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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写道:“不对内在生活的特性做出评判,我们便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在与一个有感觉、只是能力较少的人进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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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应这些批评,欧文和他的同事写道:“当然,理论上始终存在其他可能的解释。与之类似,在理论上可能任何人都不存在有意识的感知,我们一生中的行为反应只是被‘自动’触发的大脑活动的结果。”2006年,欧文在《科学》杂志中提出:“当我们让病人X想象特定的任务时,她决定与我们合作。这代表了明显的有意行为,毫无疑问地证明她能够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环境,愿意遵从我们提出的指令,尽管对她的诊断是植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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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逐字逐句呈现了论战双方的观点,目的是指出将神经科学数据转化为心理学解释的困难。欧文对病人X的评价最简洁地展现了尽管存在相反的解释,但依然坚持知道感的绝对状态。在研究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结论的用语中,我们能够看到开放的科学方法与限制性的、以科学的名义排斥其他可能的个人视角之间的差异。我们来比较一下批评者的语言“或许是……的一个例证”“可能仅仅是……”“不太可能知道”和欧文的“明显的有意行为”“毫无疑问地证明……”。前者是探究所有可能性的科学语言,而后者是有目的和动机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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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中我们探讨了美感和对称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逻辑的。脑成像的精细程度也会影响我们判断对错的感觉。在心理学家戴维·麦凯布(David McCabe)和艾伦·卡斯特尔(Alan Castel)所做的一系列实验中,他们发现“将大脑扫描图像与研究认知神经科学的总结性文章一起呈现时,相对于那些没有展现扫描图像的文章,前者的论点在科学推理方面获得的评分更高。这一结果为‘脑成像研究的魅力和可信度一部分来自大脑图像的说服力’这种想法提供了支持”。研究者总结道:“大脑图像是有影响力的,因为它们为抽象的认知过程提供了物质基础,能够满足人们对认知现象进行简化解释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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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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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承认自己对推理的评估会受到无意识因素的影响,那么我们便应该特别小心,不要依赖某种推理过程而得出非黑即白的认知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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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不能直接与病人X进行交流,我们得出的关于她是否有意识的结论,便仅仅是建立在了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推理过程的基础上。同时,欧文及其研究团队的不可能得到证实的主张——病人X肯定是清醒且有意识的,将会对无数人的生活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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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你的一位至亲遭遇了险些丧命的车祸,他幸存了下来,但在一年里始终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在出车祸之前,他曾写过生前预嘱,提出如果他最终成了植物人,要求撤掉所有的营养供给和生命支持系统。他和你详细讨论过这些愿望,你答应会遵照办理。一年后,神经科医生告诉你他不太可能恢复了。你守候在他的床边,试着想象他在体验着什么,或者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最后你确定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建议医生撤掉生命维持设备。之后你仍在疑惑自己是否做得对,你告诉自己,你的做法符合他的愿望以及你的承诺。当你后来听说类似情况的病人肯定是有意识的,能够感知到周围环境时,你会有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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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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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对医疗不幸时,朋友和家人往往会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相信那些最不可能的预后、治疗或虚妄的希望,为此投入巨大的情感与财务成本。那么当把研究结果呈现给病人X的家人时,告诉他们研究存在固有的局限性,目前无法判定病人X是否具有意识是不是更好呢?这个问题背后的警告适用于所有的临床神经科学研究:对新的或充满争议的研究提出结论性看法的冲动,一定要让位于更重要的事情——不要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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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字里行间的某处隐藏着伟大的真理。它滚落到了沙发下面,如果我们能把手指伸得更远些,便能把它抓在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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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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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神经科学能解剖我们的思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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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学习神经学期间,当时的内科总住院医生、后来成为一所著名医学院系主任的A博士邀请我加入他的长期研究项目。我询问他对研究项目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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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研究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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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具体想研究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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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尿液、脊髓液,所有我们可以得到的东西。只要有足够多的样本,我们一定会找到以前未被发现的异常。这是一项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研究。”“但是你想寻找什么?”我再一次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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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博士耸耸肩。“找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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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学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详细了解一个系统的解剖结构和生理特征等同于了解这个系统的功能。如果你知道某个肌群中肌纤维的数量、类型和收缩力量,你很快就能计算出肌肉能够发出多大的力。如果你去健身房训练,你可以很有信心地预测增大的肱二头肌会比训练之前更有力。通过了解肌肉纤维的相关组成——快肌纤维和慢肌纤维的百分比,你可以相当准确地预测出某个人更擅长冲刺还是更擅长跑马拉松。以下等式适用于生物科学的各个分支:解剖学+生理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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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跨领域(从大脑到心智)应用这个等式则不一定可行。在客观的大脑层面以及主观的心智层面都适用的科学结论,往往会在神经科学中造成惊人的混乱、歪曲和毫无根据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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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是因为脑体积大才聪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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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在2010年写道:“体积过大的大脑对人类来说,就像超长的鼻子对于大象,绚丽的羽毛对于孔雀,只是为了炫耀。如果没有堆满神经元、功能强大且表层面积巨大的大脑,我们会是什么?”真是这样吗?更大就意味着更好吗?尽管很少有人相信天才的大脑只是解剖结构的问题,但我们依然会投入大量时间,试图找到爱因斯坦的大脑中有什么不同的解剖特征能够解释他的聪明才智。当爱因斯坦的大脑被称重并被发现大小很普通时,研究者便开始寻找更细化的解释。胶质细胞的支持者安德鲁·科布说:“爱因斯坦的天才之处源于在他涉及数学和语言的脑区中分布着丰富的星形胶质细胞。”但是我们无从知道胶质细胞的具体数量,因此很难说“丰富的星形胶质细胞”意味着什么。另外,星形胶质细胞的增加也可能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比如以前的创伤形成了大脑疤痕。如果沿着确切的数字道路走下去,那么据说爱因斯坦的下顶叶比一般人大15%,那个区域与数学思维及想象空间运动的能力有关。但是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增大的15%呢?甚至有人提出爱因斯坦的大脑缺少某个脑沟,这个脑沟通常位于大脑的顶叶。缺失的脑沟使两侧的神经元沟通起来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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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测量大脑的大小和形状来评判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期最著名的例子是颅相学(phrenology),它充分利用了人们只要有可能就会瞎联系的倾向。颅相学最初的支持者是维也纳的医生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他声称,通过查看被试头部的形状,他能够判断出被试的性格特征和智力状况。在颅相学最鼎盛的时期,颅相学家发表了一些离谱的言论。几位欧洲的颅相学家提出,聪明人具有较大的大脑,其他脑袋较小(基于他们所选择的测量脑袋的方法)的人种被认为比较笨。医生作为鉴定证人出现在法庭上,用颅相学解释被告的性格特征。有些人把“颅相学”作为精神分析的一种形式来使用。(我承认我的办公室里有一个研究颅相学用的头部模型,那是一位牛津大学前神经外科教授送给我的。当我感到困惑时,我会用手摸一摸自己头顶附近的隆起,颅相学家认为那里是进行沉思的地方。而我在他们认为是因果关系中心的位置则有一个凹陷。)尽管早在1829年,颅相学就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并被彻底揭穿,但到了19世纪时,它还会时不时地流行一段时间,大约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开始流行起来的同时,颅相学才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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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把颅相学看成伪科学的典型代表,但它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较深层的启示。颅相学的发起者加尔博士被认为是将相应脑区与特定功能联系起来的先驱之一。他的基础假设——不同脑区执行不同功能,依然是现代神经科学的核心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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