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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月，富兰克林给她的朋友安妮·塞尔和大卫·塞尔（David Sayre）写信，谈到了她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处境：“暑假结束回到国王学院后，我与威尔金斯之间的恶劣关系发展到了危机边缘，我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巴黎来。从那时起，我们就约定各走各路、互不干涉，这样工作才得以继续下去——事实上，进展还真的可以说相当不错。1月份我回到巴黎停留了一个星期，真想一走了之，再也不要回到国王学院去。后来，维托里奥开导了我，使我觉得就此退缩不太明智。无论如何，自暴自弃都是不可以的。于是我去找了伯纳尔，他说他认识我，见到我很高兴，并给了我一个希望，说有朝一日希望我可以加入他的研究团队……不管别人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我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善于鼓舞人心的人，我愿意在他手下工作。” 安妮·塞尔对富兰克林在伦敦国王学院的处境很同情，3月8日，她给富兰克林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如果你在国王学院杀了人，我将会第一时间飞到伦敦当你的人格证人，我将发誓说你是正当杀人。”但是，对于富兰克林去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工作的想法，安妮·塞尔持保留意见：“你知道，我一贯充满激情地反对伯纳尔，这种感情是真实的，所以我不看好你加入他的团队的计划。”不过，这个计划还是被执行了，富兰克林在6月2日从南斯拉夫给安妮·塞尔写信说：“我又与伯纳尔见了一面，只要兰德尔表示同意，我随时都可以到他那里去。但是我认为在出来度假前的一个月与兰德尔谈这件事情，从‘政治’角度来看很糟糕，因此我将把这种快乐保留到回去之后。”回到国王学院后，她就将离开的决定告诉了兰德尔，下面这封写给伯纳尔的信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亲爱的伯纳尔教授： 很抱歉，这么久之后才告诉您我的决定，因为我离开伦敦的时间比我原先预计的长很多。 现在，我已经和兰德尔教授讨论过我加入您的实验室的计划了，我还向奖学金委员会提出申请，请他们同意把我的特纳-纽沃尔奖学金一并转过来。兰德尔教授表示，他不反对我这样做。 我希望您会同意这样的安排。如果您同意的话，请您告诉我，我什么时间过来合适？以便进一步讨论有关的细节。 最真挚的 罗莎琳德·富兰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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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克莱尔学院是剑桥大学第二古老的学院，始建于1326年，在弗雷迪·古特弗罗因德（Freddie Gutfreund）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中（《沃森和克里克在国王学院的后院散步》），可以看到国王学院礼拜堂和克莱尔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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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8日，沃森在写给他妹妹的信中说：“我现在住在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里，我非常喜欢它。我的房间大得令我惊喜，但是显得有些暮气沉沉，幸运的是，在奥迪尔的帮助下，它开始变得有生气起来了。”10月18日，沃森又给他妹妹写信说：“……克莱尔学院的饭菜仍然无法下咽，因此我经常在国际英语口语联盟（English Speaking Union）那里吃饭。我还在我的宿舍里放了不少食物，因为每天晚上12点左右，我都会觉得非常饿。而且令我惊讶的是，我竟然还可以在宿舍里煮茶。”沃森对克莱尔学院一直很有感情，2005年，他还向克莱尔学院捐赠了查尔斯·詹克斯雕塑的双螺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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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丹尼斯·威尔金森后来成了牛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并于1974年被授予爵士爵位。他还是“威尔金森模拟数字转换器”的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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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尼克·哈蒙德是一名研究古希腊的学者，他因对亚历山大大帝的研究而闻名于世。他对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历史和地理非常熟悉，通晓多国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蒙德的这些才能为盟军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英国特别行动处，直接参与了许多敌后破坏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重返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担任高级导师，并在那里遇到了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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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为沃森看胃病的“当地医生”爱德华·贝文（Edward Bavan）是一位狂热的划艇爱好者，当时他还在执教大学队，并且还作为英国无舵手四人艇中的一员，在1928年奥运会上赢得了金牌。值得指出的是，确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患了前列腺癌并为他治疗的也是这位贝文医生，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维特根斯坦这位大哲学家甚至搬进了贝文位于斯托里路（Storey Way）的家里，并于1951年4月在那里去世。