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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有关人类本质的科学研究成果，应该独立于地区、文化因素，独立于任何外部影响。是的，这类研究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在各种情境和条件下检验其物理原理。但是我们对人类行为的许多信念和知识却来自对一小部分世界人口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这部分人口在各种领域中都和其他人群具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公平、道德选择，甚至我们如何看待分享。对此我们通常的反应是进行指责和辩解（如说把本科生作为被试既便宜又容易等），如果超越这些反应，我们便回到了那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上，即独立的心智自己决定着应该如何研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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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心智根据普遍原则来运作的观点，反映了我们研究生物系统的通常方式。为了了解人体解剖结构，我们会尽可能彻底地分解一具尸体，从中获得对人类解剖结构的概括性认识。尽管我们知道存在着个体差异，但还是把它们看成一般原则的例外情况。我们自然也会以这种具有误导性的方式研究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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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避免这种从个别推导出一般的倾向，我们应把有关心智的观点细分成经验性类别（我们如何感受及体验心智）和概念性类别（我们如何思考、描述并解释心智是什么）。我们在个体层面上所感受到的经验性的心智概念，不应该与更高层次上的群体或扩展心智的概念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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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我引用了约翰·瑟尔对扩展心智的排斥，他认为这不符合常识。这一论点中的混乱，源自他依靠个人经验中的常识来形成自己对心智的观点。毕竟，常识只是对熟悉和正确的强烈感觉，并不能保证其准确性。我怀疑常识是大多数人的默认立场。对扩展心智或群体心智进行概念化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缺乏适当的心理表象来抵消明显的个体心理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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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把心智看成细胞间沟通的一种扩展。在物理化学层面上，脑细胞通过释放各种神经递质来进行通信，这些神经递质能够刺激其他脑细胞中的受体。这个概念是我们理解大脑工作原理的基础。从实用的角度看，神经递质流就是信息流，每时每刻我们的想法和行为都是传递到大脑受体中的许许多多输入的总和。这个通用图式适用于所有的传入信息。当我们听收音机里的新闻时，信息被打包并随着无线电波传递，我们的耳朵和听觉系统就发挥着受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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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概念上看，当一个想法在纯物理化学的大脑中产生，并存在于更高层次上时，其中包含的是信息加工，而不是神经化学物质。让我们把更高层次上的心智活动（信息加工）看作通过接收器（比喻意义的）发挥的功能。传入数据“刺激”了大脑中的接收器，大脑接收传入信息并进行加工。假设我们计划去火星度假，我们可以在谷歌上搜索飞船的时间并物色最棒的景点。信息以数据的形式存在于谷歌的服务器上，它被投射到碟状卫星信号接收器上，然后被传送到你家的无线网络，进入你的计算机，在计算机中信息被转换为光学图像，来到了你的视网膜。沿着这个物理化学维度，我们能够准确地追踪并分析信息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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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很了解信息传递的机制，并且越来越清楚信息是如何被保存在大脑中的，但是很不幸，我们忽视了在物质层面上信息是什么这个问题。整个信息理论领域正苦苦地探索着这个本质性的谜题。在接下来的思想层面上，形而上学者主张存在着柏拉图式的理想、基本真理以及道德法则——真理存在于物理维度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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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种物理性质来说，这个问题很普遍。以“万有引力”为例，我们可以用精确的数学方法来描述万有引力的行为，但没人知道万有引力是什么，它以什么状态存在着。目前我们只能通过引力的作用来了解它，但无法对它进行直接观察。量子理论家提出，万有引力代表着某种尚未被发现的亚原子粒子。爱因斯坦认为，万有引力是时空结构的整体性质。不考虑万有引力有朝一日会是什么，也不考虑我们是否能在“是什么”的基本层面上揭开它的奥秘，对于它所产生的影响，我们都不会有异议。与之类似，各种更高层面上的现象，比如文化价值观和群体动力学，显然引发了大脑生物化学和结构上的改变。毫无疑问，信息会影响我们如何思考，甚至会影响大脑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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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将概念性心智看作接收信息，天空便不再是极限。