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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在研究DNA结构的这场竞赛中，鲍林看来还不至于构成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彼得带来的内部消息可以说明这一点。他说他父亲正热衷于研究头发蛋白，即角蛋白的α-螺旋问题。然而，对克里克本人来说这却不是什么好消息。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了搞清楚α-螺旋究竟如何盘绕成卷曲螺旋状，他时而欢欣鼓舞，时而垂头丧气。主要困难在于，他的数学计算过程没有达到十分严密的程度，当别人的追问很深入时，他就会承认自己的论证过程仍有模糊之处。他很清楚，目前他面对的局势是，鲍林的解释虽然不比他的解释更加高明，但是卷曲螺旋领域的所有荣誉仍然有可能尽归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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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决定最后再拼一下，于是他停止了手头的实验（那是他的博士论文所必需的），以便全力以赴解决卷曲螺旋的数理方程问题。终于，他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这至少应部分归功于克莱塞尔的帮助，那个周末克莱塞尔刚好到剑桥大学来找克里克。很快地，克里克就写好了准备投给《自然》杂志“通讯”栏目的论文，并把它交给了布拉格爵士，请他转给《自然》杂志的编辑。投稿信中还附了一张希望尽快发表的便条。如果编辑从权威人士口中得知，某位英国学者写了一篇非常出众的论文，他们通常都会尽可能地安排在第一时间发表。克里克很幸运，即使他这篇论文不能赶在鲍林的论文之前发表，至少也能享受到“尽快发表”的待遇。[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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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和科里关于角蛋白的α-卷曲螺旋的论文中的插图。左图（Fig 1）表明，α-螺旋多肽链遵循一种更大的螺旋构型；右图（Fig 2）则说明了α-螺旋是如何盘绕成“三股线”和“七股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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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剑桥大学内外承认克里克是一个天才的人就更加多了。不过还是有人坚持认为，克里克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台引人发笑的说话机器”。无论别人怎么看，克里克一眼就能看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的能力实在令人惊叹。那年初秋，戴维・哈克（David Harker）邀请克里克到布鲁克林去工作一年，这件事也说明他的名声确实与日俱增。当时，哈克已经筹集到了100万美元用于解决核糖核酸酶的结构问题，正在四处招揽人才。哈克给克里克的承诺是年薪6 000美元，这在奥迪尔看来已经是非常大方了。[129]可是正如我们可以预料到的，克里克的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关于布鲁克林那边的实验室向来都有许多风言风语，那不会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另一方面，对于他这个从未去过美国的人说来，接受这份工作可能意味着一个很好的落脚点。在此基础上，他今后将有可能到其他更加理想的地方去。而且，如果布拉格爵士获悉克里克将离开卡文迪许实验室一年，那么他肯定更有可能同意佩鲁茨和肯德鲁的要求，即让克里克在提交了博士论文后再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继续工作3年。不管怎样，最明智的决定是先暂时接受这个邀请。于是，克里克在10月中旬给哈克写了封回信，答应明年秋天去布鲁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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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意渐浓，我仍然在为细菌交配问题而着迷。那段时间我经常去伦敦，在哈默史密斯医院的实验室里与比尔・海斯讨论。[130]也有那么几次，我在回剑桥大学之前，会拉着威尔金斯一起去吃晚饭，这时候，DNA结构问题就又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段时间，每到下午威尔金斯就会悄悄溜出去。实验室的人还以为他可能交了女朋友。后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他是利用下午时间到体育馆去学习击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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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的关系仍然像往常一样糟糕。威尔金斯刚从巴西回来见到富兰克林时，就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肯定不会错）：富兰克林认定，与威尔金斯的合作是不可能的——甚至比以前更加不可能。为了缓和矛盾，威尔金斯甚至转移了自己的工作重心，即采用干涉显微镜来探索测量染色体的方法。让富兰克林另谋高就的问题已经摆到了威尔金斯的老板兰德尔的桌面上，但是，要最终解决此事最快也得再等上一年。仅仅因为富兰克林嘴角永远挂着冷笑就解雇她肯定是行不通的。[131]况且，富兰克林的X射线照片也确实拍得越来越漂亮了。然而，仍然没有迹象表明她对螺旋的兴趣有任何变化。另外，富兰克林还坚持认为，有证据表明糖和磷酸骨架是在分子的外部。要判断这个论断是否有科学根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克里克和我仍然无法接触他们的实验数据，因此，我们最好还是保持开放的心态。