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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踩踏灌丛和小树，在森林里辟出一块块的空地。结果形成一片交错镶嵌的栖息地，使其中的生物种类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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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鼩鼱龟会挖掘9米长的地道，使泥土的成分更加多样，也因此改变了其中的微生物组合。此外，其他生物也可能挤进它们的避难所，例如特化适应地道生活的蛇、青蛙以及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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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内盖夫（Negev）沙漠的Euchondrus蜗牛，能吞食并磨碎软岩石，以食用生长在岩石内部的地衣。借着将岩石转化为泥土，同时释放出由地衣进行光合作用后产生的营养物质，它们等于为其他生物开辟了更多的生态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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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许许多多来自不同生态系统的观察，都得出同一个结论：愈多生物生活在一起，所建构的生态系统就愈稳定，生产量也愈高。但是另一方面，许多试图描述生态系统中物种互动关系的数学模型，却得出几乎完全相反的结论：生物多样性愈高，愈会降低个别物种的稳定性。在某些情况下（让众多互动作用强烈的物种，随机移入到某个生态系统），个别但相互关联的物种波动，会使得每种物种的数量变动范围加大，因此也更容易灭绝。同样，如果给定适当的生物性状，从数学上而言，也可能得出日益增加的生物多样性，反而导致生态系统生产量降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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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理论与观察结果冲突时，科学家通常会更为小心地设计实验来解决。遇到与生物体系相关的案例，他们的动机特别强，因为生态系统正是最典型的“复杂到无法单独用观察或理论来解决”的问题。和其他科学一样，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理想的程序莫过于先将该系统简化，然后一次更动一到两个重要变量，同时尽量维持其他部分固定不变，再观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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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一队英国生态学家尝试设计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环境，他们建造了一个人工生物圈（ecotron），然后依需求放入各种生物，形成一个密闭的简单生态系统。比较多组人工生物圈之后，他们发现，生产量（以植物增加的总量来计算）会因物种数增加而增加。同时，生态学家也监测明尼苏达草原上的区块（patch，一小块独立存在的土地），观察这个户外的人工生物圈在干早期的情况，结果发现区块内生物种类愈多样化，生产量衰减得愈少，而再生的速度也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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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开创性研究似乎很能佐证早先科学家所得出的结论，起码在生产量方面是如此。说得更详细些，测试到这个程度的生态系统，无论就特性或起始情况来说，都不可能吻合“物种的数量越大，生态系统的生产量以及稳定性会双双降低”这样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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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又怎能确定呢？批评者质疑（以最佳的科学传统方式逼问）：难道生产量增加，就一定代表是物种数增加所造成的后果吗？也许这样的后果是其他因素造成，只不过该因素恰巧与物种数相关而已。这有可能是统计学上的假象。譬如，某个栖息地里的植物种类愈多，愈有可能出现起码一种植物生产过量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动物以之为食的植物产量的增加，只不过是一种运气，算不上是单纯属于生物多样性本身的特质发生改变的结果。以上这种理论，基本上只是文字诡辩。生物多样性愈丰富，“得到高生产力物种”的可能性就愈大，这也可以视为提高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的方式之一。（如果从1000名候选者中挑选一队篮球运动员，找到一名天才球员的机会，当然很可能高过从100名候选者中挑选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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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所造成的其他结果，是否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需要了解的是，物种互动的方式到底是只造成单方面的生产量增加，还是双方面都会因此而增加？这样的过程称为“生产过度”（overyielding）。在1990年代中期，有一项庞大的国际研究计划，其目的就在于测试生物多样性对生产量的影响，特别是“生产过度”现象究竟有没有出现。该计划后来称作“生物深度计划”（BIODEPTH），其中好几项子计划是由8个欧洲国家的34名科学家所进行的为期两年的研究。这一次结果就比较令人信服了。他们再度证明，生产量确实会随着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而提升，至少对物种数大于或等于32种生物的群体是如此。此外，该实验的许多趋势也证明了“生产过度”现象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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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万年来，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工程师”在推动“生产过度”方面，一向特别有效率。这些“工程师”和其他利用它们开拓出来的生态区位的物种一块儿进化，这种协同进化在生态系统中是蛮和谐的。这些构成该生态系统的物种，借由广布于多个生态区位，比起一般相类似的生态系统，它们能攫取并循环更多的物质与能量。人类也算是生态系统“工程师”之一，但却是很差劲的一个。我们没有和大部分生物一块儿协同进化，现在我们简直是与全世界为敌，我们消灭的生态区位，远超过新创造的。我们以前所未有的超高速度，迫使生物和生态系统走上绝路，降低了生态系统的生产量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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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人的生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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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承认，就生态系统层次的生产价值与经济价值来看，抢救某个生态系统中所有的物种是说不过去的，尤其是那些罕见得即将灭绝的生物。象牙喙啄木鸟的消失，并不会影响美国的繁荣。卡茨基尔森林里的某种罕见花朵或苔藓如果消失，也不会影响该地的净水功能。但是，这又怎么样呢？根据生物目前已知的实用价值来评估它们，是野蛮人的生意经。1973年，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W. Clark）以蓝鲸（Balaenoptera musculus）为例，展示了这种观点。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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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蓝鲸身长可达30米，体重可达150吨，是所有已知陆地及海洋动物中，体型最庞大的。同时，它们也是最容易猎杀的动物之一。整个20世纪，就有超过30万头蓝鲸遭到猎杀，最高峰是在1930到1931年的那个捕鱼季，单单一季就猎杀了29649头。到了1970年代早期，蓝鲸族群已经掉落到只剩下数百头。