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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概而言之：并没有遗传力缺失这一回事。它隐匿于人类种群中常见的各个个体中，我们只是需要大量样本来提高实验的信噪比（signal-to-noise ratio）。这些大样本如今可以通过网络获得。私营基因组公司23andme如今已经为超过100万人进行过基因组测序（尽管这些对象有高度的自我选择意识，但代表性不是很强）。加利福尼亚的Kaiser Permanente也为超过50万名受试者进行过基因测序。33The UK Biobank提供了50万名受试者的基因型信息，他们的受试者是通过合理的采样方式抽取的，以保证各民族样本的代表性，虽然也面临着参与率低下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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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对于这些单一多基因评分的预测能力开始达到两位数时，就有必要对人为选择［或称“私人优生”（personal eugenics）］进行严肃的讨论了。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试管婴儿的生育方式时，这样的讨论就显得更为必要（关于政策的影响，我们将于第八章进行讨论）。同时，在我们能够直接测量给定基因型的效应，而不仅揣测相关性的情况下，这些分数已经对解释许多问题提供了帮助，比如，基因是如何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第七章的主题），以及我们会如何将自己分成不同的“遗传种姓”（genetic caste），或者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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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多基因分数让我们能够从简单的遗传力计算以外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基因统治（genotocracy）问题。遗传力描述的是遗传因素对于某个性状的影响程度，但它无法告诉我们遗传影响在家庭内部以及不同家庭之间的情况。但有了多基因分数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假如家庭之间（相当于人群中随机选择的个体间）的教育分数有较强的预测能力，而家庭内部的分数（即解释兄弟姐妹的成绩差异时）则价值不大，那么《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的观点，即遗传会促进正在扩大的社会阶级分化和代际复制，似乎就是有一定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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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来看另一种情况：与从总体中随机选定的两人相比，多基因分数相差一个标准差带来的实际成绩差别对一对兄弟（或姐妹）更大。在这种家庭内部差异较大的情况下，遗传因素可能会不利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浑蛋”的发生，而有利于个人的成功。尽管随机婚配（random mating）会使兄弟姐妹间的相关性平均约为50%，这种假说依然是可能的。换言之，在基因、生态位构成（niche formation）、特化（specialization）等因素作用下，家庭内部共有的遗传基因（geneticsand）可能会被抵消，带来净的社会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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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发现，给定教育多基因分数的差值，相对于从总体中随机选取的两个人，兄弟姐妹间的实际成绩差异确实更大。34换句话说，尽管兄弟姐妹共有的基因较多，他们之间的差异依然十分关键。在家庭内部，一个标准差的分数差值会引起约1/3的教育年限差别；而如果是两个随机个体，这一数字大约是1/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答案很可能在于微小差异带来的巨大外部影响。人们会更多地在兄弟姐妹之间进行比较，而并不是将他们与随机选取的人比较。父母看到兄弟姐妹间的能力差异后，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差异，孩子自己也可能会去想办法与兄弟姐妹区分开，从而放大了基因差异的效果。比方说，一个家庭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喜欢学习，另一个更喜欢运动。前者可能会通过拼成绩来确立自己的个性，而后者则会更重视在校队里的表现。不论原理如何，这都会减轻基因型对阶级固化的推动作用（虽然并没有完全消除，因为虽然家庭内部的效应较强，但还没有强到完全抹杀兄弟姐妹共有基因影响的地步）。这个故事比赫恩斯坦与默里的更加复杂。兄弟姐妹间的微小差异和共同遗传来源对不平等代际延续的影响方式还取决于另一个因素：父母根据基因差异对孩子区别对待的程度。这也正是接下来的话题——基因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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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不平等的遗传 [:170022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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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不平等的遗传 第四章 美国社会中的基因分拣和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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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英国社会学家（后成为议会成员）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写成了《精英统治的崛起（1870—2033）》。1在这篇意在讽刺的文章中，杨描绘了一个由义务教育法和庞大公务员体系组成的教育体系内的社会分类系统。在该系统中，劳动力市场对学位盲目崇拜，技艺与才能水平的高低仅凭考试分数来评判，而崛起的知识精英则致力于自身地位的巩固。读者朋友是否会觉得这很像科幻小说呢？但是与杨同时代的人显然不觉得这有何“科幻”可言，因为他的新名词“精英统治”（meritocracy）被当时的专家学者乃至每一个人真心接受了，而且并没有如杨所设想的那般有任何讽刺的、消极的意味在其中。有趣的是，杨的故事以在不久后发生的一场反抗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秩序瓦解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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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太把杨的论文当回事儿了2，1994年，赫恩斯坦和默里指出，美国的社会政策再也无法促进经济流动，因为在那段时期（20世纪90年代），由社会环境造成的不公平差异几乎已经被消除了。这并不是说贫民窟和派克大街（Park Avenue，美国纽约市的豪华大街）之间的社会环境毫无区别；相反，这些差别是它们所代表的经济分化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赫恩斯坦和默里认为，杨所预言的遗传种姓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已经实现。