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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日子里，有那么几天我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将于11月1日在白宫举行的一个国宴。我是在最后一刻才收到请柬的。虽然国宴是为卢森堡大公夫人举办的，但我更感兴趣的是，通过近距离观察总统夫妇（肯尼迪和杰奎琳）的言行举止，我才发现原来他们的气质和排场与王室相比毫不逊色。更何况六个月前，他们还非常优雅地对获得1961年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表达了敬意和祝贺。因此我想，那天我可能会坐在杰奎琳身边呢。然而这些梦想都被古巴导弹危机无情地击碎了。1963年10月20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发表了全国讲话。没有人会愿意一个人收听这种讲话。我紧张不安地跑到了多蒂家里，通过他们家那台屏幕较大的电视机收看肯尼迪发表演讲。演讲还没结束，我就明白了，形势原来如此严峻，因此我所期待的那个在政治上无关紧要的国宴肯定要被取消了。肯尼迪总统的注意力必定会集中到这些问题上来：面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苏联是否会发动袭击。如果苏联发动袭击，那么核战争就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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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的几天里，我开始担心自己是否能够顺利地在一个月之内抵达斯德哥尔摩。苏联可能会封锁柏林。令我感到高兴的是，不到一个月，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w）就让步了。但重新为卢森堡大公夫人安排国宴已经来不及了，不过，白宫方面仍然希望我在国宴上露面，于是邀请我参加12月举行的欢迎智利总统的午宴。收到白宫的来信时，我感到异常兴奋，但当我打开信封时心立刻凉了下来，因为午宴的日期与诺贝尔奖颁奖周相冲突。我只有寄希望于白宫以后举行国宴时仍会为我留一个席位。然而人都是健忘的，等新的一年到来后，我可能就不再是一个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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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贝尔奖宣布前几个月，我就已经安排好要到芝加哥大学去一趟。但现在，这次旅行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新闻事件，我还得见缝插针地到以前上学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去走走。那天与我一起到霍勒斯曼小学（Horace Mann Grammar School）故地重游的还有格雷塔・布朗（Greta Brown），我在5岁到15岁期间在那里上学，而布朗在那里担任校长一职。此前，布朗已经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我，回忆了我当年观察鸟类的情景，并为我人缘极佳的母亲在世时未能分享我成功的喜悦而感到难过。那天，我在母校讲演时，礼堂里坐满了人。站在讲台上，我又看到了公共事业振兴署留下的那些漂亮的大壁画。第二天，《芝加哥每日新闻》上的大标题《英雄归来》差不多占了整整一个版面，报道中还引用了一个老师对我的回忆：“我记得他个子很小，但是求知欲极其旺盛。”后来，在南岸高中（South Shore High School），我又对着更多的听众发表了一次演讲，听众中有我以前的生物老师多萝西・李（Dorothy Lee）。在高二的时候，她给了我非常多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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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在给霍勒斯曼小学的学生进行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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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我乘坐飞机前往了旧金山，到斯坦福大学发表科学演讲。随后，我又横渡海湾去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唐・格拉泽（Don Glaser）和邦妮・格拉泽（Bonnie Glaser）小聚。两年前，唐・格拉泽因为发明了气泡室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和邦妮・格拉泽原本已经定好了婚期，但为了能够以夫妻身份到斯德哥尔摩领奖，他们把婚期提前了。在写给我的贺信中，邦妮鼓励我去追求一位瑞典公主，她相中的是德西蕾公主（Desiree）。邦妮说，这位公主身材姣好、容貌俏丽，而且比她的两个姐姐更有内涵。既然谈到了这些，我就给他们讲了我收到的另一封来自加州理工学院一个朋友的贺信，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他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而且加了一句揶揄的话：“在那里，沃森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公主，从此他们永远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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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费曼发给沃森的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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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沃森父亲和伊丽莎白的合影出现在了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宣传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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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哈佛大学后，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准备诺贝尔获奖演说上。威尔金斯将讲述的是他如何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实验室里通过实验证实了双螺旋结构，克里克将集中讲解遗传密码，而我讲的是RNA在蛋白质合成中的作用。