那是沃森来剑桥大学半年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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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1951年12月9日，在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一封信中，沃森悲哀地谈到了在剑桥大学找到活泼的女性伴侣的困难：“毫无疑问，你肯定能够料到，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女性人数很少，要想找到一个漂亮可爱的女伴实在是不得不费尽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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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沃森后来真的去上法语课了，而且他经常在1952年最后几个月写给他妹妹的信中提到此事。在10月8日，沃森在信中说：“我已经开始跟着那位著名的卡米尔·普赖尔夫人学习法语了。她经营着一家面向欧洲大陆各国年轻女孩的‘高级供膳宿舍’，她们不但赏心悦目而且能够帮助我学习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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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米尔·普赖尔夫人在剑桥戏剧界声名卓著，人们将她描述为一个“各种各样的戏剧和音乐剧……的不知疲倦的制片人”。其中又以她本人每年都要亲自登台表演的历史剧最负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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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鲍林在1952年11月花了很多时间思考DNA结构，这里给出了他那段时间留下的笔记中的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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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页笔记中（之一）鲍林声称：“我们很可能可以得到一种三链结构！”他在第二页笔记中画出的图形与发表的论文中的插图非常相似（请参阅本书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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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在收到这封信后，彼得·鲍林在1月13日给他父亲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彼得说自己想要他父亲的论文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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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得到您的论文的复印件。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那帮家伙也想要一份。他们都非常感兴趣。几个月前，科里给多纳休（Donahue）还是别的什么人写了一封信，说‘我们’正在写另一篇论文……‘我们’是被包括在引号中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跟你讲这些事情：他们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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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除了给彼得写了信之外，鲍林也于12月31日写信给兰德尔，告诉他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结构，但是没有向兰德尔透露更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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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假期，科里教授和我都特别高兴。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研究核酸的结构问题，并且已经发现了一个结构——我们认为它很可能就是核酸的结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核酸分子有一个且只有一个稳定的结构。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篇论文已经投稿出去即将发表了。” 鲍林在写给兰德尔的信中还提到，鲍林的实验室也在拍摄X射线衍射照片。做这项工作的是亚历克斯·里奇。本页转载了奥迪尔·克里克、休·赫胥黎和里奇在“葡萄牙地”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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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帕萨迪纳是加州理工学院所在地，1927年到1964年期间，鲍林一直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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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关于即将转换工作一事，富兰克林在1953年3月10日写信告诉了她的朋友阿德里安娜·威尔（Adrienne Weill）：“从下个星期开始，我就会到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工作了。这件事已经推迟了很多次，第一次是在秋季，有整整一个月，我因为患了流感和忙于其他事情无暇顾及。在那之后，我本来以为再多做一个月的实验就会得到更多的结果，可是天不遂人愿。现在，我为了尽早离开伦敦国王学院，不得不放弃未完成的研究项目……我不能再推迟了。从实验室的条件来说，我真可以说是从皇宫搬到了贫民窟，但是我很确信，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我将会开心得多。”到了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后，富兰克林确实变得更快乐了，但是安妮·塞尔所担心的那些东西也应验了。