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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迪和戈尔德1948年发表在《皇家天文学会月报》上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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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假说并不是格里菲斯本人的原创。事实上，近30年来，这个理论一直在那些对基因复制感兴趣的理论遗传学家当中流传着。这种理论认为，基因复制需要生成一个补体（负本），其形状与原体（正本）的表面相吻合，这种关系就像一把钥匙与一把锁。在一个新的正本合成时，这个互补的负本就可以起到模板的作用。但也有少数理论遗传学家不相信这种互补复制理论，赫尔曼・穆勒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代表，他深受一些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的影响，特别是帕斯夸尔・乔丹（Pascual Jordan）。这些理论物理学家认为，存在使同类物体相互吸引的力量。[108]然而，鲍林却不赞同这种理论，他尤其反对量子力学支持这种理论的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鲍林曾与德尔布吕克（他使鲍林注意到了乔丹的论文）合作，一起给《科学》杂志写了一篇短文，坚定地声称量子力学是支持合成互补体的基因复制机制的。[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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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强烈主张，问题的答案不能从那些特别的氢键中去找，因为这些氢键无法提供DNA结构必不可少的确切的专一性，正如化学家一再向我们的朋友们强调的，嘌呤碱基和嘧啶碱基中的氢原子并没有固定位置，相反，它们可以随机地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克里克觉得，DNA的复制与碱基平面之间的特殊吸引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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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夸尔・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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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格里菲斯能够计算出这种力。如果关于DNA复制的互补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他应该能够计算出结构不同的碱基之间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如果直接复制确实存在，那么他应该能够计算出相同碱基之间的吸引力。于是，在分开时，大家都同意先由格里菲斯试试这样的计算是否可行。几天后，当他们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喝茶的人群中突然相遇时，格里菲斯告诉克里克，初步的计算结果表明，腺嘌呤的平面和胸腺嘧啶的平面应该是粘在一起的，而且鸟嘌呤和胞嘧啶之间的吸引力也可以利用这个思路来解释。[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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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和德尔布吕克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关于分子互补性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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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菲斯给克里克的一封信中的一幅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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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立刻就得出了答案，这就是碱基对规律，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查加夫以前就已经证明，这种规律是以数量相同的不同碱基形式出现的。克里克激动地告诉格里菲斯，我最近一直在跟他嘀咕查加夫得到的一些古怪的实验结果。尽管在那一刻，克里克还不能立即断定涉及的是不是同一些碱基，但是他答应，这些资料一经核实，他就立即把结果告诉格里菲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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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时，我向克里克证实，他确实没有记错查加夫的实验结果。不过，他在听我说的同时还在阅读格里菲斯的量子力学论文，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这是因为，一方面，克里克知道格里菲斯在受到压力时将不会强有力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为了使计算得以进行，在必要的时候格里菲斯还可能会忽视许多变量。另一方面，既然每个碱基都有两个平面，那么就必须说明为什么只有其中一个被选中了，但是现在还找不到理由来说明这一点。此外，也不能排除查加夫给出的规律可能与遗传编码有关的观点。特定的核苷酸组必然以某种方式对特定的氨基酸编码。还可以设想，腺嘌呤的数量与胸腺嘧啶数量相当，这种现象可能与某种决定碱基排列顺序的尚未发现的规律有关。除此之外，马卡姆还断言，如果查加夫认为鸟嘌呤和胞嘧啶数量相当，他可以同样有把握地否认这种现象。