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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你检测了1 000名被试，通过使用标准的访谈技术和人格测试，你发现模式D与被动攻击型人格障碍非常符合。你里程碑式的研究立即使你声名鹊起。在成为看穿险恶用心方面的国际专家后，你被邀请对一位年轻人进行评估，这位年轻人在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对他的老板突然说出很多侮辱性的言语。这个人的工作可能保不住了。如果他的行为是故意的，人力资源部门的经理便会解雇他。如果真的像那个人说的一样，他“不是有意那样做的”，那么公司会再给他一次机会。使用你的专利软件，扫描仪检测出了模式D。人力资源经理一个劲儿地催问，这是不是意味着那个年轻人的行为是故意的。你回答说，被动攻击行为的一个标志性特点就是有意的恶意侮辱，同时被试强烈地否认他是故意的。被动攻击型个体的失望与沮丧，就来自他们不认为自己有攻击的意图，而我们觉得他们是故意的。由于你认为模式D与被动攻击行为存在完美的关联性，因此不管那位年轻人是否承认，他的侮辱行为都很可能是故意的，因此他被解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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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与大脑模式的相关关系到以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的预测，这个过渡是多么严丝合缝。为了证明模式D代表意图性，你接受了心理学对行为的解释，即被动攻击言论是故意的。当研究某种心理状态，且意图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定义的一部分时，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的循环思维。神经科学在研究某些心理状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而对于这些心理状态中的大多数来说，意图都并不是其关键特征。恐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全面地研究恐惧的各种解剖结构与生理构成，因为我们不需要解读心智，不需要确定意图。恐惧反应是自发的、反射性的，是为了避免危险而进化出来的固有回路。与之类似，我们可以研究动物和人类的听觉及视觉，而不需要确定知觉的意图。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确定意图的程度，便不可能得到利他精神、慷慨、同情、诚实、道德判断或其他复杂心理状态的确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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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插一句，我并不是在批评那些试图通过研究人类及动物行为，对人类本性得出常识性假定的研究。确实，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个人预测，其基础正是我根据所掌握的这些信息形成的关于心智的个人观点。不过我并没有把我的看法作为科学提供给读者。我担心的是，我们把行为观察中获得的数据作为心理状态的客观证据，而不是把数据作为观察资料（从外部，即主观的视角进行的观察）。因为我们都知道，模式D可能只是在被动攻击型人格障碍患者身上出现的，容易使他们变得愤怒急躁的遗传倾向的体现。它可能反映了患者患有妥瑞症[注：妥瑞症：一种非常严重的痉挛疾病，包括运动痉挛、声音痉挛以及综合痉挛。最常出现的症状有眨眼睛、噘嘴、装鬼脸、耸肩膀、摇头晃脑等快速而短促的动作，以及清喉咙、擤鼻子、发出类似骂人的“干”音或一长串诅咒的声音等。——译者注]的潜在生物学倾向，只是并没有在临床上表现出完整的症状。如果是这样，你还能说突然冒出来的侮辱性言语是故意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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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意图是进行任何心智解读尝试的主要目标。为了知道X为什么做了Y，我们需要知道X的意图。如果我们想知道X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们还需要问X是否打算说实话。如果X说他不记得琼斯太太被射杀那天晚上他在哪儿，我们当然不能直接知道他是否曾试着去回忆那天晚上的事情。相反，我们只能从他的行为推断他是否在尽量回忆。在审判被告时，在判断总统是否打算兑现他在竞选时期做出的承诺时，或者当我们处于青春期的儿子说他已经在学习上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我们试图判断他说的是不是实话时，都会对意图进行直觉上的主观评估。尽管神经科学家有着美好的愿望，但我们确实没有测量意图的客观方法。如果你是陪审团成员，你对被告的意图以及他应该承担责任的程度的最终决定，都取决于你对自己讲述的、有关被告人行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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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用科学的方法解读心智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局限，那就是缺乏适当的动物模型。动物不能告诉你它们在想什么或感觉到了什么，因此最终我们只能根据如果人类做出这种行为，它理应代表什么意义，来形成我们的看法。如果动物把自己的一部分食物分给饥饿的同伴，我们便把这视为分享行为，是共情、慷慨和同情的证据。由此我们看到了利他的鲸和白蚁。在我看来，鲸能够思考自身行为的道德含义似乎是合理的。白蚁则不太可能具有同情和制订长期计划的能力。不过我的解释本身就是用科学数据（鲸的神经元数量与白蚁的神经元数量的比较，以及它们大脑与身体的体积比的差异）为纯粹的推测进行辩护的一个例子。无论神经元计数多么精确，不对每个物种进行访谈，我们都无从知道使动物，产生自我意识、意识及意图的神奇的神经元数量临界值。任何试图用脑的大小、结构或解剖特征来证明我的结论的尝试，都等同于梭形细胞的论点，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它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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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不是一个准确的说法，“目的”同样不是。