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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争论选择的自由，主要是为了理解并分配个人责任，那么研究意图的本质能更好地满足这个目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意图是有意识大脑活动与无意识大脑活动，以及过去与现在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它们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最明显的有意图行为——预谋杀人，也是由无意识冲动和欲望所激发的，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有意识的长期意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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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谱系的另一端是患有自毁容貌综合征的可怜的孩子们，他们咬掉自己的手指是为了满足无意识的冲动，而不是有意识的欲望。这种行为依然是故意的（而不是随机或意外的行为），但那是潜意识层面的故意。另一个例子是妥瑞症患者突然爆发出秽语，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也会表示他们具有暂时抑制秽语爆发的部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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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成瘾有什么看法？成瘾当然是多种层面上的生物功能，从药物或酒精的药理学作用到生物因素调节的人格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促进了人们识别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依然有大量神经科学文献支持个人努力有助于战胜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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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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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如何认识个人责任，并不主要在于我们是否具有“自由意志”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思考有意识意图和无意识意图的更好方法——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从概念上讲，无意识意图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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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其他人留心检视自己，他们便会像我一样，发现自己充满了空虚、浅薄和无意义之举。不消除自己，我便无法消除它们。人与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那些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会稍微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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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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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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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不会讲故事的科学家不是好的神经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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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在临床上接触神经病学是在约50年前，当时我在观察一位资深的神经科医生为一名45岁的会计做检查。这位病人在接受了心脏直视手术（俗称为开心手术）后，失去了周边视觉，只剩下少量的中央视觉，这就像要透过两个小孔看世界。在神经科医生进入检查室之前，他解释说那位病人从手术中醒来后便出现了严重的妄想症状。他带着苦笑补充道，精神科医生诊断那位病人患有术后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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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神经科医生开始进行视野测试时，那位病人退缩到了房间最远的角落里。他紧贴着检查室的墙站立，伸出手掌保护着自己，一脸惊恐。在神经科医生软语温言的哄劝下，他说道：“我对周围环境一无所知，没准有人在身后偷偷地接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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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神经科医生解释说，那位会计的视觉皮层中有一个血栓，这使他只剩下了范围很小的中央视觉。在给我们讲解了视觉神经学后，他突然改变了态度，变得忧郁起来。他试探性地提出那位病人可能失去了“心灵之眼”。非常有限的视野使他不了解周围环境的情况，由此造成了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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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记得当时我深受震动，神经学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机会，你可以运用科学知识来推测心智可能是什么。奥利弗·萨克斯进行的早期临床病例研究会让你感受到，在那个历史时期神经学所具有的神秘感与奇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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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对视觉皮层解剖结构和生理特征的发现，为大脑如何分层发挥功能提供了模型。对于较高层的视觉障碍背后的机制，比如失去“心灵之眼”或“错把妻子当帽子”，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了解。总之，神经科学的进步非常惊人，这是创新性思考与合作的结果。对于神经科学从黑暗时代发展到如今的尖端水平，我心中充满了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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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前文中那位会计为什么在失去周边视觉后会变得精神失常，这已经超出了科学能够解释的范围。每个人都会透过自己的世界观来进行观察，而世界观是由生物特征与人生经历塑造而成的。尽管这似乎有些令人不安，但神经科学家也无法避免这类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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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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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家必须承认，将有关心智的科学数据转化为因果关系的解释相当于在讲故事。这并不是像怀疑对谋杀现场的法医调查那样是在怀疑脑科学。但是如果证据都是间接的，比如没有目击证人的罪案或主观的心理状态，那么我们必须界定数据截止到哪里，从哪里开始便是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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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家就像推理小说家。像作家预设下一些线索那样，神经科学家会提供一些数据。数据可能是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但最简单的故事（遭受了突然的打击，会计变得很害怕）是对一系列事件的描述，它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从神经科学家天生的因果关系感到他自己害怕、恐惧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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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不同于其他科学领域，研究其他科学领域可以进行不带知觉偏见的准确测量。物理学家测量光速时不用担心他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天生的倾向或烘焙食物的气味会影响他的测量结果。但神经科学不是这样，神经科学家不能对心智进行测量，只能获得科学数据和经过个人知觉过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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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反反复复、试错、前进与后退，中间穿插着才华横溢的光辉时刻和过度解释数据的不光彩时期。我担心的是，如今神经科学正处于过度解释数据时期的边缘。如果我们坚持认为通过杏仁核或前扣带回的激活能够评判政治候选人，或者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能够测量人是否性欲低下，那么我们便可以确信历史不会善待这个时期的神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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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神经科学言论看成存在固有偏见的讲述者所讲述的故事是很重要的，为了认识它的重要性，让我最后呈现一系列曾引发伦理争议的病例研究。这些研究的作者都是同一个人。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对研究作者有更多的了解，那么对这些研究进行评判或许会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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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认知功能严重受损的病人，比如陷入持续性植物状态的病人，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应不应该撤销维持生命的护理系统——所谓的被动安乐死。（当医生谈到对神经系统严重受损的病人进行安乐死时，他们指的是被动形式的安乐死，即撤销营养液和药物，而不是主动形式的安乐死，即病人经过慎重考虑后服下致命的药物。）其中涉及的伦理问题很多，没有显而易见的正确答案。为了做出最好的决定，家人（通常具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必须依赖最新、最可靠的医学证据，这关系到诊断的准确性、病人康复的可能性和其他新疗法的合理性。理想的情况下，这些信息不该掺杂研究者的偏见。不幸的是，很难想象对于像是否让病人选择死亡这样充满情感的问题，研究者可以不带任何感情。这些偏见（无论是有意识的动机，还是研究者没有觉察的潜意识情感）会影响研究的各个方面，从为什么要进行这项研究、研究的设计，到方法的选择、统计分析，最终到如何解释数据。某个观点的重要性和情感压力越大，最终的解释越有可能反映这些偏见。在阅读下列文章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知道作者的个人背景（包括他的宗教信仰和对安乐死的看法），那么对它们的解释会有怎样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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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的临床应用——闭锁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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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有这样一条头条新闻：“某人说从‘昏迷’中醒来就像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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