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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吃晚饭的路上，我又谈起了鲍林的论文草稿，并且强调我们不能将太多时间花在嘲笑鲍林的错误上，那很危险。我们最多只能认为鲍林犯了一个错误，而不能认为他像个傻瓜，这才是一种更加保险的态度。虽然说鲍林现在还没有发现自己的错误，但他也有可能很快就会发现，到那时，他必定会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来加以补救。如果鲍林再派一个助手去拍摄DNA照片，那么就更危险了，因为在加州理工学院，DNA的B型结构也肯定会被发现。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最多一个星期，鲍林就会解决DNA结构问题。[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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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并没有表现出很激动的样子。我一再强调DNA结构问题随时都有可能迎刃而解，这股唠叨劲简直比得上前段时间的克里克了。多年来，克里克一直试图告诫威尔金斯什么工作才是重要的。但是，威尔金斯在考虑自己的人生目标时越冷静，就越明白根据自己的预感行事才是最明智的。饭店里的侍者弯着腰站在威尔金斯身后，等待我们点菜，但威尔金斯仍在竭力说服我，如果我们对科学发展方向的看法完全相同，那么任何事情都将迎刃而解，届时我们也就用不着多费心思，只要当好工程师和医生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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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号照片。这是一张B型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威尔金斯给沃森看的就是这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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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鲍林写给他父亲的信，写于1953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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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上齐以后，我想把话题转移到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上来。我认为，只要测量一下位于第一、二层线上的深部反射位置，就可以把我们引入正轨。可是，威尔金斯却一直吞吞吐吐，他的回答完全文不对题，因此我无法确定他究竟是说伦敦国王学院没有人会测量这些反射，还是他只是想趁饭菜还热时多吃点。我勉强地扒着饭，心里想着等喝完咖啡，在陪威尔金斯回公寓的路上，我应该能从他嘴里得到更多的细节。但在喝掉我们点的那瓶夏布利白葡萄酒后，我已经有些醉了，对获取最可靠的事实的热情也大为下降。在我们离开饭店穿过牛津大街时，威尔金斯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他想在某个比较安静的地段买一套不那么幽暗的公寓。[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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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剑桥大学的火车上，我在阴冷的、几乎感觉不到暖气的车厢里，凭着记忆在报纸的空白处画出了B型DNA结构图。火车哐当哐当地向前奔驰着，我必须在双链模型和三链模型之间做出选择。就我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小组之所以对双链模型不感兴趣并非毫无理由。这取决于DNA样品的含水量，而且他们承认这个数值可能有很大的误差。下火车后，我骑自行车回到了克莱尔学院，大门已经关闭，我只得从后门爬了进去。直到这个时候，我才下定决心要制作一个双链模型。克里克肯定会同意的，虽然他是个物理学家，但是他懂得重要的生物对象都是成对出现的。[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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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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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24 开始制作双螺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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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星期六早晨，克里克也许并没有躺在家里的床上翻阅《自然》杂志。他可能在照料他的女儿们：克里克左边为杰奎琳（Jacqueline），右边为加布里埃尔（Gabri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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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几乎是冲进佩鲁茨的办公室的，因为我急于把获悉的情况告诉他。布拉格爵士正巧也在那儿。那天是星期六，克里克还没来（也许他还躺在床上翻阅早上刚刚收到的《自然》杂志呢）。我立即开始向他们描述起B型DNA的具体细节来，还画了一张简略的草图，说明了DNA结构是每34埃沿螺旋轴重复一次的螺旋。不久之后，布拉格爵士就打断我的话，提出了一个问题。于是，我知道我的观点已经得到了认可。我趁热打铁谈起了鲍林的模型，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无所事事，听任鲍林得到第二次机会再次尝试解决DNA结构问题就太“危险”了。我接着提出，我计划在卡文迪许实验室找一个技师来制作嘌呤和嘧啶的模型。说完我停了下来，等着布拉格爵士理清思路后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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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机工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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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爵士不但没有表示反对，反而鼓励我一定要把构建模型的工作做好，于是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很显然，他对伦敦国王学院研究小组的内讧很不以为然，尤其是当这种内讧有可能会给鲍林机会，让他因发现另一个重要分子的结构而享尽风光的时候。谁都可以，就鲍林不行！当然，我在烟草花叶病毒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很重要，它们给布拉格爵士留下了一个印象，即我有能力独当一面。我想，那天晚上他应该可以安然入睡，不再为恶梦所困扰了。布拉格爵士曾梦见由于放任克里克尽情地在别的领域里探索，导致克里克发展到了丝毫不顾大局的地步。我跑下楼冲进了机工车间，告诉那里的技师，我将提供一些模型的设计图，请他们务必在一个星期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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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办公室后不久，克里克就走了进来，他告诉我，昨天的晚餐聚会非常成功。我妹妹带去的法国小伙子把奥迪尔迷得神魂颠倒。我妹妹伊丽莎白一个月前来到了这里，她本来打算在回美国途中来这里逗留暂歇，结果住到了现在。幸运的是，我不但把她安排进了卡米尔・普赖尔的供膳住宿处，而且我自己也可以去那儿与普赖尔以及住在她那里的外国姑娘共进晚餐了。[155]这真是一举两得：不但伊丽莎白用不着去住那些典型的英国宿舍，我的胃病也有望可以减轻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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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伯特兰・富尔卡德也住在普赖尔的供膳住宿处。他可以说是整个剑桥大学最漂亮的男人。富尔卡德打算临时在剑桥大学停留几个月，进修一下英语。当然，对于自己出众的仪容他也并非不自知，因此能够陪同一位穿着打扮并不比他逊色的姑娘（我妹妹）出席朋友聚会，他当然非常开心。刚一听说我们认识这位外国美男子，奥迪尔就高兴得跳了起来。无论是富尔卡德在国王学院广场上悠然漫步的时候，还是他在业余戏剧俱乐部演出幕间休息时风度翩翩地站在那里，只要看到他，剑桥大学里许多女孩子的眼睛就再也离不开他了。在这方面，奥迪尔也是一样。于是，我们干脆让伊丽莎白邀请富尔卡德，请他有空时和我们一起到“葡萄牙地”与克里克夫妇共进晚餐。时间终于安排好了，可那一天我要到伦敦去。于是，当我无奈地注视着威尔金斯慢吞吞地把盘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吃得一干二净时，奥迪尔却在尽情地欣赏着富尔卡德匀称完美的面孔。而富尔卡德则一直大谈特谈不知该选谁作伴的“苦恼”——他打算来年夏天去里维埃拉度假。[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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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奥迪尔和伊丽莎白的合影，摄于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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