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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则运用相同的研究资料得出了相反的观点，即厌恶和反感这样的情感体验并非先于道德决定并引导着道德决定，而是伴随着道德决定而来。这个180度大逆转的观点认为，精神病患者像健康人一样做出了相同的道德判断。做出这类道德判断似乎不需要正常的社会情感加工。研究者最终的结论是：“精神病患者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只是不在乎。”我们解释这类研究的方式，会带来一系列衍生的社会及法律问题。如果我们认为精神病患者是在生理上不能控制自己的暴力行为，而不是满不在乎、冷酷无情的罪犯，那么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会非常不同。但是我们能在认知科学的基础上做出这样的判断吗？我们能够不先解决意图的本质这个问题，就进行这样的区分吗？这类实验室实验是否表明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反应方式？运用脑成像研究，我们是否能确定一个决定或行为中的道德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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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举几个亲身案例来说明。因为在大学时学的是文科，所以我只学了一门生物学的入门课程。由于我错过了解剖青蛙的那堂课，因此第一次在医学院上解剖课时可以说毫无准备。解剖室里摆满了盖着无菌单的遗体，透过几扇巨大的窗户，我们可以看到金门大桥的壮观景象。指导老师在赞美完学习解剖学的快乐之后，我们按照指示拉下无菌单。刹那之间，25具遗体映入眼帘。其他学生拿起他们的解剖刀，开始忙活起来。我一动不动地站着，充满了厌恶、局促、恐惧和焦虑感。我还记得当时我想离开解剖室，离开医学院。不过我没有离开，而是指责我的新实验室同伴对遗体缺乏尊重，因为他让遗体的脸暴露出来了。为了表明我的态度，我探身过去，用一块毛巾盖住了遗体的脸。一个月后，随着我对这一套程序的熟悉以及对人类身体越来越感兴趣，我的道德上的愤怒感减退了，在阅读解剖手册时，我会把胳膊肘支在女性遗体的下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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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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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生物学家认为，厌恶是生存所必需的一种重要情感。例如，难闻的气味和令人作呕的样子，会防止我们去吃腐烂变质的肉。然而如果我们想研究在看到尸体时我的厌恶、恶心和反感如何引发了道德上的义愤，那么第一个挑战是，确定这样的情感是初级的，而不是由另一种心理状态触发的，比如不熟悉感、局促感、对灵魂或对死亡的恐惧。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相互作用从而界定了人生体验，但只有当这些发挥作用的心理状态在某个时刻被一起激活时，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才能显现出这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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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回到基线测量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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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代表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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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一下学习弹钢琴时涉及的心理活动和动作技巧——从你肘部的位置到手指敲击琴键的角度。当你成为杰出的钢琴家时，你便不再需要意识到演奏某个曲目所必需的每一个要素了。你不再需要总是提醒自己手的姿势应该如何，脚应该放在什么地方。相比第一次弹钢琴，需要付出的努力减少了。较少的努力等于较少的代谢需要，也就相当于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上，这些区域被激活的可能性减小了。在学习一项技能时，相应脑区的灰质会暂时增加，原因便在于这项普遍的原则。一旦学会了，不再需要的神经连接会被淘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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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已经学会了胳膊要伸出多远，不再有意识地思考你的姿势，这种潜意识知识就可能会转化为低层次的大脑活动。每当你坐在钢琴前它就会出现，不再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能够探测到的大脑活动的暂时性突然增加。这也是测量大脑基线活动的问题，和我们在第9章中讲述的皮特因潜意识报复麦克的故事中看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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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为道德决定的一部分取决于当时的情境，一部分取决于不断发展的生物学倾向以及生活经历的累积作用，那么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能够提供道德决定相关要素的完整写照这一结论，便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在第一堂解剖课上我戴着超级扫描仪，那么当我感到厌恶和道德义愤时，它会显示出被激活的那些脑区，但无法准确地探测出我以前就存在的忧虑或对死亡的恐惧，它们作为我人格中低等级的方面，长期存在于背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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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的“知”与“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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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道德生物学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某种行为进行概念化。最近在高速公路的匝道上，我被一辆福特F-150卡车追了尾。没有人受伤，但我的新车后备箱凹了进去。通常情况下，如果他人的愚蠢和粗心给我造成了损害，我会很生气，充满了愤怒之情。但是那次开卡车的是一位带着两个年幼孩子的年轻母亲，两个孩子都在前座上，他们又哭又闹，尖声叫喊。那位妈妈解释说她在一边开车一边给其中一个孩子喂奶。她的手机不能用了，也找不到驾照，而且保险也过期了。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我拍着她的肩膀说：“不要担心，你会没事的。”我的动作和言语让我自己和她都很吃惊。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解释当时的行为。从现在我们所讨论的内容来看，也就是说我无法用任何科学的方法把它分解成可测量、可分析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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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我发生了轻微的脑震荡，让我变糊涂了。或者身体没有受伤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记得在我安慰她之后，跳入我脑海的是“生活多么不公平”，那位女士的生活可能比我的生活更艰难。在等待拖车的时候，我思考着公平的本质。我之前认为公平的概念是一个纯粹的认知决定——个人权利与责任的平衡。现在我疑惑公平是否是一种表达，它的根基在于某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感。