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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利和手下的化学家，从箭毒蛙背部取出的混合液体中，分离并界定出该毒素，原来这是一种类似尼古丁的分子，于是他们命名为地棘蛙素（epibatidine）。实验证明，这种物质的镇痛效果是等量鸦片的200倍，但是很不幸，它的毒性也太强了，不适合应用在临床上。下一个步骤，是重新设计该分子。于是雅培实验室（Abbott Laboratories）的化学家，不仅合成了地棘蛙素，也合成了与它相近的数百种新型分子。在临床试验中，他们发现其中一种标号ABT-594的物质，能兼具各种理想特性。它和地棘蛙素一样，有镇痛作用，包括鸦片通常无法作用的一种因为神经受损所引起的痛觉。此外，ABT-594还有两项优点：它会令人警醒而非昏睡，同时也不具有任何呼吸系统或消化系统方面的副作用。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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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现与物种灭绝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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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毒蛙的故事还带有另一个关于热带雨林保护的警示。要不是箭毒蛙所生活的栖息地遭破坏，地棘蛙素以及它的衍生物，几乎是永远不会被发现的。等到戴利和迈尔斯继上次探访厄瓜多尔后，再次出发欲收集足够分析用量的箭毒蛙毒素时，这种蛙所生活的两座热带雨林，其中一座已被砍光，改种植起香蕉来。还好第二处栖息地仍然保持完整，他们总算能找到足够的箭毒蛙，收集到1毫克的毒液。技术加上运气，他们靠着那些微的量，界定出地棘蛙素分子，并在制药领域开创出一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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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搜寻天然药物好比一场科学发现与物种灭绝之间的赛跑，一点都不夸张，尤其是在愈来愈多的森林倾倒、珊瑚礁白化之后。还有一个事件，把这个观点展露得更具戏剧性，这件事开始于1987年，植物学家伯莱（John Burley）前往马来西亚婆罗洲岛西北角的沙捞越地区，靠近伦乐（Lundu）的沼泽森林采集植物标本。他的旅程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赞助的众多搜寻新型抗癌与抗艾滋病天然产物的旅程之一。按照例行程序，小组遇到的每一种植物，都采集重约1公斤的果实、树叶及树枝。采下的样本部分送往国家癌症研究所实验室分析，部分送到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进行更深入的鉴定与植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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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份样本采自一株高约8米的小树，编号是Burley-and-Lee 351。标本送回实验室后，它的萃取物照例要接受测试，看看对人工培养的癌细胞是否具有抵抗力。和大部分受测物一样，结果是没有反应。接着，它又接受下一关筛检，测试对艾滋病病毒的效力。这时，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科学家万分惊讶地看到，对Burley-and-Lee 351测试的结果是：百分之百对抗HIV-1感染所造成的细胞病变，基本上，就是可以让HIV-1停止复制。换句话说，标本中含有的这种物质虽然不能治愈艾滋病，但是可以解除艾滋病阳性患者病程中的发冷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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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ley-and-Lee 351被鉴定出是胡桐属（Calophyllum）植物，属于金丝桃科（Guttiferae）。于是采集队又再度前往伦乐地区，准备采集更多这类树木的成分物质，纯化出抗艾滋病病毒分子，并进行化学鉴定。然而树木不见了，可能被当地人砍来当柴烧或盖房子去了。采集队只好从同一座沼泽森林中，带回另一种同属植物，但是它们的萃取物对于病毒没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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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任职哈佛大学的胡桐属世界权威史蒂文斯（Peter Stevens），也参与解决这道难题。他发现，原来的那棵树属于一种罕见品种，是毛胡桐（Calophyllum lanigerum）的变种austrocoriaceum。第二次采集回来的样本则属于另一个种类，而这也说明了为何后者没有功效。伦乐地区再也采集不到austrocoriaceum的样本了。大伙开始全面搜索这种神奇植物，最后终于在新加坡植物园中采集到一些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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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有了足够的原料后，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终于能将这种抗艾滋病病毒的物质界定为(+)-calanolide A。不久之后，该分子的人工合成物就登场了，而且证明和原萃取物一样有效。更进一步研究发现，它是一种很有效的反转录酶抑制剂，而反转录酶是艾滋病病毒在人类宿主细胞内复制所需的酶。如今，研究已经进展到评估该分子是否适合上市销售的阶段。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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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大自然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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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野生生物多样性以寻找有用资源，被称为“生物探勘”（bioprospecting）。受到大笔投资的推动，过去10年来，这个领域在渴求新药的全球市场中，成长为颇具规模的产业。同时，它也能帮助人类发掘新的食物、纤维、石油替代物以及其他产品。有时候，生物探勘者会为了某些特定化学物质而筛选大量物种，例如防腐剂或癌症抑制剂等。其他时候，生物探勘者则是机会主义者，针对可能产生有价值资源的一种或数种生物做检验。到最后，整个生态系统会被当成一个整体来探勘，针对每一种生物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产物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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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系统中攫取财富，可以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也可以是良性的结果。爆破珊瑚礁和皆伐森林能快速取得财富，但是不持久。有节制地捕捉珊瑚礁鱼类，在不扰动森林的情况下，采集野生水果和树脂，却是可以持续并长存的。从丰富的生态系统中采集有价值的物种，然后在缺乏高价值物种的地区大量栽种，不但有利可图，同时也是最能永续经营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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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最小的生物探勘是未来的趋势。它的远景可以用下面这座假想森林的矩阵来表达。最左边一栏先列出数千种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的名单，愈多愈好，但是你要知道，绝大多数的物种都还没仔细调查过，许多甚至连学名都没有。最上面一列则写上这些生物加总起来所有产物可以想象出来的数百种功能。矩阵本身是二维的。