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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神经科医生解释说，那位会计的视觉皮层中有一个血栓，这使他只剩下了范围很小的中央视觉。在给我们讲解了视觉神经学后，他突然改变了态度，变得忧郁起来。他试探性地提出那位病人可能失去了“心灵之眼”。非常有限的视野使他不了解周围环境的情况，由此造成了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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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记得当时我深受震动，神经学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机会，你可以运用科学知识来推测心智可能是什么。奥利弗·萨克斯进行的早期临床病例研究会让你感受到，在那个历史时期神经学所具有的神秘感与奇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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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对视觉皮层解剖结构和生理特征的发现，为大脑如何分层发挥功能提供了模型。对于较高层的视觉障碍背后的机制，比如失去“心灵之眼”或“错把妻子当帽子”，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了解。总之，神经科学的进步非常惊人，这是创新性思考与合作的结果。对于神经科学从黑暗时代发展到如今的尖端水平，我心中充满了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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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前文中那位会计为什么在失去周边视觉后会变得精神失常，这已经超出了科学能够解释的范围。每个人都会透过自己的世界观来进行观察，而世界观是由生物特征与人生经历塑造而成的。尽管这似乎有些令人不安，但神经科学家也无法避免这类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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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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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家必须承认，将有关心智的科学数据转化为因果关系的解释相当于在讲故事。这并不是像怀疑对谋杀现场的法医调查那样是在怀疑脑科学。但是如果证据都是间接的，比如没有目击证人的罪案或主观的心理状态，那么我们必须界定数据截止到哪里，从哪里开始便是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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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家就像推理小说家。像作家预设下一些线索那样，神经科学家会提供一些数据。数据可能是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但最简单的故事（遭受了突然的打击，会计变得很害怕）是对一系列事件的描述，它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从神经科学家天生的因果关系感到他自己害怕、恐惧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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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不同于其他科学领域，研究其他科学领域可以进行不带知觉偏见的准确测量。物理学家测量光速时不用担心他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天生的倾向或烘焙食物的气味会影响他的测量结果。但神经科学不是这样，神经科学家不能对心智进行测量，只能获得科学数据和经过个人知觉过滤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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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反反复复、试错、前进与后退，中间穿插着才华横溢的光辉时刻和过度解释数据的不光彩时期。我担心的是，如今神经科学正处于过度解释数据时期的边缘。如果我们坚持认为通过杏仁核或前扣带回的激活能够评判政治候选人，或者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能够测量人是否性欲低下，那么我们便可以确信历史不会善待这个时期的神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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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神经科学言论看成存在固有偏见的讲述者所讲述的故事是很重要的，为了认识它的重要性，让我最后呈现一系列曾引发伦理争议的病例研究。这些研究的作者都是同一个人。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对研究作者有更多的了解，那么对这些研究进行评判或许会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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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认知功能严重受损的病人，比如陷入持续性植物状态的病人，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应不应该撤销维持生命的护理系统——所谓的被动安乐死。（当医生谈到对神经系统严重受损的病人进行安乐死时，他们指的是被动形式的安乐死，即撤销营养液和药物，而不是主动形式的安乐死，即病人经过慎重考虑后服下致命的药物。）其中涉及的伦理问题很多，没有显而易见的正确答案。为了做出最好的决定，家人（通常具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必须依赖最新、最可靠的医学证据，这关系到诊断的准确性、病人康复的可能性和其他新疗法的合理性。理想的情况下，这些信息不该掺杂研究者的偏见。不幸的是，很难想象对于像是否让病人选择死亡这样充满情感的问题，研究者可以不带任何感情。这些偏见（无论是有意识的动机，还是研究者没有觉察的潜意识情感）会影响研究的各个方面，从为什么要进行这项研究、研究的设计，到方法的选择、统计分析，最终到如何解释数据。某个观点的重要性和情感压力越大，最终的解释越有可能反映这些偏见。在阅读下列文章时，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知道作者的个人背景（包括他的宗教信仰和对安乐死的看法），那么对它们的解释会有怎样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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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的临床应用——闭锁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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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有这样一条头条新闻：“某人说从‘昏迷’中醒来就像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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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的“知”与“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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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一个年轻人RH遭遇了一起车祸，导致他陷入了持续性植物状态。23年后他被转诊给比利时列日大学（University of Liège）的史蒂文·洛雷（Steven Laureys）博士，他是意识障碍方面的专家。经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检查后，洛雷博士认为RH之前的医生弄错了，RH其实处于最小意识状态。