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过去五年在哈佛大学做的研究，恰恰与将要讲的内容对应。那时，我已经在普莱诗剑桥分店买好了出席颁奖典礼时必须要用的一整套白色行头。普莱诗开在纽黑文的第一家店，一直是耶鲁大学学生定制礼服的首选。来到哈佛不久，我就开始在普莱诗开在奥伯恩山街的分店定制服装，很少有服装适合我皮包骨头的身材，普莱诗品牌的服装恰恰是其中之一。也许是感觉到了我自命不凡的气质，那里的店员还鼓动如簧之舌，很容易就说服我又买了一件毛皮领黑色大衣，他们说它最适合于一些庄重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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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午后，我妹妹到了纽约与爸爸和我会合，准备一起搭乘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航班。根据计划，我们途中将在哥本哈根逗留两个晚上，见一见我和伊丽莎白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住在那里时认识的几个朋友。但在越过大西洋之后，飞行员却发现哥本哈根完全被大雾笼罩住了，根本无法降落，于是我们比原定日期提前两天到达了斯德哥尔摩。过海关的时候，我们享受到了外交代表团的待遇，一辆豪华汽车把我们送到了格兰德旅馆。这家旅馆位于瑞典王宫正对面，建于1874年，从王宫那边看这家旅馆，可以看出我的房间是整个旅馆最好的房间之一。在旅馆里休息了一会后，午餐时间到了，我和爸爸、妹妹一起去吃自助餐，那里有大量的鲱鱼。卡伊・法尔克曼（Kai Falkman）也和我们一起用餐，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瑞典外交官，将陪同我们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周的每一项活动。[215]卡伊告诉我们，四位瑞典公主中最年轻的克里斯蒂娜（Christina）现在还在读高中，待高中毕业后，她可能会去美国一所大学上一年学，而且多半是哈佛大学。于是我顺势承诺，如果她需要，我随时都可以给她讲讲哈佛大学的事情，例如，解释一下拉德克利夫学院与哈佛大学究竟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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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周的第一个正式活动是诺贝尔基金会在瑞典科学院图书馆为本年度所有获奖者举行的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最令人瞩目的人物是约翰・斯坦贝克，他在当天早上刚刚赶到瑞典。尽管他一直渴望获奖，但紧张却盖过了一切，他一直在为第二天晚上的诺贝尔奖获奖演说发愁。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950年的获奖演说实在太精彩了，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斯坦贝克感受到了大家的期望所带来的压力。那天晚上，他和妻子与瑞典文学界名流一起共进晚餐，我则与其他获得科学奖的科学家一起去了优雅的海军军官俱乐部消遣，地点就在船岛上的斯德哥尔摩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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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所有获奖者都要到音乐厅参加彩排，练习当天晚上应该怎样接受国王颁奖。我偷偷地注意了一下这座音乐厅的整体状况。与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必须穿白礼服、打白领结的场面，所以不得不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下午3时45分，伊丽莎白、爸爸和我离开了旅馆，我有充裕的时间到后台与其他获奖者一起准备。4时30分，号角齐鸣，司仪宣布国王和王后大驾光临，他们由其他王室成员陪同，在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演奏的王室赞歌声中款款行至高台前排就座。接着号角再次鸣响，肯德鲁、佩鲁茨、克里克、威尔金斯、约翰・斯坦贝克和我走入场内，坐在靠近前台的座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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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街上接受非正式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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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在接受国王颁奖之前，都有一名德高望重的学者用瑞典语宣读他的学术成就。为了让我们知道每位演讲者的演说内容，他们演讲的内容都已经被提前翻译好并分发给了我们。最后，国王把每个获奖者各不相同的赞辞和用真皮装饰的金质奖章颁发给我们，同时也把支票递给了我们，上面写着每个人应得的奖金数额。从音乐厅出来，我们直接来到了斯德哥尔摩市政厅，这是一座建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辉煌建筑。诺贝尔奖晚宴将在这里举行。市政厅里放着一张很大的长桌，它几乎与这座建筑物的拱形天花板一样长，所有获奖者和他们的配偶、王室成员以及外交使团成员都围坐在这张长桌边上。在桌子的正中央位置，国王和王后相对而坐，我的位置在王后旁边，而肯德鲁、佩鲁茨、克里克、威尔金斯和约翰・斯坦贝克都有公主坐在他们身边。我与威尔金斯的太太和约翰・斯坦贝克的太太不时交谈着。隔桌交谈实在是太困难了，一方面因为桌子实在太宽，另一方面整个金色大厅内有800多人，他们喝了酒后在酒精的刺激下喧哗异常。在晚宴过程中，诺贝尔基金会主席阿恩・提塞留斯（Arne Tiselius）不时提议我们向国王和王后敬酒。随后，国王提议大家静默一分钟来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感谢他的慷慨和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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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者就座，左起依次为：斯坦贝克、威尔金斯、沃森和克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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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尔以及她的女儿加布里埃尔·克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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