复杂性理论学家告诉我们，东京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引发廷巴克图的沙暴。量子物理学家为量子纠缠擂鼓助威，所谓量子纠缠是指，位于宇宙两端的电子之间存在可测量的相互作用。脑细胞的群体似乎有它们自己的量子纠缠方式，或者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幽灵般的远距离行为”。这促使某些神经科学家相信，量子纠缠或许可以解释我们的头脑是如何将来自不同感官的体验整合在一段记忆中的。如果量子纠缠可以成为一个严肃的思考方向，那么“幽灵般的远距离行为”或许也可以应用于信息影响个体心智的能力，无论信息存在于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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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法，以平衡两种截然分开的认识心智的方法。在阅读了以上的段落后，你仍会强烈地感到，在你的自我意识范围内存在着个体心智，并且它被赋予了推理因果关系的力量。然而，科学上对心智的操作性理解，要求我们认可更高层次的心智活动，比如对远远超出个人大脑与身体以外的信息的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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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以上论述听起来像令人沮丧的语义学练习。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依然会由大脑中的物质改变所证实。但是把我们的探究局限于个体心智，便是将我们对心智的研究局限于个体影响。设想我们要研究距离将会如何影响神经回路。那什么样的实验设计是好的实验设计？让一组被试在相邻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上接受扫描，并同时问他们问题，这是一种合理的实验设计吗？那么给他们展示表现过度拥挤的图片呢？如果采用对蝗虫进行现场研究时所采用的方法，那会怎么样？除非蝗虫彼此很接近，否则我们便看不到拥挤所引发的生物学改变。如果我们研究短时间独处的个人，比如单独对被试进行扫描（而不是和别人紧挨着一起扫描），那么由此获得的对共情的理解有多大的准确性呢？如果有关启动的研究是正确的，那么在认知测试中，刚上完西方文明课程或亚洲研究课程的二元文化学生，应该会表现出显著不同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反应。思考一下，因为前一个晚上一名被试看了李小龙的电影，而另一名被试看了詹姆斯·邦德的电影，他们的反应会有怎样的不同。不可否认，在解释研究结果时我们需要非常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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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如何能实现真正中性的、控制良好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其中排除了所有这类难以捉摸的混淆变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知道各种早已存在的活动对大脑功能的各个方面所具有的各种影响，这是一项涉及范围大得不可思议的任务。如果我们想研究群体行为、文化偏见或集体狂热这类现象，更可取的做法是，在尽可能大的背景中进行研究，而不是坚持在我们的控制下对个体心智进行研究。当经验性心智在大脑中讲述着它个人的故事，唱着它独特的歌曲时，概念性心智的接收器已经远远地伸到了宇宙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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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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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读到了关于黏菌走迷宫的能力后，我的脑子里便盘旋着这样的想法：人类智能或许也存在着生物性的群体组成部分。当看到一群鸟在空中表演，或一群鲸拍打水面围猎它们的午餐时，我不禁会想，类似的机制是否也适用于党派政治、企业的群体言论、群体一致以及不愿考虑新观点，甚至是否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团体的英勇行为。除非我们真的不同于其他动物，否则我们可能也拥有类似的生物机制。同时，这些机制不太可能恰好被塞入对人类某些行为的精确解释中。如果我们发现摇滚音乐使观众大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升高了，我们还会去思索其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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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神经系统和经历的复杂性，不允许我们用极其简单的方法来排除可能的原因。正如我们在有关电视暴力的讨论中看到的那样，人类不同于单细胞的黏菌，也不同于大脑很小的蝗虫，人类无法仅靠操纵单个变量便准确地描述自己的行为。即使我们发现轻抚自己腿上的毛时5-羟色胺水平升高了，我们也无法判断是不是轻抚提高了5-羟色胺的水平。或许是轻抚被试的腿让他们感到很痒，或者触发了他们美好的回忆，从而导致了5-羟色胺水平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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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着被人视为虚无主义者的风险，我不得不提一下研究群体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时另一个重大的不利条件：我们缺乏在细胞层面上的有关大脑功能的知识。