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230647
1700230648
26.多种因素共同导致了缺失的另一半。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用来确定个体相关性的标记对实际结果有意义，可能只是“因果性”位点的代理变量罢了。
1700230649
1700230650
27.D. H. Hamer, “Beware the chopsticks gene,”Molecular Psychiatry5,No. 1 (2000): 11–13,http://www.nature.com/mp/journal/v5/n1/full/4000662a.html.
1700230651
1700230652
28.定量遗传学家在检测和调整人群分层方面有了多种新方法，最常见的一种是识别标记的人口“结构”。这涉及统计学中建立“因素”的过程。有些等位基因要乘以乘数，有些则不能。研究者先指定一定数量的因素（即主成分 )，如10个。然后，算法会提取出能解释最多基因型差异的因素。主成分建立完毕后，算法会在保持主成分不变的情况下继续处理余下差异。算法运行的次数等于研究者指定的主成分的数量。这些因素往往反映的是潜在的亲属关系。在关于种族的第五章，有些因素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例如，在美国，只要两个因素就可以将两个自我识别的族群区分开。但就像分形一样，非随机交配模式——人群结构——似乎会出现在任何一个族群。即使在内部差异很小的民族之间，如荷兰人，两个主成分也能很容易将人群区分开来（第一主成分是南北差异，第二主成分是东西差异） ［See A. Abdellaoui, J. J. Hottenga, P. de Knijff, M. G. Nivard, X. Xiao,P. Scheet, A. Brooks, et al.,“Population structure, migration, and diversifying selection in the Netherlands,”Europe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21, No. 11（2013）: 1277–1285］。
1700230653
1700230654
通常认为，分解出4个或以上主成分后，剩余的就是减数分裂期间的重组和分离（相当于洗牌和切牌）导致的随机差异了，这些差异在受孕时就已经确定了。因此，检测到的任何等位基因的效应都不会存在“筷子问题”，而是存在真正的因果关系。当然，主成分也可能将会随着数据内地理、种族等因素变化的等位基因效应糅合在一起。为可靠起见，我们需要确保排除了现在或过去的分隔性婚配行为（它会产生人群结构差异）的影响，正如“筷子问题”所揭示的，它可能实际上反映了环境或文化的差异。
1700230655
1700230656
我们在附录2讨论使用主成分分析减少传统遗传学手段的（第二次）失败尝试。如果你真的特别感兴趣（或者是受虐狂）的话，我们在附录3中还描述了一种研究方式（它依然没有解决遗传力缺失问题）。
1700230657
1700230658
29.D. Conley, M. L. Siegal, B. W. Domingue, K. M. Harris, M. B.McQueen, and J. D. Boardman,“Testing the key assumption of heritability estimates based on genome-widegeneticrelatedness,”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59, No. 6 (2014): 342–345.
1700230659
1700230660
30.我们目前甚至都没提到领养研究方面的文献。它们得到的遗传力数据基本上与双生子研究一样。斯堪的纳维亚人和韩国人可谓是最好的研究素材。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二战”后的人口数据库非常完善准确。每个人的出生、毕业、征兵、婚姻、监禁、住院、死亡都有一个全国通用的号码。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北欧国家不仅将公民从摇篮照顾到坟墓，还会将公民从子宫跟踪到坟墓。大部分情况下，公民也认同这一点。于是科学家就能够观察出生即被领养的孩子，并同时与孩子的亲生父母和养父母联系。事实证明，出生前因素（遗传因素加产前条件，在调查中无法将这两者区分开）能够解释的差异量与双生子模型给出的结果大致相等。但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被收养儿童的分布并不是完全随机的。换言之，如果收养机构有意或无意地在匹配上有倾向性，比如，把浅色头发的孩子配给浅色头发的父母，把面容憔悴的孩子配给面容憔悴的父母，或者采取了任何会让他们的遗传相似性高于随机选取者的不起眼的方式，那么整个收养研究的前提就不再成立了。
1700230661
1700230662
关于这一点，最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自韩国的收养机构。韩国收养机构随机分配婴儿，即不考虑父母性状的排队名单。由于是随机分配的，所以可以减少对婴儿分配给与其亲生父母更接近（或更不接近）的收养家庭的担心。学者发现，韩国收养儿童所受的遗传和环境影响估算值与其他国家差别不大［B. Sacerdote, “How large are the effects from changes in family environment? A study of Korean American adoptees,”Quarterly Journalof Economics122, No. 1（2007）: 119-157］ 。他只能估算出生后环境的影响，因为他没有观察到韩国亲生父母看到养父母与收养的孩子有多么好的关系。然而，出生后环境效应的大小与瑞典和挪威的收养儿童相符，这表明出生前因素可能也是类似的。
1700230663
1700230664
收养研究与双生子研究一样存在外部效度的问题，即我们能否从收养儿童这个特例推广到其他人群。然而，众多差异巨大的方法得到了非常类似的结果，这一事实是让你感到安心还是紧张，就只取决于你在“先天后天之争”中的立场了。看看被收养孩子的未被收养的兄弟姐妹（在放弃抚养权的原生家庭和收养家庭中）能让我们更放心一点，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与没有子女被送出的家庭没什么差别，这表明他们并非“怪异”。社会科学家必须承认，当我们试图解释当代社会和经济结果中的人类差异时，不能忽视遗传学和生物学。问题是：接受遗传力的现实会有什么影响？
1700230665
1700230666
31.这个概念被后人称为巴克假说，巴克本人称为“简约表型理论”。C. N. Hales and D.J.P. Barker, “Type 2（non- insulin- dependent）diabetes mellitus: The thrifty phenotype hypothesis,”Diabetologia35, No. 7（1992）
:595-601.