我自己行为的潜在触发因素可能包括我对幸运和不幸的理解，我对感恩和权利的个人认识，以及我对其他人的关心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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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也是最近关于挑选最高法院法官的最佳方式是什么这一争论的核心。奥巴马总统说：“在我看来，共情的特质，以及对人们的希望和努力的理解与认同是做出公正决定、实现合理结果的重要因素。”在比尔·班尼特（Bill Bennett）的《美国的早晨》（Morning in America）广播节目中，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斯蒂尔（Michael Steele）说：“我不需要一个会为我的对手糟糕的生活境遇或处境感到难过，因此就克扣我根据法律获得应得的公平待遇的机会的法官。”法律学者兼芝加哥大学的法学教授理查德·爱泼斯坦（Richard Epstein）似乎也同意这个观点。“在运作企业、慈善机构和教会时，共情很重要，”他说，“但法官的功能非常不同。他们解释法律，解决纷争。奥巴马不应该倾向于他最喜欢的群体，而应该遵从历史悠久的法官形象：手持正义天平的蒙眼女神朱蒂提亚。”在这两种相反的观点中，你所选择的立场取决于，你在多大程度上把公平看成心理感觉而不是有意识的决定。对我来说，公正的一个主要构成是，能够在理智和情感上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对于那些相信公平来自有意识的思考的人来说，缺乏共情会被视为一种积极的特质——能够把个人感情放在一边，做到客观。尽管这纯粹是推测，但我怀疑在看待公平问题上的这个基本差异，是造成全球党派政治增加的核心原因。对一个人的公平是对另一个人的不公，比如关于堕胎、移民、死刑或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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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告诉我们公平的真正本质。没有哪个大脑中枢在受到刺激后会让人产生公平感。当做出道德选择时，也没有哪个脑区会被激活，我们无法一路追溯到某个“公平”神经元。最终，我们让无意识的感受和知觉来决定了这个抽象概念的本质，而这个概念可能会决定人类文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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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科学家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注：萨姆·哈里斯作为美国著名哲学家、认知神经科学博士，他勇猛地将科学之剑指向道德世界，解开了“八大未解哲学问题”之一“我们有自由意志吗”。其著作《自由意志》中文简体字版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并不是这么认为的。哈里斯被称为新无神论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相信人们能够在大脑中精确地定位道德与公平。在《道德景观》（The Moral Landscape）的前言中，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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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价值观、意义、道德和人生目标的问题，确实是关系到有意识生物的幸福的问题。价值观被转化为可以用科学来理解的事实。有些事实可以用来理解，人类的大脑中如何产生了思想和意图；有些事实可以用来理解，这些心理状态如何被转化为行为；还有些事实可以用来理解，这些行为如何影响着世界以及其他有意识生物的体验。这类事实充分体现了我们对诸如“善”和“恶”这类词汇的所有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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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相信，科学将使我们能够“识别出心智的哪些方面导致我们偏离了事实推理和道德伦理的准则”。然后他提出了一个具有飞跃性的观点，认为通过这类知识，我们能够了解什么行为最有利于整个人类的幸福。但是对于那位年轻妈妈和我自己来说，并不存在那样一种科学事实，把我们的心理状态转化为从科学角度来看最佳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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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哈里斯有完美的神经科学来支持他的主张（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神经科学），我们依然不知道如何用科学来探究什么是美好的人生。想象一个虚构的社会，其中存在并盛行着纯粹的理性。100%的被试会把那个人推上铁轨，挽救另外5个人的生命。从表面上看，这与拉动操纵杆让火车改变方向是一致的，这标志着理性超越了不那么高贵的非理性直觉。有人甚至会认为这样的社会是集体幸福最大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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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想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吗？每个人都漠视个人情感，无论它有多么不理性，只为了符合功利主义的算法。当你知道朋友或邻居帮助你摆脱危难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有关共同利益的实验预测出来，那么你会如何看待你的朋友或邻居？这些问题没有道德上的正确或错误（我也不是在鼓吹一种社会优于另一种社会）。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是反映了你对选择在哪种社会中生活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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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在逻辑上把哈里斯的论点推向极端，请想象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科学发现恋爱就是催产素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智力取决于髓鞘的厚度，目标感只不过是边缘系统被激活了。以这个角度看人类的本质，有些人找到了安慰和道德方向，而有些人则会感到惊恐，因为他们要通过这样的事实来认识道德，完善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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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科学的目标是揭示什么能够为我们带来最大的幸福，我们仍需要理解“幸福”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指的是每一个个体（自由主义），还是整个社会（功利主义）。即使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吸烟会导致肺癌，赌博是一种破坏性成瘾行为，电视有损大脑，互联网破坏注意力的持续时间，依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哲学问题，即人们应该/可以/必须怎么过他们的生活。相信神经科学能够提供这些问题的答案，就等于相信凌乱的人类行为能够被简化为科学事实。这是我所能想象的科学上最无法检验、仅基于信念的观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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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性格研究看神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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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弄我一次，错误在你；愚弄我两次，错误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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