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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倾向于遵循相似相吸的原则，而智力水平的相似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当这种依据智商来婚配的趋势与日益高效的教育和职业分层相结合时，智商的选型婚配对下一代的影响将比对前一代的影响更大。这一造就了美国阶级体制的过程也日益根深蒂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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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三：社会中存在针对智力的逆向选择，因为低认知能力的人一般比高认知能力的人孩子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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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历着劣生压力（dysgenic pressures）已成为共识。一些证据表明，黑人和拉丁裔相比白人正经历着更为严重的劣生压力，这可能导致白人和其他种族后代的差异进一步拉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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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赫恩斯坦和默里还力图证明，遗传差异对解释美国种族不平等现象发挥着作用。本章中我们不会直接讨论这些主张，但在第五章中会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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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政治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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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第一个命题开始：社会性状的遗传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为了评估这一可能性，我们可以比较20世纪前半叶出生的双生子和后半叶出生的双生子，看看我们是否能得到两组不同的遗传力估计值。我们可以使用分子遗传数据做同样的事情，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无关个体（unrelated individuals）的遗传力估计值（关于这种方法的讨论请参见第二章）。例如，对20世纪的吸烟行为进行分析后发现，在解释烟草使用方面，遗传因素所占比例随时间的推移的确越来越大。7事实上，遗传力上升发生于1964年美国卫生总署的一份著名报告发表之后。8这似乎不难理解：一旦更多诸如吸烟有害健康的信息和反吸烟的规定开始传播和实施，即环境影响发生改变，烟瘾遗传倾向较弱的人便会成功戒烟，这样就只剩下成瘾倾向较强的人依然吸烟了。大多数美国青少年曾经尝试过吸烟，但是否会成为烟民则取决于社会风气和对尼古丁的内在依赖程度。一旦吸烟的社会性原因（即环境影响）越来越弱，遗传力就会逐渐上升，因为这样烟民就只剩下尼古丁的核心成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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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改变特定行为面临的环境状况的，不只是针对其潜在利弊的宣传。比如，身高的遗传影响在最近几十年内是有所增加还是减少呢？然而平均值的变化（全美国的平均身高在逐渐增加，虽然增速已经放缓）和方差的变化（总体身高的离散程度逐渐提高）并不一定表明身高的遗传力有所增加或减少。9事实证明，在美国，基因型对身高的影响在20世纪一直稳步增加，如图4.2所示。我们关注的是每张图中两条线之间的距离。下方的线代表不同年份出生的低遗传性身高分数（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个体对应的身高预测值。与此相对，上方的线代表的是高遗传性身高分数（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个体的情况。如果两条线的间距从左（出生较早）到右（出生较晚）同身高和身体质量指数（BMI）一样逐渐变宽，则说明基因型的影响在最近几代中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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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表型的标准化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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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健康与养老研究（the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中，研究者通过招募不同年龄组的被试者，再根据特定表型的多基因分数（低于或高于一个标准偏差）建立表型标准化预测值（N=8865）。身高（p<0.05）和BMI（p<0.001）多基因分数的预测能力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而教育水平（p<0.05）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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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4.2中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基因影响在近几代中增加的现象。在营养不足的情况下，基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了。然而，一旦环境状况发生变化，抑制基因型表达的因素消失，之前个体间未表达出来的差异就可能会凸显出来。10BMI的动态变化更是如此。如今，高热量食品十分充足，美国大多数人都饱受肥胖症之苦。此时，基因型的表达可谓百花齐放，在它的影响下，人们的BMI出现了极大的差异。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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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动态变化是否会发生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呢？