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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植物研究已经发现了环境诱导效应能持续多代的证据。7如果我们打算寻找代际效应，应该把目标投向植物界，因为植物通常是在一个地方固定生长的，并且多种植物的种子只能散布在有限的范围内。这就意味着，相比经常迁徙到远方的动物来说，植物提供给后代的环境信息可能会非常有用。但即便如此，争议依然存在，研究的可重复性也并不乐观。要想了解个中缘由，不妨来看一篇优秀的基于人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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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的厄福卡里克斯，一项研究涉及了303个人及其后代，他们分别出生于1890年、1905年和1920年，（根据书面记录）出生时的营养状况各不相同，而且本人有各种嗜好（如吸烟）。研究者追踪他们的信息直到1995年。一般来说，声称（外）祖父母环境条件具有代际效应的人类研究不可能排除文化传递（cultural transmission）因素。例如，在1944年荷兰冬季大饥荒（Hunger Winter）期间，纳粹占领导致食物匮乏，在此期间出生的婴儿的孙辈晚年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概率较大。然而，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饮食偏好影响到孙辈造成的。例如，他们更喜欢高饱和脂肪酸的食物，以“补偿”子宫里少了的油水，之后这种偏好会传递给孩子。让厄福卡里克斯的研究显得更有说服力的是，虽然完全是在父系家族中测量的，但在孙辈中的传递还是呈现出了性别差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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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祖母的状况会影响孙女而不影响孙子，祖父的状况则只会影响到孙子。作者认为：因为所有影响都是经过同一条渠道，也就是父亲传递的，所以这个结果不是文化传承方面所带来的差异。当然，这种想法有赖于对一种对文化传递机制的简单化理解。如果像在许多文化中那样，父母工作，把孩子交给（外）祖父母抚养，而且抚养方式男女有别，那又会怎么样呢？或者，父亲由于自身的状况而区别对待儿子和女儿呢？家庭不是简单的复印机，而是像鲁贝戈德堡机器装置那样复杂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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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神奇地将文化差异抹除，仍然存在其他机制妨碍我们将表观遗传学传递路径分离出来。例如，我们知道表观基因组主要由基因组决定，还知道任一精子与卵细胞结合并成功生长发育为婴儿的概率并不完全是随机的，更不用说一个人能存活到性成熟并拥有孙辈后代的概率了。例如，我们很早就明白，子宫经受压力会增加胎儿自然流产的速度，并且男性胎儿对战争或自然灾害等高压力更为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初生儿的性别中女性偏多。9另外也有人认为，在特定的状况下，一些更加稳定的基因型更可能幸存下来。因此，任何多代效应（multigenerational effect）都有可能是由于精子竞争和选择性生存造成的，在植物界和动物界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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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我们可以人为操纵环境并控制后代的婚配对象，但仍然不能保证没有更精细的方式对基因型进行选择。这不仅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实验室动物和植物。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组双生子或克隆个体，以确保基因型完全一致。回交的同基因型品系实验生物可以接近这种理想状况，但在人类中几乎不可能做到，除非有一个疯狂科学家抓了很多对双生子，然后连续多代操纵他们的环境和交配对象。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知道祖先所经历的环境创伤是否已写入我们的表观基因组中。继续关注代际效应这个话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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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即使确实存在这样的拉马克式遗传，它也不太可能解释遗传力缺失。回想一下，大多数遗传性估计源自双生子模型或GCTA模型。同卵和异卵双生子的子宫环境是一样的，与母亲交流的方式也相同（尽管异卵双生子有不同的胎盘，而且同卵双生子也未必共享胎盘）。如果母亲经历了压力事件，无论孩子是在子宫内还是更早的时候，我们应该能看到那些影响同样传递给了孩子的同卵双生子姐妹和异卵双生子姐妹（兄弟）。因此经受压力事件的影响无法解释同卵双生子相似性高于异卵双生子，而这正是遗传力估算的基础。同样地，如果在GCTA模型中代际表观遗传效应（transgenerational epigenetic effect）能够被视为遗传力，它需要在许多次（> 8）减数分裂中持续存在，这样才能保证在这种分析方法中“无关个体”（unrelated individuals）间的相关性足够低。即便是在植物中，最持久的效应最多也只持续4代～5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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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领养研究中，遗传力是利用生物上的亲子关联进行估算的，所以表观遗传学可能会导致估计值被夸大。但是，在这些研究中，表观遗传学是最不算问题的一个问题了：产前条件更有可能会被当作遗传因素来解释那些关联。此外，如果表观等位基因（epialleles）与基因组的IBD区块是分离的，那么附录3中讨论的同胞IBD方法也可用来研究表观遗传学——至少在理论上这是有可能的。