思考一下黏菌的例子。如果我们把黏菌放在英国的地形图上，我们可以预测黏菌将重新创造出英国高速公路系统的草图。我认为至少我们都会赞同，寻找食物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我们也会赞同黏菌并不想设计出高速公路系统。但是当动物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时，做出这类判断会变得越发困难。我们能说白蚁不是有意想建造白蚁丘，因为它们的大脑太小，不可能执行那些指令，也不可能具有有意识的愿望和意图吗？如果单个的白蚁从来没有修建白蚁丘的构想，却总是和同伴合作修建白蚁丘，那么它们的意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我们又一次回到了那个问题上，即如何在神经层面上客观地识别意图——无论是对单个白蚁，还是对一群白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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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法是比较两种疾病——发展障碍与药物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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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毁容貌综合征是一种与X染色体相关的罕见的遗传缺陷，其特点是某种酶缺失或水平偏低，导致运动发育延迟、中度精神发育迟滞和特有的自残行为。如果没有适当的限制，患儿会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咬自己的嘴唇和手指尖上。对于这种有明显遗传倾向的行为，你会如何进行分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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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咬掉手指是某种遗传疾病常见的行为，那么就不能认为它是随机行为。如果它不是随机行为，我们该怎么称呼这种行为？是故意行为，有目的的行为，还是非自主行为？无论我们的决定是什么，都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意图、目的和意志，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把这些标签与有意识的心理状态捆绑在一起。如果孩子知道会受到惩罚（被更严格地限制），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会怎样？有些人说妥瑞症的秽语突然爆发便属于这个类别：虽然是有意识的行为，但那是为了满足无法控制的强烈欲望。我猜想大多数人会选择居中的解释：那种行为是不自主的，也是故意的，因为大脑发出了特定的运动冲动，它带着咬手指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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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种情况与药物成瘾比较来看。尽管科学已经证明成瘾者的大脑奖赏系统非常渴望毒品，但我们认为他们至少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一部分责任。其含义是，成瘾者继续吸毒的意愿处于某种程度的自我控制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基于我们对应该怎么做的希望和看法来判断意图的程度的。很难想象在确定意图时我们没有掺杂个人的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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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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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意图的看法，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们自己对能动感的理解和感受的影响。如果存在造物主，那么这一定会被算作他的一个令人愉快的恶作剧——创造了无意识的心理感觉，来帮助我们决定在某个想法或行为中包含了多少自愿的意图，然后让我们用这些解释来试图创造出公平的社会秩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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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还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观点，但那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如果意图可以存在于意识之外，且无法直接对其进行研究，那么需要评估意图程度的心理状态研究，便一定是不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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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太匆忙地做出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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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一点神经科学的历史：在脑扫描技术出现之前，脑电图是将大脑活动与行为联系起来的主要工具。特定的脑电图模式被与各种各样的心理状态、疾病和特定的人格类型联系起来，比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强迫症等。基于这种相关性做出的决定往往是灾难性的。过度解释脑电图模式的意义造成了一些本可以避免的悲惨后果，其中之一便是对反复出现暴力行为的罪犯定罪较重。人们将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混为一谈。人们认为脑电图模式反映了大脑的不稳定性，由此直接造成了暴力攻击行为。这与对癫痫发作原因的解释如出一辙。