环境状况是否会发生转变，如赫恩斯坦和默里所设想的那样，随着限制因素的消失，遗传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决定着人们的成就呢？在过去，不用功学习的学生可以因为家长给学校捐了一大笔钱而及格，大学学位更像是锦上添花的摆设，而非通往成功的钥匙。相对于社会阶级背景，基因型对学习成绩的预测能力相对较小。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了竞争激烈的知识型经济时代，学历是必备的敲门砖，此时，我们是否应该期望原始天赋（即基因型）会发挥主导作用，而非社会阶级呢？这便是《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观点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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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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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对预测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的教育年限的作用并不比预测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更强，反而有所下滑12（如图4.2所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条线之间的差距略微变窄）。这与一些假设遗传力随时间上升的双生子研究形成了对比。13如果我们认为基因型的效应在影响精英统治和机会均等方面是“公平”的，而环境影响反映的是不公平的“噪声”，应该尽可能减小，那么实际上，基因效应的减弱就并非好事。或许社会优势会逐代累积，而且由于正规教育对经济保障日益重要，学位已经成为一个传递社会优势的文化机制，而与基因型无关。想想教工子弟被大学录取（legacy admissions）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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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解释是，在以前取得高中文凭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拥有高等教育学位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继续完成大学和之后的学业确实需要对知识有与生俱来的热爱，特别是在高学历对于经济成功和经济安全并非不可或缺的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遗传禀赋之于学业水平在以前显得更为重要。与《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的说法相反，随着20世纪美国教育的扩招，基因的影响也应当相应减弱。想想义务教育法的影响就很好理解，这些法律的目标是确保全体国民都达到某个最低的教育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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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通过一项法律，规定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教育至16岁或以上（正如美国许多州所要求的），那么至少在是否上完十年级这一点上，应该是没有任何遗传效应或环境效应存在的。15瑞典的情况能够支持学校扩招可能会降低遗传因素对教育年限影响的观点。在瑞典，基因影响随着瑞典对机会均等的承诺而逐渐下降。16进一步支持这一解释的是，当我们按照教育层次分别研究遗传影响时，我们发现，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如高中未毕业），遗传影响程度有所下降；而且遗传因素对硕士的预测能力要高于本科生（在我们的研究中，硕士生非常罕见）。17归根结底，环境状况变化是会增强还是削弱遗传效应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上述例子中，我们的结论是，赫恩斯坦和默里的第一个命题，即遗传效应在整体教育水平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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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不平等的遗传 [:170022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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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愿意嫁给我和我的基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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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与传宗接代有关的命题二又如何呢？在婚姻市场上，我们真的已经开始更加倾向于按照基因型给自己定位了吗？毕竟，与任何时候相比，配偶间在教育、职业、收入等与社会阶级相关的表型指标上都更加相似。18虽然追求者和被追求者依据表型成双结对——因为这是他们彼此观察了解后的结果——但其实他们是越来越依赖基因型来配对。这种看法很直观，特别是当表型能真正指示某些深层次信息的时候。例如，身高能显示遗传健康度，而学位能代表智力。因此，当人口统计学家观察到，当今大学毕业生相比1960年更有可能选择与另一名大学毕业生结婚时，这可能意味着配偶越来越重视智力水平的一致性而不是身体素质、宗教信仰或种族的一致性。事实上，在1960年，有大学学位的男性中，只有32%的配偶同样拥有大学学位；在200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6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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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可能会期望在基因配对上也发现这样的趋势。20然而，我们已经惊讶地发现，教育方面的遗传效应总体上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基因型的婚配选择作用已经下降，而是给了我们一个反思上述假定的理由。首先，在2005年，夫妇双方均拥有大学学位的数量是1960年的2倍，这是由两个独立的动态变化导致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女性在这段时期内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迅速增多，因此有更多女性接受了大学教育。