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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01 [140]除了给彼得写了信之外，鲍林也于12月31日写信给兰德尔，告诉他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结构，但是没有向兰德尔透露更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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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03 “这个假期，科里教授和我都特别高兴。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研究核酸的结构问题，并且已经发现了一个结构——我们认为它很可能就是核酸的结构。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核酸分子有一个且只有一个稳定的结构。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篇论文已经投稿出去即将发表了。” 鲍林在写给兰德尔的信中还提到，鲍林的实验室也在拍摄X射线衍射照片。做这项工作的是亚历克斯·里奇。本页转载了奥迪尔·克里克、休·赫胥黎和里奇在“葡萄牙地”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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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05 [141]帕萨迪纳是加州理工学院所在地，1927年到1964年期间，鲍林一直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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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07 [142]关于即将转换工作一事，富兰克林在1953年3月10日写信告诉了她的朋友阿德里安娜·威尔（Adrienne Weill）：“从下个星期开始，我就会到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工作了。这件事已经推迟了很多次，第一次是在秋季，有整整一个月，我因为患了流感和忙于其他事情无暇顾及。在那之后，我本来以为再多做一个月的实验就会得到更多的结果，可是天不遂人愿。现在，我为了尽早离开伦敦国王学院，不得不放弃未完成的研究项目……我不能再推迟了。从实验室的条件来说，我真可以说是从皇宫搬到了贫民窟，但是我很确信，在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我将会开心得多。”到了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后，富兰克林确实变得更快乐了，但是安妮·塞尔所担心的那些东西也应验了。1953年12月，富兰克林写信给塞尔，暗指伯纳尔同情共产主义：“与国王学院相比，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要好得多，因为不可能有比国王学院更糟糕的地方了。但是，伯纳尔的研究团队也有一些很明显的缺点，他们思想很狭隘，那些不是党员的研究人员会面临很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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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09 [143]兰德尔于1953年4月17日写信给富兰克林，提醒她离开国王学院，加盟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后不得继续从事DNA研究。一个科学家离开原来的实验室，进入一个新的实验室后就要放弃原本的研究项目，这种情况实属常见，但是兰德尔这封信的语气还是显得过于专横了些，有失学者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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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11 [144]据说，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弗纳·肖梅克（Verner Schomaker）对鲍林这个模型的评论是：“如果DNA模型就是这个，那它早就爆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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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13 [145]两年后的1954年，鲍林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后来他于1962年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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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15 [146]富兰克林与DNA螺旋结构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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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17 富兰克林对“反螺旋”观点最令人难忘的一次宣示是在1952年7月，她用白纸黑字写下了一则公告，公告中宣称“DNA螺旋已经死亡”。这个公告采用了葬礼卡的形式（被加上了黑色边框），下面有富兰克林和戈斯林的亲笔签名。威尔金斯和斯托克斯也收到了这个公告，但他们并不觉得这件事有趣。 不过，关于富兰克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认为DNA不是螺旋结构的看法，仍然存在很多争论。那则公告特别提到了A型（结晶）DNA，富兰克林关注的主要就是这种DNA的结构。直到1953年2月，她和戈斯林才仔细观察了他们在数月前获得的（但被弃置一边）B型DNA的有关数据。从富兰克林的笔记来看，她当时显然认为B型DNA确实是螺旋结构的（请参阅本书第28章）。不过，从她在1953年1月底在伦敦国王学院召开的研讨会上的讲演来看，她仍然没有提及B型DNA和螺旋结构，也没有提及她拍到的第51号照片。她关注的焦点一直是A型DNA，它所给出的是明确的“反螺旋”证据，使她在整个1952年都没有认真考虑螺旋结构。克里克也曾经告诉过富兰克林，她误解了在A型DNA中观察到的不对称现象，那并不意味着对螺旋结构的否定。几个月前，他们两人都参加了在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举行的一个会议，并在会议期间简单地交换了意见。正如霍勒斯·贾德森和布伦达·马多克斯后来所描述的，克里克本人也说过：“我觉得，我们总是习惯于对她采取一种——怎么说好呢——屈尊俯就的态度。当她告诉我们，DNA不可能是螺旋结构时，我们就会说她在‘胡说八道’。而当她说她的测量结果证明DNA确实不可能是螺旋结构时，我们又会说：‘别说了，肯定是测量错了。’”克里克和沃森对自己的理论很有信心，他们在完成整个模型之前没有认真看过A型DNA的X射线照片，这也可能正是他们自信的原因之一。1953年6月5日，在写给威尔金斯的一封信中，克里克承认：“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仔细研究A型DNA的结构图谱。