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229868
为提高准确性，问题的反面也是需要探讨的。我们并不能说明基因型差异不能从生物学角度解释测试结果的差异。血统遗传差异可能以一种我们目前尚未发现的方式影响着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甚至控制黑色皮肤或者鼻子形状的基因有可能在大脑中有着其他的作用（一因多效），而不仅仅是影响人体外貌。结合已有的结论，最核心的解释可能是一个基于人群区分的动态模型。
1700229869
1700229870
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找到一个明确的、科学的方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与某些学者随意做出的结论——遗传因素可以解释白人与黑人智力测试的分数差距——形成了鲜明对比。简要介绍了分析遗传学的方法后，我们希望这样的讨论可以警示科学家该如何对待涉及种族、基因和智力的研究。随着数据的增加，这一领域无疑会有更多大胆的尝试。因此，我们既要努力打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也要避免重蹈覆辙，以致有些人把模糊的证据用于给伪科学辩护。
1700229871
1700229872
话虽如此，过往研究中的疑点并不意味着在种族分析中应用遗传学方法总是有害的。通过对基因型变量的控制，我们实际上可以更清晰地了解社会过程的影响，比如，歧视现象。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将人群间的生物或遗传差异设为控制变量，从而将它们的影响排除在外，环境（非遗传）因素的意义就会更加突出，例如，结构性的种族歧视。控制遗传差异排除了实际后果中的先天因素。例如，在一个之前进行的实验中，我们研究了同卵双生子出生时的体重差异对婴儿死亡率的影响，结果是它对黑人的影响比白人高得多。由于我们排除了两个孩子遗传差异和孕期母亲行为的影响（母亲的所有行为都会同时影响两个孩子），结果表明，新生儿健康状况的种族差异是引起死亡率差异的主要原因。38或者，如果我们对肤色和健康的关系感兴趣，我们可以比较肤色不同的兄弟姐妹，同时保证他们的遗传差异为一个定值。这样的话，假设我们发现肤色与高血压存在关联性，那么就对与肤色相关，而且可能会直接影响血压的遗传（和家庭病史）差异进行个体间比较，这种研究就能更有力地证明，这种关联的原因是肤色歧视带来的社会压力。39
1700229873
1700229874
在本章当中，我们进行了一场思维的探险，结果证明：常用的政府种族定义是不可靠的社会建构，不符合实际的遗传学分析结果。然而，我们也承认不同大洲祖先的比例是有生物学意义的，虽然这与人群选择有关。随着获取遗传数据越来越便捷，种族和遗传祖先的不一致可能会引发对种族理论的修正。也就是说，当许多白人意识到他们有非洲血统，而许多黑人也发现自己有欧洲人祖先时，“一滴血原则”可能就会被更复杂、更细致的分类方法所替代。另外，正如社会学家安·莫宁（Ann Moring）所说，“我们都知道种族融合。早在19世纪，人口普查单位就因此列出了‘1/4黑人’，甚至‘1/8黑人’这样的项目。但即使如此，‘一滴血原则’并未偃旗息鼓，反而在外界对其的反应中越发强化”。40
1700229875
1700229876
面对种族融合的问题，科学知识也许比简单的、朴素的认识更能把问题讲清楚，权威性也更强。当然，也可能不是这样。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正如在择偶、社会流动和生育等方面一样，社会遗传学都揭示了隐藏在表象之下，与直觉相悖的种族奥秘。在如此强大的工具面前，我们显然不能望而却步。
1700229877
1700229878
1700229879
1700229880
1700229881
1700229882
1700229884
基因：不平等的遗传 第六章 基因国富论
1700229885
1700229886
如果说在一个社会的内部，遗传因素对个人成败、子嗣数量乃至婚配对象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么推而广之，它可能也会对整个社群（乃至整个民族和国家）的贫富之道有巨大影响。在本章中，我们会回顾之前章节提到过的微观遗传现象，然后把它们放大到宏观的角度，探究和国民财富相关的多个问题。我们会探讨遗传学和演化学对历史解读的塑造或者重塑。我们把焦点放在了经济史上：“国家人口”与“财富的全球分布”。这一主题结合了两种看似不相干的理论：经济发展史和种族遗传学。这种整合能够解释各国发展道路的成因，以及全球贫富差距是如何变得如此之大，以致超过上百倍的。
1700229887
1700229888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将演化学、遗传学、生物学与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结合起来的工作一直存在着很大争议，甚至有些学科之间存在着整体的对立关系。人类学家将一些经济学家的著作描述为“业余的大话，数据薄弱，方法不当，而且会带来有害的社会政治影响”。1这简直是学术界里的门派争斗。尽管存在着这些争论，学科融合带来的新发现还是层出不穷，使我们无法忽视这种探究解读经济发展史的新思路、新方式。
1700229889
1700229890
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在过去几百年间兴旺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却停滞不前。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世界上1/7的家庭日收入不足1.25美元，而且贫困现象在全球的分布极不均衡。比如，在欧洲，不到1%的人口处在这条贫困线以下，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则接近一半。2在马拉维，家庭平均年收入是226美元，而挪威的家庭平均年收入则超过10万美元。3经济以外的福利指标存在着同样的不均衡。斯威士兰和塞拉利昂的预期寿命不到50岁，而美国、法国等国家则超过了80岁（美国为81岁）。4我们该如何解释世界各地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呢？遗传学理论是否可以帮助我们探究这一问题呢？