由于男女之间的教育分配平等化，与曾经接受大学教育的绝大多数为男性而女性寥寥无几的情形相比，男性当然有更多机会与相同学位的女性结婚。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选型婚配只是一个统计假象，不仅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任何男性都更有可能与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结婚。换句话说，当男性和女性教育水平整体分布发生变化导致两性差距缩小时，即便婚配是完全随机的（即择偶完全没有偏好），上述现象依然会出现。当然，夫妇相对教育水平的这一总体变化仍然值得关注，因为它会影响婚姻的质量和稳定（例如，如果某一性别教育程度迅速提高，而另一个性别却停滞不前）。但是就当前问题而言，与过去相比，现代人择偶时更加重视教育水平，我们想要做到的是排除两性相对教育程度的变化，然后在各个教育层次内分别考察男性和女性的择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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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是，在男女教育水平分布不变的情况下，配偶之间的相对教育水平是否变得更加相似。到目前为止，已有一篇出色的研究文献检验了多个维度的配偶相关性。该文献认为，至少两种不同的动态变化可能导致配偶间教育层次趋近。第一种是某个个体出于各种原因想要寻找与自己相似的伴侣，例如，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性格，甚至同样仇外。第二种是如果所有追求者都根据某个维度去寻找伴侣，例如，收入高或长得漂亮，那么，我们就会按照这个维度从高到低对号入座，就像医学院毕业次序和居留权获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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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第一种占主导地位，我们就会发现，在有明确高低之分的性状（如财富和智商）上，配偶间的相关性会较高；而在没有明确高低之分的性状（如宗教、种族、性格）上，相关性会较低。事实上，问题并不是那么清晰。在生理性状如身高（0.23）、体重（0.15）以及个性性状（0.11~0.22）方面，配偶间相关性较低，21而在认知能力（0.40）和教育（0.60）方面则高了不少。这可以表明，人们在择偶时会尽可能选择在这些有明确高低之分的性状上相关性较高的人。22然而，一些性状虽然没有明确高低之分，但配偶间相关性反而更高，如政治倾向（0.65）和去教堂的频率（0.71），这似乎有悖于先前的假设。23当然，由于配偶的交叉社会化效应（cross-socialization effect），在相处的过程中，婚姻双方可能会在一些维度上趋同，比如，上述的政治倾向和去教堂的频率。24另一种可能是，我们在一些维度上追求最大化（不管自己智商有多高，都要找尽可能最聪明的配偶），在另一些维度上追求与伴侣一致（如宗教信仰），而对一些维度则要求不高（身高也许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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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楚以上哪种过程占主导地位，我们需要排除随时间推移产生的交叉社会化效应。为此，两名科学家在线上约会网站注册了一些账号，为它们随机分配了不同的政治倾向。实验人员发现，参与实验的被试者对和自己政治意识形态相同的人好感度更高。25研究还发现，一个全国性的实名在线约会社群数据显示，男性用户更有可能向拥有共同政治倾向的女性发送信息。同样地，女性用户也更倾向于回复政治倾向相同的男性的信息。26这项研究表明，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同其他自由主义者结婚生子，而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同其他保守主义者结婚生子。这样的正选型会导致全体人口的政治倾向更加分化，并将个人推向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极端。换句话说，正选型可能会推动政治走向极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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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婚姻市场可能会部分解释当代美国的政治对垒，但对阶层结构的变化似乎影响不大。然而，高学历、高收入男性日益倾向于迎娶高学历女性这一事实的确部分解释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当然，相较于这种情况，收入不平等更多是由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度不及男性，因而也无法最大程度地兑现她们的受教育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解释美国加剧的家庭收入不平等方面，两性受教育回报的持续提高相比教育分选重要得多。事实上，从1980—2007年的配偶间教育层次或专业相似度来看，尽管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分选择偶的情况有所抬头（比如，本科以下人群在择偶时更加倾向于考虑对方的教育水平），但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如大学毕业生中），分选现象反而有所下降。27最终结果表明，几十年来配偶相关性几乎没有改变，根据一些估计，甚至可能有所下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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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更加不平等的经济制度下，认为配偶相似性可能下降并不算是多么疯狂的想法。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了一个家庭模型，一方负责为家里带回培根，而另一方则专注于煎培根。配偶双方的职能区分会导致某些性状呈现出负选型。也就是说，如果教育水平、技能、初始能力的微小差异会导致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的经济回报存在巨大差别，那么更好的婚配策略可能是两性各自专注于自己的领域。智力高、收入高的一方可能会选择一位家庭主妇（或主夫），为家庭做出其他方面的贡献，如理解和照顾家人。29当然，无论我们发现配偶在教育层次，乃至测验成绩上有多大的相关性，我们都无法获知这些表象背后，在遗传层面上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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