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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0世纪20年代，阿斯特伯里与威廉·亨利·布拉格爵士一起在皇家研究院工作。1928年，阿斯特伯里来到了利兹大学，对各种自然物质（例如，煤炭、毛发和豪猪刺）的结构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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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伦丝·贝尔于1937年加入阿斯特伯里的研究团队，她也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和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系工作过。1939年，她因在DNA领域的研究被授予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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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在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1951年11月14日），沃森这样描述威尔金斯：“……他看上去挺快乐的，有时又显得有点搞笑，因为他所走的每一步，都必须踏准‘中间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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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质量较高的DNA结晶”是由瑞士科学家鲁道夫·塞纳（Rudolph Signer）为威尔金斯准备的。在富兰克林将这些结晶DNA占为已有后，威尔金斯转而使用由埃尔文·查加夫（Erwin Chargaff）制备的DNA，但他发现这些样品根本不能产生结晶纤维，这令他非常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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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马克斯·佩鲁茨和布拉格爵士的这项研究后来于1952年分为三篇论文公开发表。唯一一处对克里克的帮助表示感谢的地方出现在其中一篇论文中：“我们感谢……克里克先生和赫胥黎先生的帮助，后者拍摄了一些本文所需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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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伦敦大学学院的物理学实验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用，它必须与北威尔士大学学院（即现在的班戈大学）物理学系共用研究设施。克里克被征召入伍，进入了海军研究实验室，并被分配到了水雷设计部门，专门负责设计地雷的导管，他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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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希尔是著名生理学家，19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是他建议克里克研究生物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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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托马斯·皮格·斯特兰韦斯（Thomas Pigg Strangeways）于1905年创办了一家研究型医院，并于1912年创办了斯特兰韦斯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建筑被有意地设计为住宅的形式，以便在实验室陷入资金困境时转为住宅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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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在阿瑟·休斯（Arthur Hughes）担任主任的斯特兰韦斯实验室，克里克研究过细胞质的粘度。在组织培养液中的细胞会捕获铁颗粒，而用磁体可以使这些铁颗粒在细胞质里面移动。克里克在《实验细胞研究》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与休斯合作的实验研究，另一篇是他本人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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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在听说克里克将会从事蛋白质结构研究后，希尔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希尔安慰自己说：“……与确实知道生命物质的性质是什么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好事。”克里克在佩鲁茨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是试图对含水量不同的各种结晶体用X射线技术进行分析，以此来搞清楚血红蛋白的结构。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X射线衍射：多肽和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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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布拉格爵士将克里克视为希尔的“门生”。在一封写给希尔的信中（日期为1952年1月18日），布拉格爵士表达了他对克里克的担忧：“我很担心他（克里克）……我担心的是，我们几乎不可能让他定下心来安安静静完成任何工作。我怀疑他是否已经准备了足够的材料去申请博士学位……他本来应该在今年获得博士学位……我想采取一些措施，帮助他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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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弗拉基米尔·范德是一位捷克的晶体学家，他后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月球物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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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科克伦之所以不愿提出螺旋理论，是因为他“……确信不可能用X射线衍射的方法确定蛋白质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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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克里克和前妻多琳·多德（Dorren Dodd）1940年2月18日结婚，当年12月，他们的儿子迈克尔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克大多数时间都留在哈文特的军方机构里，与家人分隔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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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后来，在评论沃森的《双螺旋》手稿时，克里克这样写道：“我一直认为政治这件事很无趣，当然，对那些消息灵通的局内人来说是另一回事。