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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不平等的遗传 后记 遗传统治的崛起—2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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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大龄父母在医疗机构的某间办公室中，屋子里摆满了不同发育阶段的胚胎模型，墙上也挂着社会分层关系的图解。但它却不是妇产科医生或者儿科医生的办公室，而是属于一位生育遗传分析师的。遗传分析是于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的一种新兴医疗专科，凡是高端的生育诊所都至少有1名相关人士坐诊。在最新一轮体外受精中，医生已经获得了32个有活力的胚胎，父母要从中选一个出来。怀着焦急的心情，他们仔细阅览了诊所对于每个胚胎各项指标的评测结果。这些胚胎中半数都有心血管疾病或是精神分裂症高发的可能，所以很容易就把它们排除了。这样还剩下16个胚胎可供选择，其中有10个是女孩。由于这是二胎，所以这对夫妇想生一个男孩来跟他们2岁的女儿瑞塔做伴。在剩下的男性胚胎中，医生认为其中一个的寿命会显著地短于其父母和姐姐，同时还有一个胚胎有超过1/4的可能患有不孕不育症。考虑到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他们希望尽可能抱上孙子，不愿承担这份风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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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剩下4个可以选择的胚胎。这几个胚胎的患病概率、身高与BMI的评测结果几乎一致，区别在于大脑发育情况不同。其中预期智力最高的一个可能达到150左右，最差的一个则“仅有”130左右。若是在数十年之前，130左右的智商足以保证他在任何行业游刃有余。可到了如今的自主选择胚胎时代，智商130只不过略高于平均水平而已。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只有智商达到140以上的孩子才有可能成为高智能的领导者。与21世纪初的“从娃娃抓起”相比，培养孩子的美貌、运动和表演能力可是要“从胚胎抓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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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自主选择、自我指导的优生学，也就是前文提到的生育遗传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步，但依然免不了权衡一番。例如，假如你想要尽可能提高孩子的智力，那么得到高智商的同时，他/她罹患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或者从社会性状的角度权衡，高风险、高回报的观点同样适用于生育遗传学。智商可能对人生成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为了获得这些高认知水平的遗传性状，你可能就要付出其他方面的代价，比如情绪不稳定或者缺乏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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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智商最高的胚胎同样也更容易患上高度近视乃至无法逆转的失明，这可是父母最不愿意看到的。自1988年《人类遗传学》开始刊登相关文章以来，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智力与视力之间这种顾此失彼的关系，至少可以说是有根据的假设。但是这似乎无法阻止过去数十年人们对于智力最大化的疯狂追求。3在控制大脑与眼睛的基因作用下，智商会与其他性状产生关联，从而导致高智商畸形儿的出现。然而，即便如此依然无法抑制追求高智商的热潮4（当然，也有人说既然晶状体还在，戴不戴眼镜与智商有所联系这一说法就只是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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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遗传学早期的拥趸并未考虑到基因多效性这一基础性的力量，也就是说，同一个基因会对多种表型产生影响，而不只是一种。一个人在身高方面的遗传潜力越高，同样也意味着他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越大。罹患癌症的风险与得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成反比，这种现象有两大原因：第一，你若是被其中一种病困扰，另一种就不会再来折磨你（即一个人不可能被不同疾病杀死两遍）；第二，一个人若是在细胞再生（如再生神经元）方面有很强的能力，那他的细胞也更容易分裂过快，乃至失去控制（也就是癌症），反之亦然。5在对诗人与画家等艺术家进行研究后，我们也发现其基因组中创造力分数与抑郁症分数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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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说不同性状间预测分数的联系，恐怕没有哪一组会比智商与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即便在未来，恐怕也很难发现联系如此紧密的两个性状了。智商超过130之后，每提高10点，患上该病的概率就要上升1倍。随着基于基因分型的遗传力预测越发可靠，环境因素对于性状的影响越来越小。比如，到2017年，人们认为青少年时期影响智商的因素中，遗传影响平均为2/3，环境影响平均为1/3［此数据来自心理学家理查德·普洛明（Richard Plomin）等的研究成果］。6但我们对于遗传因素的估测越来越能自圆其说，于是遗传因素越发受到重视。也就是说，只有在基因检测中被认为智商较高的孩子才能读最好的学校，相比之下，他们的成绩反倒是次要的了。有人认为，幼年时通过测试获得的智商值容易产生重大偏差，所以相比之下，还是基因更适合作为评判孩子成年后智商的依据。这样一来，环境因素造成的影响就渐渐被视为产前基因检测的功劳了。比如，父母早早让孩子识字属于环境影响，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但因为进行过产前的基因检测，大家就会觉得这不是环境的积极影响，而是在知晓基因情况后父母采取了正确的措施，从而归功于产前基因检测。