能够光临，令她感到由衷的高兴。可是她也觉得很遗憾，因为剑桥大学那个疯狂的美国人没有来参加派对并活跃气氛。她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那时我还觉得非常迷惑不解，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利沃夫事前提醒过男爵夫人，派对上将会出现一个不修边幅且脾气古怪的客人，因此男爵夫人并不知道我参加了派对（因为我穿了正装）。因此，我从初次和贵族打交道的经历中学到的经验非常清楚：如果我的行事风格与所有其他人完全一样，那么很可能当初就不会被她邀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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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度假，摄于195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