因此，我们从未订过任何一种日报，你在早餐时当然也就看不到《泰晤士报》了。”（摘自1966年3月31日克里克写给沃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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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宝贝”（“popsy”）是对年轻女孩的昵称，它最早出现于186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可爱少女与馅饼》（Pippins＆Pies）的童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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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对一个漂亮女子会对克里克产生的影响，奥迪尔曾经这样描述过：“她一出现，就令克里克语无伦次。他竭尽全力想引起她的注意，这个想法压倒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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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后来，科克伦写道：“实验证据并非来自佩鲁茨的血红蛋白照片。”事实是，在那之前，布拉格爵士曾经给过科克伦一些聚谷氨酸甲酯晶体，科克伦利用它们拍摄了一些照片，得出了可以检验自己和克里克计算结果的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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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来，克里克给沃森写过一封信，否定了《双螺旋》里提到的这个细节，他说，那天晚上没有女人出席品酒会这一事实根本无关宏旨：“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在完成了基本计算之后才去参加那个品洒会的。因此，你说女人不在场我就会有好运，这个结论根本没有事实根据。”（摘自克里克于1966年3月31日写给沃森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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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富兰克林讲演的前一天，沃森在写给他父母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他那个时期的时间安排，其中也包括参加富兰克林的研讨会这件事：“星期六晚上，我到三一学院参加了一个相当出色的派对，直到星期日我才完全摆脱了参加派对的那种感觉。昨天晚上，我到布拉格教授家里参加聚会，喝了一些雪利酒；后来又到国王学院听了一个人类遗传学讲座。明天我会去伦敦，听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个研究者讲核酸。星期四，我还打算听两个不同的生物化学方面的讲座。下星期一，我可能会与我们实验室的其他人一起去牛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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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虽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给沃森留下了非常糟糕的第一印象，但是其他证据表明，她绝非总是如此。从照片来看，她在法国时显然要快乐得多。即便是到了伦敦国王学院之后，其他人也能够看到她除了好斗和不快乐之外的另一面：她是一个成熟稳重、衣着得体的同事。2010年，当年正在伦敦国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雷蒙德·戈斯林在接受BBC四频道《今天》（Today）节目的采访时说道：“他（沃森）从未看到过富兰克林与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出去约会的情景。富兰克林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社交活动，而且比我们其他人都高出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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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上图是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实验记录的一部分。她当时正在做关于“发胀”的DNA的实验。在1951年12月完成的类似实验中，她分析了各种不同湿度的DNA，发现DNA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干的”（A型），另一种“湿的”（B型），这一区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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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罗莎琳德·富兰克林对自己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同事确实没有太大热情。她在1952年3月1日写给朋友安妮·塞尔的一封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这些年轻人大多都是相当不错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是特别突出的。在比较资深的研究人员中，有一两个人也挺好，与他们相处非常愉快，但是仅限于研究工作上，他们只是希望别人不会觉得不舒服。其他中层和高层都明显表现出了排斥的态度，而决定这里的总基调的正是这些人。我有自己的计划，所以我几乎不与他们打什么交道，这样有些事情会好办一些，但是我在这里的日子就变得特别乏味了。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在这里找不出一个拥有一流头脑的人，甚至连头脑较好的人也找不到，因此我找不到可以讨论问题的人，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其他方面。我非常希望能够为一个值得我尊重，并能够给我适当激励的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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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直到1955年，著名遗传学家达林顿（C.D.Darlington）仍然这样写道：“根据沃森和克里克的研究，DNA通常是以双链核苷酸序列的形式存在于染色体内，如果将每一条链与另一条链分开的话，其中一条链能够作为另一条链组装时的模板。从这一点来看，DNA似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遗传结构，而蛋白质至少从机制上看处于下级结构。但是很明显，我们并不需要采取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平等和对等是可以想象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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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许多著名科学家都会定期参加电台和报纸组织的讨论会，探讨社会、政治和思想问题。例如，朱利安·赫胥黎就是BBC电台（以及后来的BBC电视台）《智囊》节目的常客。在这个节目中，学者们组成一个小组，就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展开辩论。又如，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J.B.S.Haldane）也在《工人日报》上开设了专栏。而伯纳尔（J.D.Bernal）也撰写了许多面向大众的文章和通俗著作，涉及政治和科学领域的众多主题，其中也包括生命的起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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