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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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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70022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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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螺旋（插图注释本） [1]最初，沃森想用威利·西兹对他的这个称呼“诚实的吉姆”作为他这本书的书名（《双螺旋》是后来定下来的书名），见下一页所示的沃森在早期手稿上留下的手迹及本书附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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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卡文迪许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成立于1874年，由德文郡第七代公爵威廉·卡文迪许（WilliamCavendish）出资建成。第一位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实验物理学教授是鼎鼎大名的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其他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教授还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利勋爵（Lord Rayleigh）、约瑟夫·约翰·汤姆逊（Joseph John Thomson）、卢瑟福勋爵、劳伦斯·布拉格和内维尔·莫特（Nevill Mot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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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威廉·劳伦斯·布拉格及其父亲威廉·亨利·布拉格阐明了利用X射线衍射法来分析晶体原子结构的方法，他们两人因此荣获19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诺贝尔奖历史上唯一一个“父子档”。获奖那年，小布拉格只有25岁，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纪录迄今仍未被打破。小布拉格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他正身处战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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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早茶和午茶是英国学术机构的一个惯例。在早午茶期间，实验室的成员或大学院系的老师可以聚到一起，边喝茶边交谈（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吃到点心）。不过，早午茶也可能会固化阶层差异，在某些机构里，只有教授和有正式身份的科学家才能坐在舒适的房间里喝茶，而技术员、秘书和研究生则只能在条件差得多的地方应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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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克里克的漫画肖像，画中展示出了他广泛的兴趣爱好。这幅漫画出自斯特兰奇韦斯实验室（Strangeways Laboratory）的弗雷德里克·斯皮尔（Frederick Spear）之手。1948年前后，克里克在斯特兰韦斯实验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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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每个学院的在编研究员，都要参与该学院的管理，如果克里克成了一个在编研究员，那么他就可以拥有更多的权利（而不是只能每周吃一顿饭），但是这些权利都是有代价的，例如，在编研究员通常必须要给本科生上辅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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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王学院之所以财力雄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在担任学院总务长时经营有方，并且早早就立下遗嘱，要将遗产捐赠给国王学院。然而，这个学院一向被视为左派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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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生命是什么》一书是薛定谔于1944年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举行的系列讲演的基础上写成的。尽管克里克、威尔金斯和沃森本人都深受《生命是什么》一书的影响，但是其他一些生物学家则似乎不为所动。例如，佩鲁茨后来这样写道：“悲哀的是……在对这本书及相关的原始文献进行了细致审读之后我发现，这本书中正确的内容都不是原创的，而原创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不正确的——即使在作者写作这本书时，人们就已经知道它们是不正确的了。”1953年8月12日，在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后，克里克给薛定谔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他们的论文。在信中，克里克提及沃森和他本人都深受《生命是什么》这本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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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请读者不要将伦敦国王学院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混淆起来。伦敦国王学院创办于1829年，目的是提供一个“宗教”的教育场所，这是对1826年创办的“伦敦大学”（即后来的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个回应，因为后者是一个“世俗”的教育场所，招收非圣公会基督徒、犹太人和功利主义者入学。与它的宗教起源相一致，伦敦国王学院的主体建筑内还包括了大型巴洛克式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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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这本书中，沃森认为富兰克林在威尔金斯实验室中的工作是担任威尔金斯的助理，但是事实上，富兰克林直接受雇于约翰·兰德尔（J.Randall），其职责正是主管DNA项目。下一页所示的信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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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埃弗里在他发表的论文中出言谨慎，没有直接宣布DNA就是遗传物质。但是在写给自己的兄弟罗伊的一封信中，他却显得自信心十足（该信写于1943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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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富兰克林声称，她才是DNA项目的负责人，她未来的老板约翰·兰德尔写给她的信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这封信上面标明的日期（1950年12月4日）来看，它是在富兰克林到达伦敦国王学院之前就写好的。正如布伦达·马多克斯（Brenda Maddox）所描述的，这封信“……措辞非常巧妙，许多话都说得模棱两可……它被塞入了一大推半真半假的含义，不久之后，这些含义会在富兰克林面前突然‘爆发’出来……它改变了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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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尔告诉富兰克林，她的主攻方向将是DNA，而不是蛋白质，这种方向的转变正是威尔金斯一再敦促兰德尔的。兰德尔还告诉她，参与DNA项目的人，只有她和他的博士生雷蒙德·戈斯林，后者是一个博士生，当时戈斯林正跟随威尔金斯从事研究工作。兰德尔声称自己没有和威尔金斯讨论过这些安排，尽管这封信的内容暗示，他已经这样做了。 威尔金斯则在多年之后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当富兰克林来到伦敦国王学院时，他正在外地度假，因此没有参加将戈斯林正式调配给富兰克林的那个会议。2003年，威尔金斯的回忆录正式出版，关于这封信，他是这样写的：“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兰德尔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在没有和我们通气的情况下，就给富兰克林写了这封信，告诉她，斯托克和我打算中止利用X射线研究DNA的项目。当戈斯林和我发现了一个明确的晶体X射线图谱后，我们非常渴望继续这项研究工作。而且我在度假期间就已经决定，接下来我将停止其他所有的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到对DNA的研究中去。如果说，兰德尔真的认为我不想继续利用X射线对DNA进行研究，那么他就是在欺骗自己，这也许是因为他太想参与到DNA研究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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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虽然伦敦国王学院的休息室被分隔成了男用和女用两间，但是在兰德尔所在的系，这种“性别歧视”的情况并不存在。雷蒙德·戈斯林在2010年的一个电台节目中也提到：“兰德尔的实验里有许多女性。”另据霍勒斯·弗里兰·贾德森（Horace Freeland Judson）的统计，在1952年12月生物物理学部在册的31位科学家中，女性科学家就占了8位，而且其中一位霍诺尔·费尔（Honor Fell）还担任了资深生物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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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伦敦国王学院的这种情况并不是令当时的富兰克林觉得不如意的唯一原因。她刚刚从法国巴黎回到英国，与巴黎相比，英国似乎在很多方面都显得阴郁沉闷，无论是天气还是战后单调的建筑，又或是整个社会氛围。在1952年3月1日写给朋友安妮·塞尔（Anne Sayre）的一封信中，富兰克林曾经这样写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我的祖国，在我这样一个从国外归来的人眼中显得如此可怕……坦率地说，我觉得我更喜欢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但那是在法国，不是在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