而日本人还是想要继续猎杀它们，即便它们会因此绝种也在所不惜。于是，克拉克问道：怎样做会替蓝鲸以及所有人类创造出更多财富？第一种方式，停止猎杀，让蓝鲸数量恢复，然后再以它们承受得起的速度，持续猎杀下去；第二种方式是，尽快捕杀所有剩下的蓝鲸，然后将赚得的钱投资在股价蹿升的股票上？当年贴现率超过21%时，我们得到令人不安的答案：杀光它们，把获得的钱拿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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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检视一下，上述论调有何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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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认定的答案很简单。一头死蓝鲸的经济价值，只需要考虑当前市场上的估计方式，换句话说，也就是它们的鲸油和鲸肉论斤拍卖的价钱。其实它们还具有许多其他的价值，随着我们对现存的蓝鲸了解愈深，愈能知道它们在科学、医学以及美学上的价值，而这些价值无论在深度或广度方面，目前还都无法预料。蓝鲸在公元1000年时的价值几何？差不多等于零。它们在公元3000年时价值又几何？基本上应该是无限大，外加当时人们对于祖先所怀抱的感激之情——感谢聪明的老祖宗预先防止蓝鲸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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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够事先猜测出，任何一种动物、植物或微生物未来可能具备的所有价值。每种生物的潜力范围很广，从已知的到目前超乎想象的人类需求，尽管大多数生物对人类来说仍属未知。在科学上登记在案的生物，也就是具有拉丁文学名的生物，少于200万种，然而，据估计还有500万到1亿种（或更多）生物有待人们去发现。此外，在已知生物里，只有不到1%的物种被深入研究，绝大多数物种也仅限于形态解剖与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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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工程带动农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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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能因为了解野生物种而获益的关键产业中，农业是其一。世界粮食供应目前全系在生物多样性很有限的几种植物上。在目前已知的25万种植物中，人类粮食有90%来自其中的100多种。111 其中负担最重的有20种植物，里面又只有3种是攸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禾本科作物，这就是小麦、玉米和水稻。对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最主要的20种作物，只不过是差不多1万年前各地农业兴起时，当地碰巧存在的植物。这些各自兴起的农业地带包括：地中海一带和近东、中亚、非洲的岬角、亚洲热带的水稻区、墨西哥高原、中美洲以及南美安第斯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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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约3万种野生植物拥有可食用部位，曾喂养过早期靠打猎采食维生的人类，只是这些植物多半都不是生长在上述的农业兴起的区域内。在这3万种可食用植物中，起码有1万种可以发展成人类的主要作物。其中有几种甚至马上就具备商业发展价值，譬如，美洲的三种苋类植物、安第斯山的秘鲁胡萝卜（arracacha）以及亚洲热带的翼豆（winged bean，或称四棱豆）。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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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这25万种植物（事实上应该说所有生物），都有可能提供它们的基因，经由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植入作物内，来改良品种。只要植入适当的DNA片段，就可能创造出耐寒、抗虫、多年生、生长快速、高营养价值、多用途、具备水土保持能力乃至更容易播种和收获的品种。此外，和传统育种技术相比，基因工程技术不但全面，而且实时。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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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分子遗传学革命的附加产物——基因工程技术，始于1970年代。1980—1990年代，在世人还没有完全会过意来之前，它便悄悄成熟了。譬如，有一种苏云金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的基因被植入玉米、棉花和马铃薯的染色体中，以便让这些作物制造出某种能杀死害虫的毒素。不用再喷洒杀虫剂了，基因改造过的植物现在会自己照顾这一点了。黄豆、油菜（canola）等植物，也被植入其他细菌的基因，因此可以抵抗化学除草剂。如今，农田清除杂草的代价便宜得多，因为不会伤害到其中生长的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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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最重大的突破完成于1990年代末，那就是黄金稻（golden rice）的登场。这种带有细菌与喇叭水仙基因的新种稻米，能够制造维生素A的前驱物β -胡萝卜素。由于原本缺乏维生素A的稻米，是地球上30亿人口的主食，额外添加的β -胡萝卜素，对人类的贡献可不算小。差不多同时期，借由两项近乎马戏班杂耍的伎俩，基因工程技术证实了它那无穷的潜力：一个细菌基因被植入猴子体内，另外一只水母的生物荧光基因则被植入一株植物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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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工程引起反对声浪，几乎无可避免。对许多人来说，人类的生存基础等于被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掉了。在缺乏警示的情况下，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简称GMOs）溜进我们的生活，充塞在我们四周，悄悄改动了自然界与社会的秩序。针对这种新工业的抗议活动，始于1990年代中期，1999年时整个爆发，恰恰赶上成为千禧年的天启预言活动。欧盟禁止了转基因（transgenic）作物，英国的威尔斯（Wales）王子则把这种方法比喻成“扮演上帝”，激进的示威者更是要求全球禁止基因改造生物。“科学怪食”、“超级野草”以及“农场末日”（Farmageddon）等新词也应运而生；按照英国报纸的说法，它们是“基因黑暗面的疯狂力量”。有些著名的环境科学家发现，无论就技术层面还是就伦理层面，基因工程都有商榷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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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2001年），各国舆论和官方政策对于此一议题的态度，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法国和英国坚决反对，中国强力赞成，至于巴西、印度、日本和美国，则是态度谨慎。尤其是美国，直到“瓶中精灵”（转基因作物的封号）被释放出来后，大众才意识到这个议题。1996—1999年，美国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农田，由154万公顷，猛蹿升到2871万公顷。在20世纪结束时，超过半数的黄豆和棉花，以及接近三分之一（28%）的玉米，都是转基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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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基因工程确有值得顾虑之处，现在我就来总结并评论一下。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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