于是，我又把精力集中到对细菌性别的研究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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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哈默史密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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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写给伯纳尔的信，信中讨论了她到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任职的事情。这封信的年份（“1952”）是阿伦·克卢格（Aaron Klug）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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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21 鲍林来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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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住进了克莱尔学院（C1are College）。在我来到卡文迪许实验室之后不久，佩鲁茨把说我成是一名研究生，从而让我挤进了克莱尔学院。说我打算再读个博士学位当然是无稽之谈，可只有利用这个借口我才可能在克莱尔学院获得一间宿舍。说真的，克莱尔学院之好出乎我的意料。这不仅是因为克莱尔学院位于剑桥大学之内，有着精致的花园，还因为它为美国人想得特别周到。这一点是我之后才知道的。[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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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进入克莱尔学院之前，我差一点进入了基督学院（Jesus College）。当时，佩鲁茨和肯德鲁都认为我无须等待多久就有可能被某个规模较小的学院接收为研究生，因为相对而言，小学院研究生的数量比那些更有名、更有钱的大学院（如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要少。佩鲁茨去询问了物理学家丹尼斯・威尔金森（Denis Wilkinson），想要知道他所属的学院是否还有空余的留学生名额。威尔金森当时是基督学院的教授，第二天，他就告诉佩鲁茨，基督学院愿意接收我，还告诉我应该找个时间去了解一下入学手续。[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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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学院大楼前，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雕塑的双螺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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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与基督学院的学监谈了一次话后，我就决定另找其他学院了。这个学院的研究生之所以极少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学院一向有着严苛的名声，它不接收住宿研究生，我要是进入这个学院，唯一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先交一大笔学费，但是我并不是真的要拿一个博士学位啊。与此相反，克莱尔学院研究古典文化的指导教师尼克・哈蒙德（Nick Hammond）却为来自国外的研究生描绘了一个更加绚丽多彩的前景。他说，我从第二学年起就可以搬进学院里住了，而且，我还可以在克莱尔学院遇到好几位来自美国的研究生。[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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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姆饭馆，沃森经常到这里吃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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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剑桥大学的第一年，我是和肯德鲁夫妇一块住在网球场路的，并没有经历过多少学院生活。注册成为克莱尔学院的研究生之后，我在餐厅吃了几顿饭，每天晚上供应的几乎都是相同的、难以下咽的饭菜：褐色的不明来历的汤、全都是筋的肉，还有味道极重的布丁等。把这些东西勉强咽下去至少需要10到12分钟，而且在此期间，整个餐厅里几乎看不到其他人。第二年，当我住进了克莱尔学院纪念广场R号楼的宿舍时，我仍然不愿在学院吃饭。惠姆饭馆的早餐营业时间要比克莱尔学院餐厅长得多。在那里，只需花三先令六便士，我就能找到一个还算暖和的座位边吃早饭边看看《泰晤士报》，与此同时，我也经常看到许多戴着平顶帽的三一学院学生在那里翻阅《每日电讯报》或《新闻年鉴》。要想在镇上吃到一顿称心的晚餐就更加困难了。阿茨餐馆和巴斯旅馆的饭菜虽然不错，但价格昂贵，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我才会偶尔去一次。如果奥迪尔或伊丽莎白・肯德鲁没有邀请我去吃晚饭，那么我只好去当地的印度餐馆或塞浦路斯餐馆，勉强吞下侍者端给我的像毒药一样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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