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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技术则有些接近“定制婴儿”，可以帮助人们选择生育最健康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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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第三代技术，医生能对胚胎进行遗传学诊断，挑选出健康的胚胎，再移植回子宫内。这种技术主要适用于有某些遗传病（如染色体易位或地中海贫血）的患者。英国的一名医生就曾为一个携带乳腺癌基因的妇女进行了胚胎筛选，在15个受精卵中找到了2个不含有致癌基因的健康受精卵，避免了后代因携带致病基因而可能发生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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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前两代技术，第三代技术的应用要难得多，不仅需要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胚胎基因进行检测筛选，对医院的技术水平要求也高得多。目前，中国只有30多家医院获得了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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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实现了对胚胎基因的筛选。然而，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可能性是，基因筛选在不久的将来会愈演愈烈，最终从长相、智力等方面出发，对人类胚胎进行选择，衍生出名副其实的“人工设计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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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在实验阶段的第四代技术，也叫卵子胞浆置换（germinal vesicle transfer）技术，这代技术让人对生育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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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婴儿成功概率有限，制约的根源往往是孕妇高龄和卵细胞的老化。对此，第四代技术带来了破局密钥。细胞的能量来源于细胞器线粒体，将老化的卵子遗传物质转移到另一个去除遗传物质的年轻卵子胞质内，就可让老化的卵细胞重新焕发青春，提升成熟卵细胞的生命力，提高受孕成功率，并且可以避免胎儿罹患来自母亲因线粒体缺陷引起的遗传疾病。这项技术即会诞生所谓的“三亲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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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三亲婴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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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子胞浆置换技术也称线粒体替代技术，利用这项技术得到的婴儿俗称“三亲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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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替代技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原核移植，先通过体外受精让带有线粒体疾病基因的卵细胞变成受精卵，再将这个受精卵的细胞核整个取出来，植入另一个去核的捐献者的卵子里，再将这个重构的受精卵植入母体体内使其发育成胎儿，直至分娩得到健康的婴儿。另一种是母源纺锤体移植，将母亲的细胞核和纺锤体取出来，植入已去核及纺锤体的捐献者的卵子里，之后再跟精子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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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方法得到的受精卵是一样的，都含有父母双方的核基因和捐献者的线粒体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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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世界首位“三亲婴儿”在美国纽约诞生。这名男婴身上携带了来自三个人的遗传物质，父母的核基因和另一位卵子捐赠者的线粒体基因。孩子的母亲患有莱氏综合征，有四分之一的线粒体携带亚急性坏死性脑病的基因，这使她前几次怀上的宝宝无法正常发育，造成了4次流产，另两名孩子虽然出生，但分别在出生后8个月和6岁时去世。因为线粒体疾病，这个家庭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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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线粒体替代技术，这对夫妻终于得到了一名健康的孩子，但这个消息却引发了全世界对“三亲婴儿”在伦理和医学上的激烈讨论。虽然，在2015年，利用卵子胞浆置换技术培育胚胎的新技术在英国获得合法地位，但在其他国家还有待实现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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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争议，过去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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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巨大突破，生命科学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从人工合成衣原体到制造第一个人工真核生物，新的技术正在让人类干预、操控，甚至创造生命的能力越来越强。与此同时，新技术面临的社会伦理压力与舆论挑战也日益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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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生命科学发展的漫漫征途中，从来都不缺少质疑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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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的欧洲，医生安德雷亚斯·维萨里顶着宗教神学的巨大压力，进行了当时被视为不道德的人体解剖和研究，最终在1543年，以一本划时代的《人体结构论》，彻底颠覆了当时错误的人体医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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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美国医生约瑟夫·默里[3] 和他的团队突破了技术和伦理上的桎梏，成功完成了世界上首例器官移植手术——在一对双胞胎兄弟之间进行肾脏移植。半个世纪以来，器官移植技术无数次让心脏再度跳动，使眼睛重现光明，不仅改写了患者的命运，还修改了生死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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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围绕转基因和基因编辑等技术的伦理与道德，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争议。相应地，我们也将不断面临“什么是人”“什么是生命”等伦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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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将遭受伦理的挑战，而社会固有的道德伦理也未尝不会被科技重塑。历史上，每一次革新和突破都会面临类似的境况。在这二者之间，我们又当如何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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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曾讲：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法律的支撑和约束，以促进行业规范化的管理，掐断不良意图的源头，让科学技术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前进。另一方面，社会伦理面对新科技时也不可一味踩刹车，故步自封的反科学态度并不能阻止新技术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反而会让善心者失去造福社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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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人发明弓箭到计算机连接世界，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在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技术本没有善恶之分，而是否会给未来世界带来深重灾难最终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所以，与其争论试管婴儿技术究竟是“送子观音”还是“技术恶魔”，试图用道德观念和伦理批判延缓科学发展，还不如以更开放的心态面对它，用最严格的制度监管，推动新技术不断发展、成熟和应用，让技术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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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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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denoord A., P. Braude. Ethics of mitochondrial gene replacement: from bench to bedside［J］. BMJ , 2010, 341
:c6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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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辅助生育技术监控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全球已有500万试管婴儿降临人世，体外受精技术已经成为不育治疗的主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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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第一例“试管婴儿”成功后，斯特普托和爱德华兹还共同创建了第一所人体体外受精科学和临床研究所，即著名的波恩诊所。斯特普托于1988年3月21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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