我不得不承认，我很高兴自己没有过早地看到它们，如果很早之前看到的话，它们肯定会令我非常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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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19 [147]威尔逊在1952年9月加入了威尔金斯的实验室进行博士后学习。他来自威尔士大学，研究重点是DNA和核蛋白的X射线衍射。威尔逊和斯托克斯都是威尔金斯1953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那篇论文的合作者。在后续的几年时间里，他和威尔金斯都在对DNA结构展开研究。后来，威尔逊到了苏格兰，致力于研究核酸的具体结构和组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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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21 [148]1952年，伦敦国王学院进行了一系列DNA衍射实验，从这页实验记录来看，有一些是富兰克林完成的将A型（结晶）DNA转变为B型（湿）DNA的实验，还有一些是威尔金斯做的完整的乌贼精子头部的X射线衍射实验（如，Plate 578），他的目的是在更加自然的条件下观察DNA和染色体的构型。值得注意的是，在记录本上，富兰克林被称为“富兰克林女士”，而威尔金斯则被称为“威尔金斯博士”，这是那个时代的表达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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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23 [149]威尔金斯拍摄的乌贼精子头部的X射线衍射照片取自1952年初威尔金斯写给克里克的一封信。在同一封信中，威尔金斯谈到了研究项目暂时中止一事，但是他又说，“……希望与你就我们所有最新的想法和结果进行讨论，你下次来伦敦时我们一起吃午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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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25 [150]弗雷泽的DNA模型从未公开发表过，尽管沃森和克里克在1953年4月发表他们的论文时也将弗雷泽的论文列入了参考文献，说它“即将发表”。对此，本书后面的章节还将讨论。弗雷泽的模型是一个三链螺旋模型，但是与沃森和克里克在1951年、鲍林在1953年提出的模型不同，在弗雷泽的模型中，碱基在里面，磷酸骨架在外面，各条链是通过碱基堆积（而不是碱基配对）的相互作用而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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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27 [151]著名的第51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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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29 雷蒙德·戈斯林（2012）回忆了富兰克林将第51号照片交给威尔金斯的过程： “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沃森和克里克提出令人惊叹的DNA结构模型很久以前，伦敦国王学院的气氛就已经变得非常压抑了，原因是富兰克林和威尔金斯两人势不两立。兰德尔勉强同意让富兰克林离开国王学院。而在富兰克林一方，她早就与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伯纳尔达成约定，她将去伯纳尔实验室研究烟草花叶病毒的结构。兰德尔将她的特纳-纽沃尔奖学金转了过去，并允许她于1953年3月离职。 富兰克林和我一直在认真计算A型DNA结构的帕特森函数，尽管兰德尔已经下令让富兰克林立即停止所有与DNA有关的工作。兰德尔这个禁令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我们有太多的论文要写。事实上，当时我们正在对后来发表在《晶体学报》1953年1月刊的两篇论文进行最后的润饰。也就在那个时候，富兰克林认识到，对于B型DNA的结构，她已经没有时间去进一步分析了（尽管我们已经进行了初步分析）。因此她决定留一个‘礼物’给威尔金斯，那就是我们得到的最好的一张B型DNA的X射线衍射图——我们的一系列单纤维样品在X射线下第51次曝光的原片，它在不同的湿度条件下都非常稳定。 因此，1953年1月的某一天，我沿着走廊走进了威尔金斯的实验室兼办公室，把这张美丽的负片送给了他。威尔金斯很惊讶，并要求我保证富兰克林真的同意他将这张照片用于任何可能的用途。当然，这张照片证实了威尔金斯和亚历克斯·斯托克斯的想法，即DNA结构是螺旋型的。事实上，在看到了沃森和克里克的模型之后，尤其是观察到了与通过氢键结合起来的特定碱基配对相对应的X射线等价影像后，富兰克林就已经改变了主意，她承认A型DNA也必定包含着螺旋结构。 尽管兰德尔已经有话在先，但是富兰克林和我仍然决定利用帕特森数据绘制一幅矢量差图，它与双链螺旋对称单元拟合得非常好，这令我们既满意又开心。” 威尔金斯在他的自传中也描述了得到第51号照片的经过： “1953年1月30日，戈斯林在走廊上拦住我并递给我一张质量很高的B型DNA照片，那是富兰克林和他拍摄的。对我来说，以这种方式获得原始数据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不止于此，戈斯林说得非常清楚，以后照片就归我了……我之前听说过富兰克林将会离开我们实验室，她在伯贝克学院已经获得了一个职位，因此她正在进行一些收尾工作。我认为，富兰克林之所以给我这张照片，表明她已经做好了离开的计划，而她交出来的数据，使我们能够及时跟进她和戈斯林的工作……戈斯林还特意向我说明，富兰克林既然把照片交给我了，就同意我以任何我愿意的方式利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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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31 [152]彼得·鲍林在1953年1月13日的信件中告诉他父亲，沃森和克里克一直在试图推动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小组加紧研究DNA：“……今天，有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您知道，人们通常是怎样恐吓小孩的：‘你要乖一点，如果不乖的话，大灰狼就会来把你叼走！’沃森和克里克也是这么干的。一年多来，他们一直在恐吓伦敦国王学院的人：‘你们得努力工作，因为鲍林很快就会变得对DNA结构问题感兴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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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33 [153]几个月后，威尔金斯真的买了一套公寓，他在1953年6月3日写给克里克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这套公寓可能位于大库伯兰地（Great Cumberland Place）59号，英国军情五处的档案中提到了这个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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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35 [154]本章所述的事件发生不久之后，威尔金斯给克里克写了一封信，里面有一句话：“请转告沃森，他的问题‘你最后一次与她交谈是在什么时候？’