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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配好药后，我来到了克里克和奥迪尔的新居楼下，希望和奥迪尔聊聊八卦新闻以减轻我的胃痛。在那之前不久，克里克夫妇已经从“翠扉”搬到了“葡萄牙地”（Portugal Place）附近一处较大的寓所。那幢楼房底下几层原有的沉闷的墙纸已经完全剥落了，而奥迪尔正忙于为其中一个房间赶制帘子，这个房间很大，可以隔出一个浴室。她给我端了一杯热牛奶。一开始，我们谈到了彼得・鲍林的趣闻，他垂涎于佩鲁茨的女管家，一个名叫尼娜（Nina）的丹麦姑娘，接着又谈到了我怎样才能与在斯克鲁普巷八号开高级供膳寄宿处的卡米尔・普赖尔（Camille Prior）拉上关系的事情。其实，普赖尔那里的伙食并不比克莱尔学院食堂好多少，但许多在剑桥大学进修英语的法国姑娘都住在那里，那绝对是另外一回事！[136]然而，要想坐到普赖尔的餐桌边，直接去求肯定是不行的。奥迪尔和克里克都认为，要想在那里谋得一个座位，最好的策略是提出跟普赖尔学法语。她过世的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是一位法语教授。要是她看中了我，她就会邀请我去参加她举办的酒会，那样我就可以不时见到那些外国姑娘了。奥迪尔答应帮我打电话联系一下，看我是不是可以去跟普赖尔学习法语。后来，我骑自行车回了克莱尔学院，一路上一直在想着这次我的胃痛应该会好起来了吧。[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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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宿舍后，我马上点起了火炉，但是我知道，在上床之前这个房间是不会暖和起来的。我的手冻得抓不住笔，只得紧紧靠在壁炉边上取暖，同时想象着几条DNA链怎样才能以美好而又科学的方式折叠在一起。但没过多久，我就不想更多地考虑这个分子层面的问题了。我转过头来做了一件更加容易的事情，即阅读有关DNA、RNA和蛋白质合成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生物化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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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时所有的证据都使我相信，DNA是一个模板，RNA链就是在它上面合成的；而RNA链又是蛋白质合成模板的理想候补者。另外，一些利用海胆完成的实验也给出了一些含糊的资料，它们似乎表明DNA可以转化为RNA。但我却宁愿相信另外一些实验的结果，这些实验证明DNA分子一旦合成就非常稳定。“基因永存”这个想法听上去似乎相当合理。因此，我在书桌上方的墙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DNA—＞RNA—＞蛋白质”。这里的箭头并不表示化学转化，只是用来表明遗传信息从DNA分子的核苷酸序列流向蛋白质分子的氨基酸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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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睡的时候，我还在沾沾自喜地觉得自己已经搞清了核酸和蛋白质合成之间的关系。可是第二天起床穿衣时，房间内寒冷彻骨，我的头脑又清醒起来。是的，标语式的口号不能代替DNA结构。要是拿不出DNA结构模型，在附近那家酒吧里经常会遇到的生物化学家们就会进一步认定，克里克和我永远不可能懂得生物学复杂性的根本意义。更糟糕的是，如果克里克不再考虑蛋白质卷曲螺旋结构，我也不再研究细菌遗传学，我们就仍然会在一年前的位置上原地踏步。很多次在饭馆吃饭时，我们俩都绝口不谈DNA问题，只是饭后在后院散步时还偶尔会提到基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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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几次，我们散步时又谈到了DNA，而且激发起了我们的热情，于是回到办公室后，我们又摆弄起模型来。但是每一次，克里克都会立刻发现，散步时给了我们一线希望的推理其实只会把我们引入死胡同。于是，他又回过头去钻研血红蛋白的X射线图谱了，因为他的博士论文离不开那些图谱。至于我，虽然通常能够独自坚持工作半小时或更长时间，但是没有克里克在一旁讨论和鼓励，我就无法解决DNA的三维结构问题，这一点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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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关于DNA-RNA-蛋白质关系的早期思考，记录于195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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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要与彼得・鲍林合用一间办公室，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愉快的。他是肯德鲁的研究生，当时住在彼得豪斯宿舍。在研究工作没什么进展时，由于办公室有了彼得，我们就能够对英国、欧洲大陆和加州等地的女孩子的品貌展开“比较分析”了。12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彼得慢悠悠地晃进办公室，坐下来把双脚搁在了桌子上，他笑得龇牙咧嘴的，与他那张帅气的脸庞一点也不相称。他手里拿着一封来自美国的信，那是他在回彼得豪斯宿舍吃午饭的路上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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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思考DNA结构时留下的笔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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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来自彼得的父亲莱纳斯・鲍林。信中除了一些家庭琐事之外，还包括了一条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害怕听到的消息，那就是鲍林现在已经提出了一个关于DNA结构的设想。[138]，[139]但信中对鲍林具体做了什么，接下来会怎么做等细节却一点都没透露。这封信在我和克里克手中传来传去，我们两个越看越泄气。克里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边思考边自言自语，他希望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灵感，把鲍林已经得到的结果一一重构出来。鲍林并没有把他的结果告诉我们，因此，如果我们与他同时宣布发现了DNA结构，我们还是可以与他分享同等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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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思考DNA结构时留下的笔记（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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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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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赫胥黎、亚历克斯·里奇（Alex Rich）和奥迪尔·克里克在“葡萄牙地”19号克里克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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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直到我们上楼喝茶，并将有关这封信的消息告诉佩鲁茨和肯德鲁之后，我们依然没有想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布拉格爵士也进来了一会儿，但是我们谁也不想去享受那种反常的快乐——告诉他我们这个英国实验室可能又要在美国人面前丢脸了。当我们嚼着巧克力饼干的时候，肯德鲁还在给我们打气，说鲍林的发现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他毕竟没有看到过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的X射线照片。但是我们的内心仍然忐忑不安，唯恐事实正好相反。[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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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纳斯·鲍林写给兰德尔的信，信中谈到了他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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