在马卡姆看来，查加夫的实验方法对胞嘧啶的实际数量的测度必定偏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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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7月初的一天，克里克仍然不打算抛弃格里菲斯的理论构想。那一天，肯德鲁来到我们的新办公室告诉我们，查加夫最近要来剑桥大学停留一个晚上。肯德鲁已经为他在彼得学院（Peterhouse）安排好了晚餐，肯德鲁邀请我和克里克在晚些时候到他屋里去和查加夫一起喝几杯。席间，肯德鲁有意把话题扯开，尽量不涉及实质性问题，对克里克和我可能想通过建造模型来探索DNA结构的消息也只是略微透露了一点。查加夫是一位世界闻名的DNA专家。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对我们这些梦想在竞赛中胜出的“黑马”并没有怎么在意。后来，当肯德鲁提到我并不是一个一般的美国人之后，他就更加相信自己遇到的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家伙了。他快速地瞄了我一下，以证实自己的直觉。很快查加夫就开始嘲弄起我的发型和口音来了，说我既然来自芝加哥，那么也就只能如此这般了。我尽量彬彬有礼地告诉他，我之所以留长发是为了避免和美国空军人员混淆起来。当然，我这种回应方法恰恰证明了，我确实还不怎么懂人情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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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克里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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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加夫的巧妙引导之下，克里克不得不承认自己不记得四种碱基在化学性质上的差异，这个时候，查加夫对我们的轻蔑达到了顶点。在克里克提到格里菲斯的计算结果时，气氛才稍微缓和下来。因为记不清究竟哪种碱基才含有氨基，所以克里克无法准确地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进行论证，最后他不得不请查加夫写出它们的结构式。尽管克里克后来反驳道，他随时可以查到这些资料，但查加夫最终仍然不相信我们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他也不相信我们知道怎样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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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查加夫那个充满了对我们的嘲弄和蔑视的脑袋中想的是什么，都得有人去解释他的实验结果。因此，第二天下午，克里克就急匆匆地跑到格里菲斯在三一学院的住处，希望当面搞清碱基对的计算结果。听到里面说“请进”后，克里克就推门进去了，结果却发现格里菲斯正和一位姑娘待在屋里。他马上意识到那不是谈论学术问题的时候。克里克请格里菲斯再介绍一下计算得到的碱基对数据后就知趣地退了出来。在把格里菲斯的话记在一个信封上后，克里克离开了三一学院。我在那天早晨动身前往欧洲大陆了，所以克里克只好独身一人到哲学图书馆去查找资料，以消除对查加夫的结果的最后一些疑虑。掌握了这两方面的信息之后，他打算第二天再去格里菲斯那儿，但转念一想，他就意识到格里菲斯近来的兴趣并不在这里。女人与科学，正如鱼与熊掌，二者往往不可得兼。这一点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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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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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9 群英会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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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两个星期后，我和查加夫又在巴黎见面了。我们俩都在那里出席国际生物化学大会。经过巴黎索邦大学黎塞留大厅（Salle Richelieu）外的庭院时，他略带嘲讽地对我冷冷一笑，算是对和我认识的唯一表示。那天，我一直在寻找德尔布吕克的身影。在我离开哥本哈根去剑桥大学前，他曾为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找了一个研究员职位，并为我安排好了1952年9月开始的由脊髓灰质炎基金会（Polio Fundation）提供的奖学金。这年3月，我曾给德尔布吕克写信，要求在剑桥大学再停留一年。他毫不迟疑就答应把我的奖学金转到了卡文迪许实验室。德尔布吕克如此爽快实在太难得了，令我非常开心，要知道他自己仍然不能肯定以鲍林那种方式进行结构研究是否真正有价值。[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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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将烟草花叶病毒螺旋结构的照片带在了身边。这一次我非常确信，德尔布吕克一定能够完全理解我为什么会如此热爱剑桥大学。然而，德尔布吕克只和我交谈了几分钟，我的话并没有使他的观点发生根本性改变。我先提纲挈领地说明了烟草花叶病毒如何构成一个整体，对此他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我又匆匆忙忙地描述了我们试图通过制作模型研究DNA结构的设想，他还是显得无动于衷。只有在我强调克里克才智过人时，他才好像有所触动。然而糟糕的是，后来我说克里克的思想方法与鲍林非常类似，但在德尔布吕克看来，没有任何一种化学思想能与遗传杂交相媲美。那时夜已经有点深了，遗传学家鲍里斯・埃弗吕西（Boris Ephrussi）在聊天时突然提到我为什么如此喜欢剑桥大学的事情，德尔布吕克听到后非常厌恶地连连摆手。[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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