1700229891
1700229892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家间经济差异的理论解释总是随着政治风向摇摆不定。在“二战”后乐观主义洋溢的20世纪50~60年代，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专注于研究国家的科技创新和资本积累，即一个国家对于机械设备、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力度。他的模型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决定向新技术投资。后续研究扩大了资本概念，将人力资本——教育和技术投资——也囊括模型之中。接下来，科技研发因素也被纳入这个经济学理论中。尽管这一模型在一段时期内不断完善，但它指出的经济发展方针却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国家应当投资科技和教育。如果欧美以外的国家模仿欧美的成功经验，那么这些国家也会迅速取得经济上的发展。落实到实践中，这条方针并未取得全面成功。由于只着眼于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所以它得出了一个“一招鲜，吃遍天”的规则：投资科技和教育。实际上，它遗漏了很多其他会在更长时段上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包括自然地理、社会制度、民族文化，乃至人群间的遗传差异。
1700229893
1700229895
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织
1700229896
1700229897
越来越多的宏观经济学者开始转向历史纵深，结合长期历史进程中的历史、文化、社会层面因素，以进一步解释当今世界的发展模式。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家在思考经济发展的“深层”根源时，将制度和文化的长期差异也考虑在内。
1700229898
1700229899
这一领域已经提出了很多颇有争议的新颖假说。正如前文讨论过的先天后天之争，其焦点在于：环境因素和社会组织结构哪一个更重要。一方面，许多学者相信，国家层面上的收入、发展、健康差异主要是由地理和历史因素决定的，也就是相对恒定的地理优势（河流丰富、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少有疾病瘟疫等），再加上有利的偶然历史事件（如驯化家畜较早）。这些资源在特定阶段与相应技术结合，从而使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主要是制度上的，例如，所有权的形成、法律规定、代议制民主等。
1700229900
1700229901
探讨这一分歧是很重要的，其中最重要的动力在于，我们希望知道如何促进、刺激、创造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福利和人口增长。广义来说，这个探讨是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发展到底是有一套方案可供遵循，还是已经被预先安排好了。一个极端观点认为，重点在于制度，通过遵循目前已经成功的发展道路，我们可以人为地去设计和规划发展。例如，美国和世界银行的援助开发基金往往都有一些附加条件，规定和指导资金的使用方式。另一个极端观点则认为，历史和地理因素更加重要，单纯借鉴现有范例很难重现过去的成功。事实上，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遵循美国等富裕国家的发展模式，但成功者寥寥无几，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历史地理论的观点。
1700229902
1700229903
与大多数热门争论一样，正反双方都有大量的统计数据和案例。例如，有些学者认为，韩国与朝鲜在地理条件和人口上基本相同，但存在巨大的收入和健康水平差距，这就相当于一个支持“制度决定论”的自然“实验”。两国同处朝鲜半岛，气候条件基本相同，与贸易伙伴的距离也基本相等，甚至连血统都一样（这意味着两国人口的遗传背景是一样的）。尽管有如此多的相似性，但是两国的经济发展却有着天壤之别。韩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52012年的人均GDP超过32000美元；而朝鲜却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同期人均GDP仅有1800美元。6韩国依托美国经验取得的发展也让人感受到了“输出”成功模式的可能。一些学者认为，如果韩国与朝鲜从一开始就转换位置，即朝鲜学习美国，韩国效法苏联，那么也许现在的朝鲜会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富裕国家；而韩国则成为典型的经济失败案例。7
1700229904
1700229905
