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226795 [180]关于自己在这项世纪大发现中发挥的作用，杰里·多诺霍的心情比较复杂。直到1970年，他才发表了一篇论文，声称腺嘌呤-胸腺嘧啶和鸟嘌呤-胞嘧啶碱基配对实际上还没有得到证明。这种说法引发了克里克的尖锐批评。克里克说：“如果多诺霍认为同样有效的DNA模型可以用其他碱基对生成，那么就请他构建一个出来……当然，他必须完成相当多的工作，但是我看不出还有其他什么方法能来给这事一个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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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97 [181]但在威尔金斯的记忆中，当时的情景却有所不同。在沃森的坚持下，克里克和沃森提议威尔金斯以共同作者的身份在他们的论文上署名，但是威尔金斯拒绝了这个提议。他说：“我的语气显得有些苦涩，克里克说我这样做不公平。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应该感谢克里克和沃森提议我在论文上署名的慷慨……我坚定地认为，真正重要的是能否促进科学进步。我完全不看重名声，当沃森和克里克大方地提出了他们的提议时，我觉得有些受辱，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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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99 [182]富兰克林的笔记表明她是从1953年2月开始分析B型DNA的（左上角的字迹是阿伦·克卢格留下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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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01 [183]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不知道的是，富兰克林和戈斯林早就在撰写一篇论文，文章总结了他们在前一阶段的工作，并且可能很快就将指向沃森和克里克的模型。这里显示的是他们于1953年3月完成的一个比较成熟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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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03 [184]1953年2月18日，鲍林给彼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正在重新修正核酸结构模型，试图对参数进行精练。我认为原来的参数不是很准确。很显然，这个结构几乎要求所有原子都要紧紧地挤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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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05 [185]罗伯特·科里是鲍林的得力助手，他是一个严谨的实验专家，主要负责检验鲍林的理论和进行X射线分析。科里还提出了CPK空间填充原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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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07 弗纳·肖梅克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学家，他的专长是电子和X射线衍射，因兴趣广泛、才智惊人而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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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09 [186]这张照片是安东尼·巴林顿·布朗（Antony Barrington Brown）在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结构的论文出版那段时间拍摄的。作为一名在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主修自然科学的学生，巴林顿·布朗却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学生报纸上，而不是自己的研究工作。作为图片编辑，他还曾经开除过一个名叫安东尼·阿姆斯特朗-琼斯（Anthony Armstrong-Jones）的年轻摄影师（即后来的斯诺顿勋爵）。毕业后不久，巴林顿·布朗成了一名专业摄影师，也正因为如此，当他的一个朋友试图将沃森和克里克的故事卖给《时代周刊》时，请他拍摄了双螺旋照片。但《时代周刊》最终决定不发表这个故事，将底片退了回来（支付了一半报酬作为补偿）。据信，这些现在很著名的照片一直没有公布，直到1968年《双螺旋》一书出版。就在拍摄这张照片的同一天，巴林顿·布朗还拍摄了沃森和克里克在办公室喝早茶的照片和克里克摆弄DNA模型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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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11 [187]事实上，沃森说托德恭维了他和克里克的“化学成就”，这是一种暗讽的手法。在自传中，托德确实恭维了沃森和克里克的成就，不过不是“化学成就”。托德是这样说的：“那一天，当我在他们的实验室里看到沃森-克里克模型时，我立即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大的飞跃，他们不仅解决了一个自我复制的大分子的基本问题，而且打开了通往全新的基因世界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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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13 [188]正如本页示意图所表明的，双螺旋的两条链在DNA复制过程中必须先分离开来。然而，正如德尔布吕克对沃森解释时所说的，这会导致一些问题：“我敢打赌，你的模型中的链的相缠螺旋肯定错得离谱……因为在我看来……解开这两条链的困难似乎不可逾越……”（1953年5月12日）1953年7月，霍尔丹在英国皇家学会的《对话》中看到了DNA模型，他的态度显得更加务实。根据雷蒙德·戈斯林的描述，霍尔丹“……嘴里叼着伍德拜恩牌香烟（这是一个英国的廉价香烟名牌），鼻孔喷着烟……盯着模型看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说道：‘所以，你需要的是一种没有螺旋的酶。’”他没有说错，确实存在一种拓扑异构酶，但是在18年后才被正式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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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15 [189]在1953年3月12日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一封信中，沃森说：“又及：请不要将这封信的内容告诉鲍林。等我们投给《自然》杂志的论文写好后，我们会寄给他一份复印件的。”本书附录1收录了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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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17 [190]索尔维系列会议由实业家欧内斯特·索尔维（Ernest Solvay）资助召开。第一届索尔维物理学会于1911年召开，第一届索尔维化学会议则在1922年召开，这两个会议在后来分别成为了各自领域内最有影响力的系列会议之一。1953年召开的这次索尔维会议是第九届索尔维化学会议，会议主题是蛋白质。布拉格爵士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第一次公开宣布了DNA的双螺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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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19 [191]在1953年3月22日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一封信中，沃森描述了这一系列令他高兴的结果：“关于我们对碱基对的假设（腺嘌呤与胸腺嘧啶数量相等、鸟嘌呤与胞嘧啶数量相等），几天前，我在巴斯德研究所遇到了怀亚特，他告诉我，他越改进自己对碱基的分析，上述1:1的比例就越清楚。而且，他的分析表明，这种比例在5-羟甲基胞嘧啶上也是成立的——其数量等于鸟嘌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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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21 [192]怀亚特这篇论文提交发表的时间（1953年4月11日）早于沃森和克里克关于DNA结构的论文发表的时间（1953年4月25日），但是该论文的脚注表明，怀亚特已经知道了沃森和克里克的模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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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23 [193]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们插入了这篇论文发表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一些书信。