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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鲁在写给沃森的明信片中说，可以帮助布拉格爵士重写推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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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事件的高潮出现了，哈佛大学决定学校出版社不能出版这本书，因为它已经造成了“科学界”的分裂。哈佛大学出版社社长汤姆・威尔森那个时候正在准备跳槽，加入一家新成立的名为“阿森纽”（Atheneum，意为“雅典”）的商业出版机构，他决定把《诚实的吉姆》这本书带到他的新东家去出版。这令沃森和哈佛大学都大大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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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阿森纽出版公司的律师也担心这本书可能会因诽谤罪被起诉，他们希望沃森对它的内容和表达形式进行进一步修改。他们的建议全都是“纯技术性”的，琐碎得令人恼火。例如，他们建议将“我从来没有看见弗朗西斯・克里克表现出过谦虚谨慎的态度”这一句，改为从法律上看可辩护性更高的“我永远都不记得，我曾经看见弗朗西斯・克里克表现出过谦虚谨慎的态度。”沃森忍无可忍，最终不得不请著名的言论自由律师伊弗雷姆・伦敦（EphraimLondon）出面说服阿森纽出版公司，《双螺旋》不构成对任何人的诽谤。事实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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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写给沃森的信，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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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写给沃森的信，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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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克写给沃森的信，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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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的单行本在美国出版前不久，它已经在《大西洋月刊》1968年的1月号和2月号上连载完毕了。它的英国版（由怀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公司出版）面世的时间稍晚一些，部分原因是因为沃森要求把原来的封底毁掉重做（原来的封底上有一句话涉及克里克：“你知道吗？有个诺贝尔奖得主讲话时声音极高，以至于听众们会觉得耳朵嗡嗡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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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献给娜奥米・米奇森”的，对此，她非常高兴（娜奥米投桃报李，她后来也把自己写的科幻小说《解决方案三》“献给詹姆斯・沃森，他是第一个提出这种可怕想法的人”）。在见到《双螺旋》成书后，娜奥米第一时间写信给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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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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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你的《诚实的吉姆》终于出版了，我非常高兴（我认为现在的书名更明确、更浪漫一些，它听上去有点像凯尔特人的童话）。我已经看到了很多评论，包括发表在《新科学家》杂志上面的那篇。我真的觉得你的这本书也是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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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双螺旋》这本书竟然使我的孙子格雷姆（Graeme）放弃了拓扑学，转而跟随布伦纳去学了生物学（你发给我第一稿时他就读过了）。无论怎么说这本书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你做了一件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也许你以后都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了，不过那也不要紧，毕竟你这一次已经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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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希望你和克里克马上停止战斗。你们两个似乎都有点傻气。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需要你们去抗争的东西，争这份闲气干什么呢？我知道克里克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也很体谅人，他一定会想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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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卡罗代尔的暖气已经很足了……毯子下面也安装了增温的设备，所以你来这里的话，只管舒舒服服地躺着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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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你，同时也很感激你——你把这本书献给我，着实令我有些受宠若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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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奥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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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甫一出版，评论就铺天盖地而来——无论是在大众媒体上，还是在专业杂志上。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和雅各布・布洛夫斯基（Jacob Bronowski）等学界名流都对它赞不绝口。当然，正如本书附录5表明的，并不是所有的评论都是很正面的。绝大多数书评都收录在了诺顿出版社出版的评述版《双螺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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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比较突出的一篇负面评价来自埃尔文・查加夫，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查加夫不允许诺顿出版社将他的书评收录在评述版《双螺旋》中，但本书附录5转载了这篇书评）。查加夫在书评中声称，佩鲁茨给沃森和克里克看的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的报告是保密的，因此佩鲁茨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而佩鲁茨、威尔金斯和沃森也给《科学》杂志写信，对查加夫的指责进行了回应，这些也收录在了本书附录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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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终于出版了，克里克又有什么反应呢？他很快就将自己先前情绪激烈的反对意见撇到了一边。他与沃森的友谊经受住了考验。1969年夏天，沃森和他的新婚妻子来到了剑桥大学与克里克夫妇小聚。1972年时，克里克甚至同意在BBC拍摄的纪录片《DNA结构的发现》中出镜。他和沃森两人一起到当年在剑桥大学时常去的地方故地重游（其中也包括老鹰酒吧），讲述他们发现DNA奥秘的故事。在这个纪录片中，克里克多次引用了沃森的这本《双螺旋》。两年后，作为发现DNA结构21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克里克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开心地拿《双螺旋》一书的行文风格开玩笑：“我也曾经打算写一本书。虽然我得承认我只是确定了它的书名（《松动的螺丝》），不过，它的第一句我早就已经写好了，我相信它肯定能吸引读者的目光（‘沃森的双手很笨拙，只要看看他剥橘子的样子，任何人就都能看出这一点了。’），但最终我还是没有兴趣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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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克里克还是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命名为《疯狂的探索》（What Mad Pursuit）。在这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那些与DNA结构发现有关的书籍和电影，克里克对《双螺旋》是这样评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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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沃森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曾经把其中的一章读给我听（当时我们正在哈佛广场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饭）。我发现，对于他所叙述的东西，我很难认真对待。我问自己：“到底有谁会想读这样的东西呢？”我真的不知道。多年来，一直专注于解决分子生物学领域的难题，我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禁锢在象牙塔中了。由于我遇到的人都只关心学术问题，所以我也就‘理所当然’地假设其他人也都是这样的。当然，我现在对世事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要一件事情与他比较熟悉或有所了解的其他东西相关，他就可能会对这件事情产生兴趣，尽管他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可能无法保证他真正理解这件事情。说到底，人类行为变幻莫测的特性，几乎是每个人都熟悉的。因此，人们发现，欣赏和体会与竞争、挫折和仇恨有关的故事，要比学习和领会科学发现的细节轻松得多、有意思得多，尤其是当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拉帮结派、勾搭外国女孩以及相互争雄斗胜的场景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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