这一观点最近被经济学家达隆·阿斯莫罗（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进一步强化和阐述。在《国家是如何衰落的》（Why Nations Fail）一书中，他们认为环境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国家贫富的主要因素在于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健全制度，包括民主权利、保障所有权、法制等。一些国家建立了榨取性体制，即少数人剥削其余大多数人（如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而另一些国家则建立了广纳性体制，让多数人都能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两人认为，正是这些国家的不同体制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差异。支持他们论断的核心证据，是地理因素几乎相同但体制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的发展差异。让我们重新回到韩国与朝鲜的例子，阿斯莫罗和罗宾逊指出，近年来，韩国政府是广纳性的，而朝鲜政府则是榨取性的。所以，造成两国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不仅是分别从美国和俄罗斯获取援助，更在于两国制度的不同。
1700229906
1700229907
让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例子，“二战”后东德和西德在经济发展上的对比，或者格兰德河（美国和墨西哥的界河）两岸分属于美国和墨西哥两国的两个小镇。在这些例子中，作为对比的两个地区都有着相似的环境和相当的人口，甚至对疾病也有几乎一样的传播或阻挡效果，但因为制度差异而走上了不同的经济轨迹。这些例子无疑表明，制度对于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着极为巨大的影响。
1700229908
1700229909
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或许会承认，制度的确在这些微环境对比中显得格外重要，比如，东德和西德。但是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把对比的尺度放大，上述观点就有些站不住脚了。比如，为什么美国和墨西哥同样都是民主国家，也都拥有适当的基础设施来支持强有力的制度，为什么经济发展差距却那么大呢？还有一些针对“制度决定论”的反驳声音指出，一个国家内部的相邻各邦（或各县）同样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例如，喀拉拉邦（印度西南部）与印度的其他地区制度相同，经济发展却差异巨大。又如，尼日利亚北部与石油丰富的南部相比要贫穷很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的7个酋长国之间经济发展也处于不同的水平，原因就在于自然资源禀赋的巨大差异。阿布扎比酋长国人均年收入达50000美元，而相邻的沙迦酋长国却只有其1/3。在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区和美国东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也不同，这其中地貌差异也有很大作用。
1700229910
1700229911
确实，如果我们认为环境因素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例如，在赞比亚，热带疾病缩短了人们的预期寿命，因此熟练工人只能保持10年的经济生产力，而这一数字在美国则超过35年。美国农田的单位产值是非洲的10倍。并且，为了避开非洲河流产生的洪水灾害，非洲是唯一一个人口远离河流和海岸线聚居的大洲，因此，非洲河流海岸附近适于耕种和贸易的地区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8
1700229912
1700229913
目前的宏观经济学统计分析表明，大约50%的国家经济发展差异可以用少数几个地理和环境变量来解释，例如，海拔高度、气候、大陆/海岛等，其中仅海拔就能解释大约13%的差异。9
1700229914
1700229915
用地理因素来解释经济发展差异的假说不仅仅局限于这些环境变量。学者不仅认为目前的地理条件对当前经济发展有直接影响，例如，高温会降低工作效率和生产力。他们还认为，当前的经济发展会受到历史地理状况的间接影响。例如，几千年前的高温可能会提高低生产力条件下开垦农田的可能性，这反过来降低了居民研发技术的动力，10最终导致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长期放缓。热带气候的这一双重作用过程意味着，热带工人（和国家）面临着热带气候带来的双重不利影响：一方面高温使当前的工作很艰辛；另一方面数千年前的高温使这片土地没有被很好地开发维护。这一不断积累的过程产生了富者越富的现象：从一开始就落后的国家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追赶上一开始就领先的国家。
1700229916
1700229917
《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Germs,and steel）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与其他学者认为，初始地理环境与后来的富者越富现象其实是高度相关的。首先，在人类社会从狩猎文明到农耕文明过渡的时期（即公元前万年前后的新石器革命时期），气候温和等地理环境优势和较低的疫病率在欧亚大陆上的分布并不均匀，这就构成了初始的地理环境。而之后的富者更富则是众多因素叠加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可供驯养、种植的动植物种类，以及东西向延伸的欧亚大陆更适合（沿着类似的气候带）传播农耕技术，而对于非洲这样南北向延伸的大洲来说则相对不利。同样地，冰河时代末期冰川的消退在世界各地留下的表层土肥沃程度差距也很大。
[
上一页 ]
[ :1.70022986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