家人聘请语言治疗师帮助RH通过触摸屏电脑与外界进行交流。3年后，美联社报道称RH有了意识，运用这种方法，他能够进行充分的交流。根据美联社的报道，那位语言治疗师说她能感觉到“RH用手指的轻轻压力来引导她的手，当她把RH的手移向不正确的字母时，她能感到RH的抗拒。”她说在她的帮助下，RH输入了：“我不能回应家人的需要，这真令人沮丧。我无法分担他们的悲伤。我们不能给彼此打气。想象一下，没有人能理解你所听到、看到、感觉到和想到的事情。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无法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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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物伦理学教授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怀疑这个治疗师对病人手指移动的解释。在他看来，这就像“辅助沟通训练……‘显灵板’这类东西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假的。”卡普兰还认为病人的陈述与这种大脑严重损伤和几十年无法交流的状态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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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采访时，洛雷博士说他每年会对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50名这类病人进行评估，并且他正在对其中几十人进行重新检查。关于卡普兰针对RH沟通方法的批评，他没有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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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RH的妈妈表示她的儿子正在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在此之后洛雷博士实施了简单的测试，评估病人所进行的沟通的有效性。语言治疗师被要求离开房间。洛雷博士给RH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物品，后来让RH在中立的观察者的协助下输入物品的名字。尽管进行了反复尝试，但RH辨认不出任何物品，也无法进行有意义的沟通。当被问及当初为什么没有对治疗师在RH沟通能力中所起的作用表示怀疑时，洛雷回答道：“RH的故事是关于意识诊断的，而不是关于沟通的。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开语言治疗的处方。但是不妄加评判很重要。他的家人和照顾者是出于爱和同情才这样做的。”在方法学上，是存在探查最微小运动行为的标准方法的。把电极放置在手指的肌肉上，即使小得看不出来的动作也能被电极侦测出来并显示在监控器上。通过相同的方式，闭锁综合征患者（完全有意识，但不能动也不能说话）可以用最简单的动作，比如眨眼，来进行沟通，这就像杂志编辑让-多米尼克·鲍比（Jean-Dominique Bauby）的病例。他的故事会在名为《潜水钟与蝴蝶》（The Diving Bell and the Butterfy）的书和电影中不朽。这样RH便有可能通过看着监控器来进行直接沟通，不需要引入一个中间人来解释这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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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对RH做出评论的两年后，洛雷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对65名闭锁综合征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了评估。病人通过眨眼睛来回答一系列问题，其中57名病人说他们很开心，18名病人表示他们不开心。洛雷写道，这些发现不仅应该改变人们对待病人的方式，而且应该改变人们对待安乐死的态度。他对病人的康复持有慎重的乐观态度，他认为许多病人能够重新获得对头部、手和脚的控制，或许还能说一点儿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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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结道：“我们的研究数据强调，闭锁综合征患者需要额外的缓解治疗，这些治疗努力主要针对可动性和娱乐活动……对于绝望的闭锁综合征患者，我们应该让他们确定地知道，他们重新获得有意义的快乐生活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应该充满同情地接纳那些要求安乐死的病人的请求，但数据显示，在病人的情况稳定起来之前，应该对其延缓安乐死。”洛雷和他的同事注意到，病人患上闭锁综合征的时间越长，他们便越有可能感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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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会毫无根据地相信更好的康复技术会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质，因此应该延缓安乐死。这相当于在科学的马匹前设置了一个道德的车斗。时至今日，很少有证据显示，长期康复治疗对严重意识障碍患者或闭锁综合征患者具有显著的益处。同样令人烦恼的是，如何判断病人的情况已经稳定了。洛雷告诉我们，病人等待的时间越长，他们便越有可能满足于自己的状况。很有可能无法康复，是可以考虑放弃治疗的情况之一，但是如果你提出病人的情绪状态可能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善（但并没有充分的证据），那么撤销维持生命的设施便永远都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另外，当病人的护理完全依赖于那些提出问题的人时，你认为病人对自己心理状态的描述有多大的可靠性？想象一个人几乎完全瘫痪了，他要设法诚实地回答那些问题，同时又不冒犯护理者。洛雷建议其他医生要向类似情况的病人保证，他们很有可能拥有快乐而有意义的生活，对此我们应该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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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科学角度评判洛雷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对于判定他的言论是否正确，科学只能走这么远了。但是他对研究结果的解释不是科学，而是警示性的故事，讲述的是我们在临床上准确判断意识水平的能力，以及我们为什么应该特别慎重地对待这类病人的安乐死。呈现给我们的神经科学信息，常常不会明确地把数据和故事区分开，这便需要我们去画出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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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返回到2007年《神经病理学纪要》（Archives of Neurology）上由洛雷博士与他人合著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前文曾提到过的那位年轻女病人X是有意识的，因为她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显示她能想象打网球和在房子里走动。现在我们知道洛雷博士对闭锁综合征患者的相对快乐持什么态度，也知道了他对安乐死的担忧，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问一问，他的看法是否影响了他对其他意志障碍患者研究的解释，尤其是当他的结论具有如此深远的意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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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为洛雷对快乐的研究提出其他解释，或者指责他毫不批判地接受了值得怀疑的方法（辅助沟通训练）。但是对单个研究的个人批评并不能突显出更大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科学对另一个人心理状态的认识是有限的，并且要明白把个人观点作为科学事实会带来的道德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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