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所有这些方法得到的遗传力估算值都差不太多（用GCTA方法得出的结果往往较低），我们应当得出结论，表观遗传学不太可能缩小测量到的遗传效应和总体加性遗传力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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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不平等的遗传 附录5 环境因素对种族间不平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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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数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透视当代美国社会的种族不平等现状。我们已经看到，仅仅是明确种族分类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复杂而艰难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来回顾一些统计数据。通过比较非西班牙裔白人和黑人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出些许端倪。需要说明的是，统计数据来自受试者在调查问卷中填写的种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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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对比中发现：黑人拿到本科文凭的概率只有白人的一半。和这一教育差异密切相关的是，黑人的失业率是白人的2倍，即便是有工作的黑人，他们从事专业性工作或是管理工作的机会也只有白人的一半。平均来讲，黑人的薪水只有白人的七成。更夸张的是，非裔黑人的资产不到白人的1/10（如果我们比较收入相似的人群，这一差距会缩小，但不会消除）。除了这些经济上的差异之外，其他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家庭结构、健康状况和教育程度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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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发现的大规模种族间差异，可以用几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来解释。过去种族压迫的阴影可能还未完全消散，无论是文化上还是经济上。有研究表明，如果白人和黑人孩子来自背景相同的家庭，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财富状况基本一致，那么两个孩子在学校和工作岗位中的表现情况几乎相同。3在这种情况下，种族差异的缩小应该只是时间问题——可能要经历许多代人。但问题在于，现实中的差距并没有在缩小。我们先来看教育。学校里的黑人女孩还能偶尔超越一下她们的白人同学，但黑人男孩子却一直停滞不前。资产的差距则更加夸张，黑人和白人间的财富差距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又该怎么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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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解释说，自我轻视的文化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黑人——以及其他被迫来到这片土地的人——和多数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这一理论认为，主流价值观中成功的意思是“像白人一样”。黑人轻视教育，因为这意味着向压迫者妥协，于是渐渐形成了一种“自暴自弃”的文化。这一理论最早由人类学家约翰·奥布（John Ogbu）提出，它的优点在于同时解释了主动移民者的成功和被迫移民者的失败。4那些自愿来到这一大洲的人会主动了解、适应当地的习俗，而那些家园被占领或是被锁链绑架来的人却充满敌意。这一理论可以解释第一代非裔的成功，也可以解释后面几代的衰落。这一理论有几种变体，比如，把贫困与否视为关键因素，而非是否是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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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声称上面的理论是对受害者的苛责。相反，我们应该关注社会上的种族歧视。以找工作为例。对绝大多数公司来说，决定留用谁主要看的不是面试的表现。如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1973年指出的，我们大多数人是通过关系找到工作的。5这里所说的关系并不是泛泛的关系，而是特指与我们具有弱连接的朋友——虽然认识，但不经常见面。他们能给予我们很多近亲和家人无法给予我们的信息，毕竟我们和家人知道的信息基本上是一样的。从面试官的角度来说，一个被员工推荐的新人比陌生人更有可能被雇用。首先，面试官可以在面试前从自己的员工那里得到很多被推荐人的信息。其次，推荐人是用自己的名誉做的担保。也就是说，如果被推荐人干得不好，推荐人也有责任，所以人们只会推荐自己认为足够优秀的朋友。最后，我们都喜欢和相近的人共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我们已有的社交网络中找寻。虽然上述理由都很有道理，但是它们最终促成了种族间的职业隔离，加剧了种族间的不平等。在某些行业中存在一些制度化的与肤色相关的招聘渠道，如公务员考试。所以黑人更容易进入某些岗位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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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社会可能存在一种有目的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会让少数人难以发现自己的潜力。一些研究表明，在当代社会中歧视是员工间行为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者在背景信息相似的简历上随机写上非裔姓氏或白人姓氏，发现黑人收到的回复更少。6对面试过程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7如果一个孩子的名字像是非裔，他在学校里的待遇也会受到影响，即使与兄弟姐妹相比也是如此。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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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针对性的歧视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只是统计意义上的。