这样一来，在人们眼中，遗传力对智商、注意力不足多动症等最重要的社会性状的影响几乎达到了100%（有趣的是，低智商也是自闭症障碍和注意力不足多动症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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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产前检测的形式是从何时开始兴起的呢？这要追溯到2013年《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讲述用多基因分数估测教育水平的论文。7虽然这篇文章发表在了如此重要的刊物上，但最初并未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作者对此感觉很满意，他很希望能避开媒体关注，专心做研究。他的DNA分数与教育年限和认知能力（智商的委婉说法）是存在相关性的（虽然只是弱相关）。从科学角度上说，这篇论文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毕竟科学家已经对身高与BMI、出生体重、肥胖症、心血管病、精神分裂症、阿尔茨海默病等众多争议较少的性状构建过多基因分数了。再者说，构建基因分数带来的直接影响之所以被人们忽视，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最初只能预测教育年限或智商方面大约3%的变异。与人们认为源自基因的智商钟形曲线相比，这3%还不足总差异的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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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前20年，低下的估测能力并没有阻碍生育科医生继续解冻检验胚胎，反而激励着人们去探索那些“缺失”的遗传力。科学家希望找出教育方面中缺失的，如暗物质般隐而不显的那部分遗传效应（也就是尚未发现的智商遗传因素，约占37%）身处何方。“拉马克获得性遗传”等理论曾被视为能够解释遗传力缺失的黑马。但随着研究样本的扩大与各种检测手段的进步，这些理论迅速失去了影响力，那些所谓的遗传“暗物质”也在科学家的分析下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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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临床医生和广大公众并不在意。他们当时被新闻报道中即将获得诺贝尔奖的CRISPR/Cas9技术深深吸引了。在21世纪，基因编辑系统对人类的疾病和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它不仅有效降低了单基因遗传病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同时让癌症成为一种可以通过改变基因，切除紊乱原癌基因（oncogene）治愈的慢性病（虽然痛苦还是难免的）。另外，在生活方面，政府通过了转基因作物的相关法案，于是基因编辑技术提高了多种主要作物的产量和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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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旦父母开始“强化”其后代，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来改造精子和卵细胞，这项技术就引发了政治矛盾。起初生殖遗传学家宣称他们的改造是无害的，比如，将瞳色由棕变蓝、把有耳垂改为无耳垂、将发色由深变浅等。但实际上，改造必须受到限制，即只能改变单个基因或者少量基因。这是因为从身高到代谢，人类的大多数性状都是受众多基因控制的，源自基因组中上千个基因的微小效应之和，这些基因可能会分布于人类的全部23对染色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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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技术人员能够从早期胚胎中扩增出足量的DNA进行全基因组测序之后，局面便迎来了重大突破。人们不再处于仅能检测出染色体数增加或者减少这种严重损伤的初级阶段，而是达到了能够逐个检测碱基对的程度。2022年胚胎的遗传序列被破译之后，通过数据表格来确定胚胎未来的表型就不再是什么大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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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产生的影响迅速波及社会经济的各个阶层。雇员要求将测序费用涵盖在医保内，最终相关法律强制要求了这一点。起初，改革对降低肥胖症和抑郁症（医保也涉及这两方面）的发病率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来这种做法影响到了智商甚至情绪控制这些与健康无关，医保也不负担的表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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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遗传数据库23andme与InterActiveCorp（Tinder与OkCupid的所有者）合并，后来又与Facebook账号实现绑定。这就意味着，人们不仅会根据优劣选择胚胎，未来的伴侣也可能会由基因型数据所决定。选择自己不吸烟的人，为何不选那些能把不吸烟的习惯遗传给后代的人做配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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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正如某些人坚持不注册Facebook账号一样，也有一部分自然主义者（或者叫作社会异类）不愿根据基因分型择偶，而是“盲目”选择对象，这一派也在日益壮大。这些“基因反对派”并不知道，他们的DNA也在暗中被生殖遗传学家用来检验统计学模型，完善多基因分数。科研需要大量模拟自然繁殖情况的变异样本。随着越来越多父母利用生殖遗传学对后代进行改造，一些基因在人群中的数量减少了，另一些基因则增多了。这样一来，在人为选择下繁殖出来的人口中，潜在地需要进行跨基因相互作用检验的变异也就很少了。更重要的一点是，既然大部分人如今都通过基因分数给孩子分类，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投入，这些基因分数在人群中的效应就是自我实现、自我循环，很难提高这些分数的解释力。