首先是克里克于1953年3月17日写给威尔金斯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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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25 “亲爱的威尔金斯： 我把我们论文的草稿附在这里了。我们还没有把它拿给布拉格爵士看，所以请你也先不要给别人看。在这个阶段，我们只把它送给了你一个人，主要是因为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征得你的同意：（1）论文中的参考文献8引用了你未发表的论文；（2）文中包括了对你的致谢。如果你认为上述这两点有任何一点需要重写，请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在一天内收到你的回复，那么我们就将认为你对目前这个形式的论文没有反对意见。沃森已经到巴黎去了。他真是一个幸运的家伙。 你最诚挚的克里克。” 沃森去巴黎的时间与他们将论文送到伦敦国王学院的时间似乎不相符合。不管怎样，威尔金斯在3月18日回信道：“我觉得你们两人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老流氓’，但你们确实搞出了一些了不起的东西。我喜欢你们的理论。谢谢你们把论文草稿发给我看。说真的，我有点恼火，因为我一向深信，1:1的嘌呤嘧啶比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而且我认为四个平面碱基对的理论架构很合理，我已经开始研究它了，我又回到螺旋模型上来了，如果时间充足，我想我可以成功。但这只是一些牢骚。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理论，至于提出它的到底是谁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想发表一篇简短的论文，文中将会附上一张图片，它可以用来说明更一般的螺旋模型……” 我刚刚听说，这场DNA螺旋大赛的跑道上又出现了新的参赛者。富兰克林和戈斯林捡起了我们12个月前的思想。看来他们也会发表一篇论文（他们的论文已经结稿了）。因此，在《自然》杂志上至少会出现三篇论文。这真是‘老鼠咬尾巴，一拉一大串’，好一场精彩的比赛！” 围绕着这篇论文，书信不断。1953年3月23日，威尔金斯又写信给克里克，非常真切生动地表达了他的感情：“我很抑郁，觉得自己就像在疯人院里似的。我真的不怎么关心现在发生的一切……” 威尔金斯在这封信中讲到了很多事情。首先，有很多论文要发表，不知该如何协调（“他们似乎以为，把富兰克林和我的论文直接发出去就行了，因为他们寄望于编辑不会发现两者之间有重复之处”），威尔金斯还说：“又及：戈斯林和富兰克林也有你们的论文，所以很快所有人都会看到它了。”其次，鲍林即将访问剑桥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如果富兰克林想与鲍林见面，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吗？……现在戈斯林也想与鲍林见面了！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第三，威尔金斯坚持认为，沃森和克里克在他们的论文中提到弗雷泽的模型时应该更“友好”一些：“我觉得你们在论文中对弗雷泽的模型的评论有些苛刻，为什么不大方一些呢？我指的是‘It is stated that the base……on it’这段话。我建议你们可以这样写——在他的模型中，磷酸位于外部，通过氢键联结成平面的碱基则位于内部。该模型有很多（或严重的）弱点，我们在这里不展开讨论。你们应该把这些内容全都放在括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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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27 [194]杰拉尔德·波米拉（Gerald Pomerat）是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自然科学项目部的副主任，他在1953年4月1日访问了卡文迪许实验室。波米拉在日记里描述了DNA结构发现后到沃森和克里克的论文发表之间那段时间里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气氛，这也是现存的唯一一份由地位超然的同时代人留下的记录：“今天，卡文迪许实验室里弥漫着兴奋的气氛……他们相信，他们确实是从结晶学的角度破解了核酸的结构。他们的线索源于兰德尔实验室拍摄出的一些美丽的X射线图谱，以及同时期剑桥大学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他们研究的最后一步就是制作了一个约1.8米高的模型……（这两个幸运的家伙）是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这两个年轻人都有些疯狂，身上都带着典型的剑桥风格，因此外人很难相信，他们中的一个其实是美国人……（他们）身上肯定不缺热情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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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29 [195]鲍林很有风度地承认了沃森和克里克取得的成就。这一点在他的信件中可以找到证据。这封信是鲍林于1953年4月6日写给妻子艾娃的，信中最后一段说：“我看到了伦敦国王学院的核酸图谱，也与沃森和克里克交谈过。看起来，我们的模型是错的，他们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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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31 又如，鲍林在1953年4月20日又写信给德尔布吕克：“沃森和克里克的模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然，他们的模型仍然有出错的可能，但是我认为正确的可能性更大。正如你已经提到过的，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甚至认为，它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科学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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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33 [196]在写给德尔布吕克的一封信中（1953年3月23日），沃森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慨：“对于我们的DNA结构，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如果它是正确的，我们显然应该以最快的速度继续跟进。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很难摆脱这样一种愿望，即完全忘掉核酸，百分之百专注于生命的其他奥秘。我在巴黎的时候，后者一度支配了我。而巴黎也确实是我已知的最有趣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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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35 [197]赫尔曼·卡尔卡（1908—1991）先是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任职，然后在哈佛大学度过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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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37 [198]约翰·肯德鲁（1917—1997）后来积极参与科学政策制定。肯德鲁是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创始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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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39 [199]马克斯·佩鲁茨（1914—2004）的后半生是在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度过的。他还经常为《纽约时报书评》撰稿，并出版了多部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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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41 [200]劳伦斯·布拉格（1890—1971）非常关注教育，重新振兴了皇家研究院，在蛋白质结构领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65年，布拉格爵士举行了庆祝自己获得诺贝尔奖50周年的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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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843 [201]休·赫胥黎先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了两年，后又回到英国。赫胥黎于1962年正式加盟剑桥大学分子生物学实验室。1987年，他到了布兰迪斯大学，担任生物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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