矩阵中央的位置则是生物潜在的应用价值，但是它们的特性几乎全属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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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的丰富恩赐，可以从热带雨林原住民所萃取的产物中看出端倪，他们运用的是传统的知识与技术，靠着操作示范以及口头传授，一代代传承下来。下面我举的这些例子，只是亚马孙河上游土著部落最常使用的药用植物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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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住民的知识来自族人对于当地5万多种开花植物的集体经验：motelo sanango（Abuta grandifolia，治蛇咬伤、发烧）、染料树（Arrabidaea chica，治贫血、结膜炎）、猴梯（Bauhinia guianensis，治阿米巴痢疾）、大白花鬼针（Bidensalba，治口腔溃烂、牙痛）、薪柴树（Calycophyllum和Capirona属的种类，治糖尿病、真菌感染）、土荆芥（Chenopodium ambrosioides，可驱虫）、金星果（Chrysophyllum cainito，治口腔溃烂、真菌感染）、白粉藤（Cissus sicyoides，治肿瘤）、书带木（Clusiarosea，治风湿病、骨折）、蒲瓜树（Crescentia cujete，治牙痛）、牛奶树（Couma macrocarpa，治阿米巴痢疾、皮肤炎）、龙血（Croton lechleri，治出血）、响尾蛇植物（Dracontium loretense，治蛇咬伤）、沼泽刺桐（Erythrinausca，治感染症、疟疾）、野杧果（Grias neuberthii，治肿瘤、腹泻）、番泻树（Senna reticutata，治细菌感染）。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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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续利用——兼顾经济与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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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热带雨林的数千种传统药用植物中，西方医学测试过的种类只有一小部分。122 即便如此，最常用到的几种所具备的商业价值已可媲美农业及畜牧业。1992年，两名植物经济学家，巴里克（Michael Balick）和门德尔松（Robert Mendelsohn）证明，在洪都拉斯的伯利兹（Belize）两处热带雨林中采收野生药用植物，就算计入劳工成本，每公顷还是可以分别获利726美元以及3327美元。为了要做个比较，其他研究人员估算了危地马拉和巴西的热带雨林，发现每公顷林地开发成农田后，产值只有约228美元以及339美元。然而，最具生产力的巴西植物热带松，一次采收就能获得3184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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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借着不破坏热带雨林而取得的医药产品，也可能使当地人受益，只要市场已经开发，而采收量也不至于大到森林支撑不起即可。若把植物和动物食品、纤维、碳排放权交易（carbon credit trade）123 ，以及生态旅游都包括进来，永续利用所产生的商业价值还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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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新经济方式的案例愈来愈多。在危地马拉的佩滕（Petén）地区附近，差不多有6000户人家，靠着适量抽取雨林产物，而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全体年收入有400万到600万美元，比起将森林开发成农田或牧牛场的收入还高。另外，生态旅游也是一项有待开发的额外资源。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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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界的策略专家是不会忽略这部大自然药典的。他们很清楚，只要发现一个新分子，就有可能收回先前投入生物探勘和产品研发的大笔资金。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案例是，发现生长在黄石公园沸腾的地热温泉中的嗜绝菌。1983年，西特斯（Cetus）公司利用其中一种水生嗜热菌（Thermus aquaticus），制造出一种能抗热的酶，而这种酶是DNA合成过程中不可少的。这种方法叫作“聚合酶连锁反应法”（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简称PCR），是快速绘制基因图谱的科技基础，也是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医学的支柱。由于它可以将极少量的DNA复制放大，因此在犯罪侦查以及法医学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特斯公司在PCR技术方面的专利（已经过法院认可），利润惊人，每年为该公司赚进2亿美元，而且还在增加之中。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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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契约基础足够扎实，生物勘探就能够同时兼顾到经济面与环保面。1991年，默克（Merck）公司与哥斯达黎加的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INBio）签约，提供协助搜寻该国热带雨林以及其他栖息地中的新药物。第一期它们投入100万美元，为时两年，之后还会接续有两期类似的赞助计划。第一期计划的采集者，目标集中于植物，第二期是昆虫，第三期则是微生物。如今默克公司已经开始分析他们在这段时间采集到的超大样本库，测试并纯化来自样本的化学萃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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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1991年，辛太克斯（Syntex）公司也和中国科学院签署了一份合约，每年帮对方分析1万种植物抽取物的药用成分。1998年，戴维塞（Diversa）公司和黄石国家公园签约，继续对地热温泉进行生物探勘，看看能否再找到嗜热微生物的化学物质。戴维塞公司每年付给黄石公园2万美元以采集生物进行研究，另外也将因此而产生的商业研发利润，拨回一小部分给公园。回馈黄石公园的经费，将用于推广保护这些独特的微生物及栖息地，同时也用于基础研究及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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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些此类型的合约，例如NPS制药公司和马达加斯加政府之间，辉瑞（Pfizer）药厂和纽约植物园之间，以及跨国药厂葛兰素史克维康（Glaxo Wellcom）和一家巴西制药公司之间，而且制药公司还答应将部分利润回馈，支持巴西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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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说这么多，只为了说明“就人类长期物质或健康利益而言，保护生物世界都是必需的”，我想理由也够充分了。但是，正如我接下来想要阐释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许多层面来看都更为深刻。它关系着人类独有的特质以及自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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