1953年12月，富兰克林写信给塞尔，暗指伯纳尔同情共产主义：“与国王学院相比，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要好得多，因为不可能有比国王学院更糟糕的地方了。但是，伯纳尔的研究团队也有一些很明显的缺点，他们思想很狭隘，那些不是党员的研究人员会面临很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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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兰德尔于1953年4月17日写信给富兰克林，提醒她离开国王学院，加盟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后不得继续从事DNA研究。一个科学家离开原来的实验室，进入一个新的实验室后就要放弃原本的研究项目，这种情况实属常见，但是兰德尔这封信的语气还是显得过于专横了些，有失学者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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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据说，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弗纳·肖梅克（Verner Schomaker）对鲍林这个模型的评论是：“如果DNA模型就是这个，那它早就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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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两年后的1954年，鲍林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后来他于1962年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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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富兰克林与DNA螺旋结构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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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对“反螺旋”观点最令人难忘的一次宣示是在1952年7月，她用白纸黑字写下了一则公告，公告中宣称“DNA螺旋已经死亡”。这个公告采用了葬礼卡的形式（被加上了黑色边框），下面有富兰克林和戈斯林的亲笔签名。威尔金斯和斯托克斯也收到了这个公告，但他们并不觉得这件事有趣。 不过，关于富兰克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认为DNA不是螺旋结构的看法，仍然存在很多争论。那则公告特别提到了A型（结晶）DNA，富兰克林关注的主要就是这种DNA的结构。直到1953年2月，她和戈斯林才仔细观察了他们在数月前获得的（但被弃置一边）B型DNA的有关数据。从富兰克林的笔记来看，她当时显然认为B型DNA确实是螺旋结构的（请参阅本书第28章）。不过，从她在1953年1月底在伦敦国王学院召开的研讨会上的讲演来看，她仍然没有提及B型DNA和螺旋结构，也没有提及她拍到的第51号照片。她关注的焦点一直是A型DNA，它所给出的是明确的“反螺旋”证据，使她在整个1952年都没有认真考虑螺旋结构。克里克也曾经告诉过富兰克林，她误解了在A型DNA中观察到的不对称现象，那并不意味着对螺旋结构的否定。几个月前，他们两人都参加了在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举行的一个会议，并在会议期间简单地交换了意见。正如霍勒斯·贾德森和布伦达·马多克斯后来所描述的，克里克本人也说过：“我觉得，我们总是习惯于对她采取一种——怎么说好呢——屈尊俯就的态度。当她告诉我们，DNA不可能是螺旋结构时，我们就会说她在‘胡说八道’。而当她说她的测量结果证明DNA确实不可能是螺旋结构时，我们又会说：‘别说了，肯定是测量错了。’”克里克和沃森对自己的理论很有信心，他们在完成整个模型之前没有认真看过A型DNA的X射线照片，这也可能正是他们自信的原因之一。1953年6月5日，在写给威尔金斯的一封信中，克里克承认：“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仔细研究A型DNA的结构图谱。我不得不承认，我很高兴自己没有过早地看到它们，如果很早之前看到的话，它们肯定会令我非常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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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威尔逊在1952年9月加入了威尔金斯的实验室进行博士后学习。他来自威尔士大学，研究重点是DNA和核蛋白的X射线衍射。威尔逊和斯托克斯都是威尔金斯1953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那篇论文的合作者。在后续的几年时间里，他和威尔金斯都在对DNA结构展开研究。后来，威尔逊到了苏格兰，致力于研究核酸的具体结构和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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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1952年，伦敦国王学院进行了一系列DNA衍射实验，从这页实验记录来看，有一些是富兰克林完成的将A型（结晶）DNA转变为B型（湿）DNA的实验，还有一些是威尔金斯做的完整的乌贼精子头部的X射线衍射实验（如，Plate 578），他的目的是在更加自然的条件下观察DNA和染色体的构型。值得注意的是，在记录本上，富兰克林被称为“富兰克林女士”，而威尔金斯则被称为“威尔金斯博士”，这是那个时代的表达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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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威尔金斯拍摄的乌贼精子头部的X射线衍射照片取自1952年初威尔金斯写给克里克的一封信。在同一封信中，威尔金斯谈到了研究项目暂时中止一事，但是他又说，“……希望与你就我们所有最新的想法和结果进行讨论，你下次来伦敦时我们一起吃午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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