要想通过提高基因分型准确性来提高效率，我们需要某种人们依然根据自己确定的，与基因型无关的标准来择偶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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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很快就屈从于自我进化的新现实。不仅学校的入学考试要看基因型，整个教育系统都会基于基因性状的组合而分割为多个不同部门：有面向体育天赋出众者制定的培养方案，有面向普通人的，也有面向运动能力出众但患有自闭症的人的。有的岗位是为注意力缺乏多动症患者量身定制的，也有些岗位拒绝他们上岗。所有这一切都打着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旗号，不过智商永远是最重要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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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凝聚力会逐渐因此下降，最后甚至不过是“同居单位”罢了。有人认为，父母对于后代基因型的控制可能会带来“专业发展”家庭，比如，专注于视觉思维或语言能力的家庭，并在家庭中培养这一方面的人才。然而，实际情况是兄弟姐妹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父母只能在一个小样本中选择最优的胚胎，而不能有意识地朝着某一个方向去创造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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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社会遗传学顾问建议，如果想生二胎的话，最好尽量让他或她与头胎相似，这样就能够避免两个孩子基因型差异太大的问题了。专家宣称，在父母有意无意地对孩子进行区别对待，激发他们最大潜力的过程中，孩子之间的遗传差异会被显著放大。于是，同一家庭中不同孩子间的微小智力或运动天赋差异（当我们比较两名基因分数相同，但是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时，这点差异可能会被环境差异所混淆）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与许多社会机制一样，它也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并引发了一个讽刺的结果：家庭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减小，家庭内部的差异反而变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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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1世纪初，科学家就已经能预测家庭的动态机制了。其中的一部分研究指出，相较家庭之间，多基因分数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在家庭内部更强一些。遗传分数在预测兄弟姐妹间的差异时表现得更为出色，若是预测随机个体间的差异便稍逊一筹。以教育情况为例，就平均情况而言，一个人与兄弟姐妹的分数如果有一个标准差的优势，那么他或她可能就会比其他人平均多接受半年的教育。但是，如果是两个陌生人之间，这个数字就要缩小到1/3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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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程的巨大变化不只体现在家庭中。近年来，高度专业化的寄宿制学校得到了长足发展，寄宿学生的年龄也越来越小。考虑到自己的遗传分数会影响到孩子，从而产生未知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送孩子进入培养机构，以便根据基因型为孩子提供更适合的教育环境。这种形势是受遗传学影响而形成的。人们越来越重视如何为孩子营造一个适合的环境，这也是21世纪初旧金山、曼哈顿等地私立幼儿园遍地开花的原因。研究表明，除了父母或孩子自己的基因型外，整体的基因环境也有很大的影响。基因型会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其实也取决于身边人的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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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长得较高的罂粟或是色彩更加亮丽的野花更易得到授粉不同，“与众不同更有利于繁殖”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这个时代的人。研究揭示了基因型的同伴效应，也就是说，和那些基因型与你相同的人生活在一起是更有利的。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你都能看到这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现象，不论是工作、学习还是婚姻。2000年，医疗是同行结婚比例最高的一个行业，有30%的护士选择的伴侣也是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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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以群分”的现象不应该持续下去。进化生物学家告诉我们，有性生殖的意义就在于保持种群中的差异性。相比无性生殖的物种，有性生殖的物种繁衍后代时只把自己的一半基因传递下去，这也使它们更容易产生遗传漂变，或受到环境影响（如快速进化的寄生虫）。减数分裂产生的精子和卵细胞会进行重组，在这一过程中存活下来的后代身上会集中优势基因，同时有害基因也随之剔除。这就是有性生殖为何会促进自然选择。当然，这也是生殖遗传学快速实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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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最初提到的那个诊所，社会遗传学顾问建议这对大龄夫妇选择与大女儿瑞塔最相似，而不是最容易取得成功的胚胎。如果这个孩子与姐姐的免疫特征比较接近，那么将来输血和器官移植就会比较方便，不必担心引起排斥反应。可惜的是，这对父母终究没有听取医生的建议，还是选择了智商150的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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