1700230667
1700230668
32.A. C. Heath, K. Berg, L. J. Eaves, M. H. Solaas, L. A. Corey, J. Sundet, P.Magnus, and W. E.Nance, “Education policy and the heritability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Nature314 (1985): 734-736.
1700230669
1700230670
33.G. Guo and E. Stearns, “The social influences on the realization of genetic potential forintellectual development,”Social Forces80, No. 3 (2002)
:881-910.
1700230671
1700230672
34.O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r income for that matter; J. R. Behrman, M.R. Rosenzweig,and P. Taubman, “Endowmen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schooling in the family and in themarriage market: The twins experiment,”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1994): 1131-1174.
1700230673
1700230674
35.保罗·塔博曼的回答［“On heritability,” Economica 48, No. 192（1981）: 417– 420］。戈德伯格在其1979年一篇关于“遗传力”的论文（见注释4）中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认为如果我们知道遗传因素对相关经济结果的差异有多大程度的影响，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公平与效率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程度。在做出这一论证时，塔博曼表达了与亚瑟·奥肯类似的想法［Further Thoughts o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Brookings General Series Reprint 325（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在某些情况下，在机会高度不平等时，旨在推动平等的再分配措施也会提高效率。当然，在经济学史的某个给定时刻，带来更高效率（即更高的生产力）的技能（可遗传的或不可遗传的）可能也是更宏观的演化力量和环境事件的一部分。
1700230675
1700230676
36.也就是说，假设各种族群体的基因分布方差相同，导致非裔美国人智商遗传力较低的是环境条件。事实上，我们知道，由于6万年前人类迁移出非洲造成的人口瓶颈，非洲人口内的整体遗传变异比其他地理群体多得多。这种差异加上大多数非裔美国人也拥有欧洲血统，都表明基因分布方差较小无法解释该群体的低遗传力估算值。然而，这样的可能依然存在，一些选择梯度导致智商相关基因的分布更窄。
1700230677
1700230678
另一种可能是，在黑人中间，未测量的智商预测基因存在较严重的选型配对现象，这会高估兄弟姐妹基因组的相似程度，从而导致遗传力估计值偏低。最后，在两个群体的家族内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遗传环境协方差。换言之，如果黑人所处的环境与亲缘关系远近关系不大，而在白人之间，遗传亲缘关系越近，所处环境就越接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不是黑人的性状遗传力被低估了，而是白人的性状遗传力被高估了。后一种可能性使我们又回到了“Guo and Stearns”（社会影响）的原始假设（虽然他们自己并未考虑该方面的差异）。环境—基因协方差较低的情况（比如，在同卵或异卵双生子之间）可能是环境压抑遗传差异表达的一种机制。然而，它对政策的意义与另一种可能性是截然不同的，即遗传力偏低是因为总体的共同环境影响。
1700230679
1700230680
第三章 既然遗传力这么高，为什么我们找不到？
1700230681
1700230682
1.用引物结合到特定的DNA序列上以扩增相关基因，即利用一种叫作多聚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的基因进行数千次扩增以便测量。
1700230683
1700230684
2.该类基因的调控区已经与GFP融合。
1700230685
1700230686
3.“Why mouse matters,”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Washington, DC, https://www.genome.gov/10001345.
1700230687
1700230688
4.A. J. Keeney and S. Hogg, “Behavioural consequences of repeated social defeat in the mouse: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a potential animal model of depression,”Behavioural Pharmacology10, No. 8 (1999): 753-764.
1700230689
1700230690
5.科学家进行过的强制小鼠游泳实验：V. Castagné, P. Moser, S.Roux, and R. D. Porsolt, “Rodent models of depression: Forced swim and tail suspension behavioral despair tests in rats and mice,”Current Protocols inNeuroscience55, No. 8 (2011): 11–18. Or see D. A. Slattery and J. F. Cryan,“Using the rat forced swim test to assess antidepressant-like activity in rodents,”Nature Protocols7, No. 6 (2012): 1009–1014. For effects in humans see A. L. Duckworth and M.E.P. Seligman, “Self-discipline outdoes智商in predict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adolescents,”Psychological Science16,No. 12 (2005): 939-944。
1700230691
1700230692
6.神经递质一旦被送回突触前神经元（presynaptic neuron），它们就会在MAO-A作用下被回收利用。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之前曾被用作抗抑郁药物。
1700230693
1700230694
7.“Rs909525,” SNPedia, http://www.snpedia.com/index.php/Rs909525.
1700230695
1700230696
8.D. Conley and E. Rauscher, “Genetic interactions with prenatal socialenvironment effects on academic and behavioral outcomes,”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54, No. 1 (2013): 109-127; J. M. Fletcher and S. F. Lehrer,“Genetic lotteries within families,”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30, No. 4(2011): 647-659.
[
上一页 ]
[ :1.70023064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