200多年前我们便知道脑细胞主要有两种类型：进行思考的神经元和其他“物质”。后一种脑细胞，即胶质细胞（源自希腊语“胶水”，因为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这类细胞的作用是把大脑粘在一起）有若干种类。其中一类是少突胶质细胞，它负责产生神经纤维周围的髓鞘。另一种是星形胶质细胞，它参与神经功能，为大脑提供营养，调节细胞，甚至控制大脑微循环中的血管。直到不久前，人们还普遍认为神经元形成思想，而胶质细胞是支持性细胞，为神经元提供营养。不过这种对于胶质细胞的认识可能正在经历巨大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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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的“知”与“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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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西班牙神经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Santiago Ramón y Cajal）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染色技术，以此我们便能够对神经元及其相互作用进行细致的观察了。拉蒙-卡哈尔被许多人奉为现代神经科学之父，被世人普遍认可的神经元学说，即神经元产生了我们的思想，便源于他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技术发展进一步巩固了这个学说：乌贼的轴突足够巨大，可以用细胞内记录电极进行研究。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英国科学家艾伦·霍奇金（Alan Hodgkin）和安德鲁·赫胥黎（Andrew Huxley）确定了神经冲动传递的性质——动作电位沿着神经运行，导致神经递质被释放到突触间隙中。他们因为这项研究也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项研究是我们理解神经系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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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尽管胶质细胞占成年哺乳动物大脑体积的一半，至少像神经元一样数量丰富，但人们对它的研究却很少。对胶质细胞的研究相对困难，因此它们依然处于神经科学的外围。直到20世纪60年代，神经科学家发现星形胶质细胞中也存在动作电位。后来又发现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都能对神经递质做出反应，并且都能释放神经递质。最近的研究发现，星形胶质细胞还能产生钙波，钙波蔓延的区域比星形胶质细胞的范围大100倍。尽管星形胶质细胞没有自己的突触，但它们的终板有很大一部分非常接近神经元的突触（每个星形胶质细胞大约有30 000个终板）。它们具有了所有能够影响神经传递的特征。但是它们能够产生认知，或者它们有助于认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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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们目前还没有结论。有些专家认为它们在认知中不发挥任何作用。有些专家则相信星形胶质细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不能确定作用的程度。有些专家还在举棋不定。2008年，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者肯·麦卡锡（Ken McCarthy）写道：“星形胶质细胞可能是大脑信息加工的积极参与者。”一年后，他的实验没有发现具有说服力的、能够证明胶质细胞对神经元有作用的证据，这使得麦卡锡开始质疑自己的观点。胶质细胞真的是产生思维的重要因素吗？在最近《科学美国人》的采访中，威斯康星大学的神经科学家安德鲁·科布（Andrew Koob）说：“星形胶质细胞控制着神经元，而不是反过来。”“星形胶质细胞显然参与了皮层中的大脑加工过程，但主要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想象是源于星形胶质细胞与神经元的合作，还是只源于星形胶质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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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真的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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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科布借助了有关脑细胞密度的神经解剖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人们估计胶质细胞占了脑细胞的近90%。科布引用这个观察数据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以为自己仅使用了大脑的10%。人们倾向于认为数量多、体积大的事物更重要，比如“越大越好”“多多益善”，因此科布隐含的论点是，既然胶质细胞的数量更多，那么它们更有可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不只是起到支持作用。但是关于细胞数量的研究前后出入很大。较早的研究显示胶质细胞的数量是神经元数量的50倍。但新技术带来了新结果。在2009年科布接受《科学美国人》采访前6个月，一项研究发现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的数量比例接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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