的答案是：今天早上，而交谈的全部内容就只有我说的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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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37 [155]1952年12月11日，在写给他妹妹的信中，沃森谈到了她来剑桥时的住宿问题：“我刚刚上了一堂法语课，教我的教师是卡米尔·普赖尔……我和她谈了你想在剑桥找个住处的事情。她非常好心，愿意安排你住她家里，或者，至少你可以在她家里吃饭。”后来，伊丽莎白虽然在普赖尔家里吃饭，却没长期住在那里，有一段时间，她与弗朗西丝·康福德（Frances Cornford）一起住在米林路。弗朗西丝·康福德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孙女，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诗人，她最著名的一首诗是《致火车车窗外所见的胖姑娘》（To a Fat Lady Seen from a Train）。弗朗西丝·康福德的侄儿格温·拉维拉特（Gwen Raverat）即将出版的回忆录《时代乐章：剑桥儿童》，就是献给弗朗西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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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39 [156]富尔卡德的这张照片是由皮埃尔·布拉特（Pierre Boulat）在1963年拍摄的，那时距沃森描述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在照片中，伯特兰·富尔卡德正与克里斯蒂娜·保罗齐伯爵夫人（Countessa Christina Paolozzi）和澳大利亚名模马吉·艾卡特（Maggi Eckardt）一起消夏。当年，富尔卡德来剑桥大学进修英语是为了获得英语资格证书，以便入读哈佛商学院。后来，在《新闻周刊》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富尔卡德在巴黎加入了《时尚》杂志，担任广告总监。富尔卡德有三个兄弟。文森特（Vincent）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室内设计师，他与他的合伙人罗伯特·丹宁（Robert Denning）在纽约和巴黎都开设了工作室，他们的风格是“华丽，更华丽”，那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精神的反映：“我们的客户想要的就是极度奢华。我们已经教会他们喜欢奢侈品了。”泽维尔（Xavier）是一位当代艺术经销商，他的公司设在纽约，他认识很多艺术家，包括威廉·德·库宁（William de Kooning）等人。多米尼克（Dominique）则是一位诗人和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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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41 [157]这辆劳斯莱斯牌汽车属于斯里兰卡籍学生杰弗里·巴瓦（Geoffrey Bawa），他当时是来建筑协会学习的，一年之后去了伦敦。在回到斯里兰卡后，巴瓦成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建筑师，他是“热带现代主义”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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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43 [158]这幢别墅的主人是艾伯特·爱德华·理查森（Albert Edward Richardson），他是一位建筑师，他最喜欢的是乔治王后期的建筑。理查森曾担任过皇家艺术学院的院长，并于1956年被任命为维多利亚骑士勋章司令。他的家位于贝德福德镇安特希尔村。正如沃森所描述的，理查森的家不通电，为的是能体验（至少是部分地体验）乔治王时代的生活方式。理查森还对在安特希尔村安装现代路灯表示了抗议（当然，这种抗议毫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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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45 [159]这里所说的罗斯柴尔德男爵指纳撒尼尔·迈耶·维克托·罗斯柴尔德（Nathaniel Mayer Victor Rothschild），即第3位罗斯柴尔德男爵。他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毕业生，对生育和精子进行过生理学研究，他的同事包括默多克·米奇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柴尔德男爵曾在军情处工作，并被授予了乔治勋章。他还是北安普顿郡板球队的队员。他与同在三一学院读本科的金·菲尔比（Kim Philby）、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clean）、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和安东尼·布伦特（Anthony Blunt）交往甚密，这四个人后来都被发现是苏联间谍。据说，还有第五个人也是苏联间谍，20世纪70年代，罗斯柴尔德本人被怀疑就是这“第五个人”。直到1980年，公众才终于得知，这“第五个人”是约翰·凯恩克罗斯（John Cairncross），他也是从三一学院本科毕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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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47 [160]威尔金斯在他的自传中也回忆了这个关键情节。当沃森和克里克问他，他们能不能再次开始研究DNA时，他“……发现他们提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但当我评估了伦敦国王学院在DNA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后，我认为自己不能再要求克里克和沃森推迟制作DNA模型了，显而易见……DNA不是谁的私有财产，它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任何人都不应该‘欺行霸市’。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接受他们的观点。我有自己的原则，不能阻碍科学的进步。当然，他们的问题令我很沮丧，我无法掩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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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226749 [161]沃森非常热爱网球。他经常下午不去实验室而去打网球。在写给他妹妹的信中，沃森也经常提到他在网球上花费的时间。例如，在写于1952年4月27日的一封信中，沃森这样说道：“近来，我已经养成了定期打网球的习惯：每个星期三次。”又如，在写于7月8日的一封信中，沃森说：“过去几天里，我打了好几次网球，而且我打得相当好，令我自己都有点吃惊……看到自己打出了一个反手好球，确实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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