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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和戈斯林发出的“公告”，宣称DNA螺旋结构“已死”，发布于1952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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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富兰克林也对威尔金斯发过飙。那是在他的办公室里，在他们的辩论过程中富兰克林差点动起手来；当威尔金斯想逃开时，富兰克林又堵住了门口，直到最后富兰克林才放了他。而且，那一次没有第三人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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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国王学院进行的DNA衍射实验的记录本中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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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富兰克林的正面冲突使我对威尔金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在，我自己也亲身体验过了，这让我更加理解他在过去两年里所遭受的精神上的折磨。威尔金斯现在几乎完全把我当成了一个亲密伙伴，而不仅仅是点头之交了（对泛泛之交的过度信任，只会造成令人痛若的误解）。使我吃惊的是，威尔金斯向我透露，在助手赫伯特・威尔逊（Herbert Wilson）的协助下，[147]他一直在悄悄地重做富兰克林和戈斯林的某些X射线工作。[148]，[149]这样一来，威尔金斯要全面开展DNA研究工作，就不需要很长的准备时间了。而且，他还透露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秘密：自仲夏以来，富兰克林就已经取得了可以证明DNA有一种新的三维构型的证据——当DNA分子被大量水包围起来时，就会出现这种构型。当我问这种构型究竟是什么样子时，威尔金斯立刻就从隔壁房间里拿出了一张他们所称的B型结构的照片给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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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拍摄的X射线衍射照片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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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到那张照片，我立即惊得目瞪口呆，心跳也加快了很多。无疑，这个图谱比他们以前得到的A型图谱要简单得多。而且，呈现在照片上的那种醒目的交叉形的黑色反射线条只有螺旋结构才有可能形成。在只有A型照片的时候，我们对螺旋结构的存在的论证永远不可能是直截了当的，而且，对存在的到底是哪一种螺旋对称性的认识也含糊不清。而在有了B型DNA的情况下，只要看一下相应的X射线照片，就能得到不少至关重要的螺旋参数了。不难想象，只要花几分钟计算一下，就能确定分子内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了。我追问威尔金斯他们利用B型照片做了些什么工作。他告诉我，他的同事布鲁斯・弗雷泽很早以前就一直在认真研究一个三螺旋模型，但是迄今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150]威尔金斯也承认，有关螺旋结构的证据现在已经不容置疑了——斯托克斯-科克伦-克里克理论明确指出，DNA结构中必定存在螺旋——但是这一点对威尔金斯说来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毕竟，他也在很久以前就认为DNA是螺旋结构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现在依然没有一个关于螺旋结构的具体假说，一个能够把碱基有规律地安排在螺旋内部的假说。当然，这也意味着富兰克林提出的碱基在中心、骨架在外面的设想是对的。威尔金斯对我说，在这一点上他深信富兰克林是正确的，但是我仍然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我和克里克仍然没有看到确切的证据。[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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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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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弗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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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吃晚饭的路上，我又谈起了鲍林的论文草稿，并且强调我们不能将太多时间花在嘲笑鲍林的错误上，那很危险。我们最多只能认为鲍林犯了一个错误，而不能认为他像个傻瓜，这才是一种更加保险的态度。虽然说鲍林现在还没有发现自己的错误，但他也有可能很快就会发现，到那时，他必定会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来加以补救。如果鲍林再派一个助手去拍摄DNA照片，那么就更危险了，因为在加州理工学院，DNA的B型结构也肯定会被发现。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最多一个星期，鲍林就会解决DNA结构问题。[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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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并没有表现出很激动的样子。我一再强调DNA结构问题随时都有可能迎刃而解，这股唠叨劲简直比得上前段时间的克里克了。多年来，克里克一直试图告诫威尔金斯什么工作才是重要的。但是，威尔金斯在考虑自己的人生目标时越冷静，就越明白根据自己的预感行事才是最明智的。饭店里的侍者弯着腰站在威尔金斯身后，等待我们点菜，但威尔金斯仍在竭力说服我，如果我们对科学发展方向的看法完全相同，那么任何事情都将迎刃而解，届时我们也就用不着多费心思，只要当好工程师和医生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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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号照片。这是一张B型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威尔金斯给沃森看的就是这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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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鲍林写给他父亲的信，写于1953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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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上齐以后，我想把话题转移到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上来。我认为，只要测量一下位于第一、二层线上的深部反射位置，就可以把我们引入正轨。可是，威尔金斯却一直吞吞吐吐，他的回答完全文不对题，因此我无法确定他究竟是说伦敦国王学院没有人会测量这些反射，还是他只是想趁饭菜还热时多吃点。我勉强地扒着饭，心里想着等喝完咖啡，在陪威尔金斯回公寓的路上，我应该能从他嘴里得到更多的细节。但在喝掉我们点的那瓶夏布利白葡萄酒后，我已经有些醉了，对获取最可靠的事实的热情也大为下降。在我们离开饭店穿过牛津大街时，威尔金斯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他想在某个比较安静的地段买一套不那么幽暗的公寓。[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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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剑桥大学的火车上，我在阴冷的、几乎感觉不到暖气的车厢里，凭着记忆在报纸的空白处画出了B型DNA结构图。火车哐当哐当地向前奔驰着，我必须在双链模型和三链模型之间做出选择。就我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小组之所以对双链模型不感兴趣并非毫无理由。这取决于DNA样品的含水量，而且他们承认这个数值可能有很大的误差。下火车后，我骑自行车回到了克莱尔学院，大门已经关闭，我只得从后门爬了进去。直到这个时候，我才下定决心要制作一个双链模型。克里克肯定会同意的，虽然他是个物理学家，但是他懂得重要的生物对象都是成对出现的。[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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