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控制或切除患病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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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惯犯被实施了激进的治疗，包括用医学手段抑制他们的脑电图模式、实施额叶切除术、电极植入和直接进行脑刺激。当治疗没有效果且长期追踪研究也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的暴力行为时，研究者对最初的脑电图研究结果重新进行了解释。如今，人们认为那种模式代表大脑之前受过损伤，通常的原因是身体虐待和频繁打架。把相关脑区切除不再具有生理学上的合理性。如果神经科学家仔细思考一下用脑电图确定行为原因的局限性，那么初衷良好但不必要，且往往是有害的一代治疗方法，便能够被避免。可悲的是，这种模式并没有结束，我们依然会在一开始对某个神经科学的发现极度热情，接下来才会更冷静地重新思考其他可能的解释。历史教训远远没有通过新技术获得的积极发现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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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的“知”与“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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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解读就是最好的例子。2008年，基于定量脑电图技术（脑电振荡信号），孟买一个25岁的MBA学生涉嫌用掺了砒霜的糖果谋杀了她的未婚夫。这起案件缺乏细节证据，而且被告强烈地否认参与了罪行。但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同意进行脑电波测谎。测谎显示这位女士对案情具有不可否认的“经验知识”。法官认为科学提供了证据，那位学生被宣告有罪并被判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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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脑电波测谎又为另外两起谋杀案提供了证据，两名被告被判有罪。2008年9月，印度国家心理健康与神经科学研究所的一篇报告称，对嫌疑犯进行这样的脑扫描是不科学的。前面提到的那位孟买女子利用这一发现提起上诉，现在她已经保释出狱了。由于印度的司法系统办事缓慢，可能要等到5～10年后她的上诉才会被受理。听到这个案例时，伦敦大学学院的认知神经科学教授杰兰特·里斯（Geraint Rees）说：“在脑成像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技术达到了侦破谎言所需的精确程度。”然而，印度首席司法科学家依然主张：“这项技术很有潜力成为绝对可靠的犯罪调查工具。如果它的证据效力和司法认可度被确立起来，那么它将成为像DNA指纹分析一样的革命性技术。”美国有一些生产测谎仪的公司，其中一家是西普霍斯公司（Cephos）。这家公司宣称其基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的测谎仪已经对300多人进行了测试，准确率为78%～97%。即使这是真的，也意味着每5个人中会有一个人被误判。更重要的是，没有分辨假阳性概率的合理方法。如果你的乳房造影显示你患了乳腺癌，你可以接受活体组织检查。如果活检样本中没有发现肿瘤细胞，那么就说明是假阳性。但用什么技术能够证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的结果是假阳性？没有任何独立的测试能够证明心理状态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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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西普霍斯公司的CEO史蒂文·拉肯（Steven Laken）博士依然宣称，这项技术将发展为法医脑扫描的新方法，用来检查人们的动机、意图和情感。“某人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还是他只是无意为之，这会造成谋杀与过失杀人的区别。我们还可以判断某人是否曾在恐怖分子训练营待过，或者是否具有某种动机。例如，如果你给某人展示他认识的地方的图片，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中，他的大脑反应与从来没去过那个地方的人看到图片时的反应不同。对于目击证人，错误记忆和正确记忆激活的脑区不同，这在让目击者识别罪犯时非常有帮助。”更令人震惊的是，拉肯声称只要投入适当的资源，大约一年后这项用于测谎和评判动机的技术便能够发展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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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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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一下：不要再继续相信新的或改进后的技术能够提供证明被试意图（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的必要信息了。我们应该承认神经科学的本质局限：意图是不能通过任何已知的科学测试捕捉到的心理状态。因此，每当听到关于某项技术能够揭示意图和动机的主张时，你就应该尽快跑向最近的出口，走都会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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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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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Philosoph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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