这种基因政治不仅通过在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中基于技能的分类而得到加强，还通过在人类繁衍中基于技能和智力的选型婚配而得到巩固，这些都导致才能的代际差异不断增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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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精英统治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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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我们很难解释为何精英统治程度会在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后与里根当选总统后出现下滑；不过，小布什当选总统后的下滑原因大概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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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们决定严格对待《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这本书，以实践来检验其三个核心命题。赫恩斯坦和默里写就那本书时并没有我们所拥有的分子遗传数据，而这些数据其实能对他们的论据进行更可靠的检验。他们的假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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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一：随着精英社会的兴起，遗传禀赋（genetic endowment）的效应随时间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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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高智力意味着很有可能取得成功，而且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另外，这种可能性逐渐不再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必然越来越多地受到基因的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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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二：在选型婚配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多地依据与认知能力有关的基因型来实现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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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倾向于遵循相似相吸的原则，而智力水平的相似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这种依据智商来婚配的趋势与日益高效的教育和职业分层相结合时，智商的选型婚配对下一代的影响将比对前一代的影响更大。这一造就了美国阶级体制的过程也日益根深蒂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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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三：社会中存在针对智力的逆向选择，因为低认知能力的人一般比高认知能力的人孩子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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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历着劣生压力（dysgenic pressures）已成为共识。一些证据表明，黑人和拉丁裔相比白人正经历着更为严重的劣生压力，这可能导致白人和其他种族后代的差异进一步拉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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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赫恩斯坦和默里还力图证明，遗传差异对解释美国种族不平等现象发挥着作用。本章中我们不会直接讨论这些主张，但在第五章中会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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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政治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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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第一个命题开始：社会性状的遗传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为了评估这一可能性，我们可以比较20世纪前半叶出生的双生子和后半叶出生的双生子，看看我们是否能得到两组不同的遗传力估计值。我们可以使用分子遗传数据做同样的事情，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无关个体（unrelated individuals）的遗传力估计值（关于这种方法的讨论请参见第二章）。例如，对20世纪的吸烟行为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解释烟草使用方面，遗传因素所占比例随时间的推移的确越来越大。7事实上，遗传力上升发生于1964年美国卫生总署的一份著名报告发表之后。8这似乎不难理解：一旦更多诸如吸烟有害健康的信息和反吸烟的规定开始传播和实施，即环境影响发生改变，烟瘾遗传倾向较弱的人便会成功戒烟，这样就只剩下成瘾倾向较强的人依然吸烟了。大多数美国青少年曾经尝试过吸烟，但是否会成为烟民则取决于社会风气和对尼古丁的内在依赖程度。一旦吸烟的社会性原因（即环境影响）越来越弱，遗传力就会逐渐上升，因为这样烟民就只剩下尼古丁的核心成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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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改变特定行为面临的环境状况的，不只是针对其潜在利弊的宣传。比如，身高的遗传影响在最近几十年内是有所增加还是减少呢？然而平均值的变化（全美国的平均身高在逐渐增加，虽然增速已经放缓）和方差的变化（总体身高的离散程度逐渐提高）并不一定表明身高的遗传力有所增加或减少。9事实证明，在美国，基因型对身高的影响在20世纪一直稳步增加，如图4.2所示。我们关注的是每张图中两条线之间的距离。下方的线代表不同年份出生的低遗传性身高分数（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个体对应的身高预测值。与此相对，上方的线代表的是高遗传性身高分数（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个体的情况。如果两条线的间距从左（出生较早）到右（出生较晚）同身高和身体质量指数（BMI）一样逐渐变宽，则说明基因型的影响在最近几代中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