也许这种歧视是人们的心理在作祟：企业雇主（或房产经纪人、教师）可能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有一种无意识的反应，只是单纯不想与他们过多交流。科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来研究无意识的倾向，即所谓的盲从。这些实验发现，不只是白人，黑人自己也存在一种内化的刻板印象。这种印象把黑人群体和害怕、厌恶等负面情绪联系起来。9这样的潜意识是通过盲从实验得出的。在实验中，被试者要求对一系列词语和人脸做出按键反应，研究人员检测按键反应时间。当黑人的脸和积极的词汇放在一起时，被试者反应会慢，而黑人和消极词汇放在一起时则会变快；白人的脸则会有相反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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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证明究竟是何种非理性的情感驱动了我们实际的行为。这种负面印象有一个毁灭性的结果，即这种印象会逐渐变成现实。20世纪60年代进行过一次经典的皮格马利翁实验（Pygmalion in the Classroom），10充分解释了这方面的影响。在实验中，研究者告诉教师，班里一部分孩子在最新的智商测试中获得了更高的分数。1年之后，他们发现这些“被选中的”孩子的认知能力提高幅度更大。事实上，所谓的智商测试是不存在的。仅仅是老师认为这些孩子更棒，导致孩子被区别对待，而这一区别造成了真实的差距。类似地，在克劳德·斯蒂勒（Claude Steele）和约书亚·阿伦森（Joshua Aronson）的实验中，他们在一群黑人学生考试前给了他们负面的暗示：告诉他们测试成绩存在种族差异。测试结果显示这些孩子比控制组的孩子分数更低。11这些实验说明，我们非理性的印象是可以造成真实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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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公开宣扬种族歧视言论已经为社会所不容，调查发现，种族歧视的公开言论已经减少了60%。但是社会学家仍然难以知道种族主义者到底是不是真的放弃了极端观点，还是他们只是学会了隐藏自己。12这就是调查者所谓的“社会愿景偏倚”。不只是种族，性别、体重等性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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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采取了多种方法来区分政治正确和真正的种族和谐。一种方法是上文提过的暗示性实验；另一种方法是选举的结果。选举结果似乎要乐观一些。美国人选出了一位黑人总统，而且票数与民调很接近。政治学家第一次发现民调结果和实际选举结果大相径庭是在1982年，那一年洛杉矶的黑人市长汤姆·布拉德利（Tom Bradley）和乔治·多克梅吉安（George Deukmejian）竞争加州州长的位置，后者是个白人共和党员。13直到选举日当天，民调一直显示布拉德利会稳赢，但选举结果恰恰相反。类似的事情在1993年重演，纽约市的黑人市长大卫·迪金斯（David Dinkins）输给了他的对手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民调同样给出了错误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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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社会愿景偏倚在作祟。当调查者询问市民的倾向时，他们说了一套，可在投票站他们做了另一套。这应该不是危险的种族主义者对调查员的欺骗，相反，这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人们普遍认为支持黑人竞争者更加“友善”，但选举日真正支持他的人却没有那么多。也有可能是各种因素让民众在最后时刻改变了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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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虽然国会和州立法机关内的少数族裔代表并没有激增，但布拉德利效应似乎在减弱（或者是像有的研究所指出的，这种效应只出现于几次大事件中14）。在黑人与其他族裔竞争时，选举前的民调正越来越准确。奥巴马的险胜与内特·席尔瓦（Nate Silver）的预测完全一致，俄克拉荷马州前州长德瓦尔·帕特里克（Deval Patrick）也是如此。同时，民主党的非裔候选人哈罗德·福特（Harold Ford）输了，输票比例几乎与民调相同。或许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更宽容的民族态度受到了政治正确的影响，但是大选季的选民都是很“诚实”的。当然，也有人毫无顾忌地表达争议性言论，如特朗普（Donald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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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形式的劳动力歧视或许也正在发生。这种歧视不是因为社会心理学，学者都将其称作统计歧视（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例如，雇主会假定一切都是平等的，非裔教育水平落后是因为学校分级和地区间差异。而更好的教育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技能。这一类论据就是所谓的统计歧视，因为当事人没有出于个人倾向歧视黑人，相反是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得出了黑人不如白人的结论。15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现有的职业间的不平等被资本主义体系维持着，因为体系本身永远在追求效率，而这通常意味着企业将雇用更有可能成为优秀员工的人。从白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并没有搞什么阴谋诡计，但是也没有为改变现状做出努力。由于黑人父母在职场上不受喜爱，他们的子女也只能上比较差的学校。正如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那句名言“就这样下去”（So it goe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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