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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我们不能轻易下此赌注，任凭自然环境消失。纯粹就辩论而言，我们姑且假设可以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合成新生物，也可以用人工方式重建稳定的生态系统。然而，就算有这种渺茫的可能性，我们就应该一意孤行追求短期利益，任凭原来的生物和生态系统消失吗？就此把地球的生物历史一笔勾销吗？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顺便把图书馆和美术馆烧掉，把乐器劈作木料，把乐谱捣成纸浆，把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歌德（Johann W. von Goethe）以及甲壳虫乐队（Beatles）127 的作品也都销毁，因为所有的这些，或至少是极接近的替代产物，统统都有可能重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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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议题，就像所有重大议题一样，是一个道德议题。科学和技术是决定我们能够做的，道德是决定我们应该或是不应该做的。道德决定源自伦理，此种伦理是行为上的准则，而这些行为将能支持某个取决于其目的之价值观。至于目的，不论是个人的还是全球共同的，不论是由意识所激发，还是铭刻在神圣经文中，表达的都是我们对自己及人类社会所抱持的形象。简单地说，伦理的进化是经由不连续的步骤，从自我形象，到目的，到价值观，到伦理戒律，再到道德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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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环境保护伦理，就是要将非人类世界中最美好的部分传递给将来的子孙。了解这个世界，你会对它产生一份拥有的感觉。深入了解它，你则会爱它和尊敬它。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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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生物，从美国秃鹫、苏门答腊犀牛、平螺旋三齿陆蜗牛（flat-spired three-toothed land snail）、光马先蒿（furbish lousewort），一直到还在我们身边的数千万种甚至更多的生物，都是伟大的作品。是天择这位工匠，通过突变以及基因重组，历经漫长年代与无数步骤，将它们组装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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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仔细观察，每一种生物都能提供无数的知识与美感享受，就像一座活生生的图书馆。从花旗松到人类，真核生物的基因数量差不多有数万个。构成基因的碱基对（换句话说，也就是蕴藏遗传信息的字母），其数量依物种而不同，从10亿到100亿个不等。就拿一种最普通的动物老鼠来说，一粒细胞内的DNA如果一个个头尾相接，而且宽度变得像包装绳那般粗，将能延伸900公里长，其中每米约有4000个碱基对。如果纯以细胞的基因数量来论，一只老鼠体内的所有细胞的基因数量，相当于大英百科全书自1768年发行以来的所有版本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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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出现在我们脚边、我们不屑一顾的一只昆虫或一株杂草，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体。它有自己的名字，有长达百万年的历史，在世界上也自有一席之地。它的基因使得它在生态系统中，能适应某个特定的生态区位。经由仔细观察生物所证实的伦理价值显示，我们周边的生命形式都太久远、太复杂、基本上也太有用了，不宜轻言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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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进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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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还指出另一个在伦理上很有说服力的价值观：生物在遗传上的统一性（genetic unity）。所有的生物都来自相同的远古始祖。经由解读遗传密码（genetic code）发现，生物的共同祖先很类似现代的细菌和古生菌，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具有目前已知最简单的解剖构造和分子组成。由于源自35亿年前的单一始祖，现代生物全都拥有某些基本的分子特性。这些生物的组织均由细胞构成，而负责管制细胞内外物质交换的，则是一层脂质的薄膜，叫作细胞膜。细胞产生能量的分子机制皆大同小异。遗传信息也都储藏在DNA里，然后转录给RNA，之后再转译成蛋白质。未了，由大量的大体相仿的蛋白质催化剂，也就是所谓的酶，来加速催生所有的生命程序。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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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同样令人感触强烈的价值观，在于人类喜爱从事管理工作，而这似乎源自人类社会行为中一种被遗传定型了的情绪。既然所有生物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我们也可以说，自人类诞生后，我们就必须把生物圈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如果其他生物是身体，我们人类就是大脑。也因此，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自然界的角色是负责思考生命的创造，并进一步保护这个生机盎然的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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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科学家在研究心智的本质时，对它的定义不只是提供大脑运作这样的物质实体，更特别的是具备了大量的情节。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也不论是基于现实，还是基于纯粹想象，这些自由涌现的情节全都以同样的机制搅拌在一起。现在的心智建构在如雪崩般涌入大脑的众多感官信息上。大脑飞快地工作，先将所有的记忆召集扫描一遍，然后再把紊乱的信息理出个头绪。其中只有少数信息，会被选进更高层次的处理机制。在那儿，细小的片断通过象征性的图像来登入，而后转化成行为的核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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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识建立的过程中，过去的信息被再次处理并重新储存。在这个重复循环过程中，大脑只记得不断减少的前意识状态的一小部分意识碎片。经过漫长的一生，由于不断编辑和补充，真实事件的细节逐渐扭曲。隔了许多世代后，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便转化成历史，或最终成为传奇与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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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文化都有自己创造出来的神话，主要功能在于把创造该神话的种族，摆进宇宙中心的位置，然后再将历史描述成一则高贵的史诗。科学所展露的最动人的史诗，莫过于人类以及所有祖先生物的遗传历史。只要追溯得足够久远，往前推30多亿年，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像这样的遗传统一性，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历史，而且其正确性也日益获得遗传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后者专责重建进化的谱系）的验证。如果全体人类必须有一则创造神话（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当口，感觉上更需要如此），那么再也没有比进化历史更完整一致的了。这是另一个偏向管理自然世界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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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把我们和生物环境相系的众多价值中，有一项是对遗传统一性、血缘关系以及久远历史的感知。对于我们以及我们这个物种而言，它们相当于生存机制。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人类一种不朽的投资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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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生物是否因此而具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呢？人们的反应可能有三种，分别源自不同的利他主义。第一种是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除非影响到人类，否则都不必在意。第二种是感情中心论（pathocentrism），与生俱来的权利，也必须延伸到黑猩猩、狗和其他我们能感受同理心的高等动物身上。第三种则是生物中心论（biocentrism），所有生物最起码都拥有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利。这三种观点并非像乍看之下那么不同。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常常是一致的，但是一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优先排序就会变成：人类第一，其次是高等动物，然后才是其他所有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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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中心论的观点，借由公益团体所推广的类似宗教活动的运动，例如“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131 和“进化史诗”（the Epic of Evolution），在全球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哲学家罗尔斯顿三世（HolmesRolstonⅢ）曾经讲过一则故事，很能比喻这股趋势。多年来，落基山一处营地的登山道边，有一块标语写着：“请把野花留给别人欣赏。”等到木牌腐朽破烂后，换上的新标语变成：“请放野花一条生路吧！”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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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生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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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爱非人类的生物，其实并不太困难，只要多了解它们就不难办到。这种能力，甚至是这种倾向，可能都是人类的本能之一。这种现象被称为“亲生命性”（biophilia），是一种与生俱来、特别关注生命以及类似的生命形式的倾向，有时甚至会想与它们进行情感上的交流。133 人类能够很敏锐地分辨出生命与无生命。我们认为其他生物是新奇、多样的。未知的生物，不论生活在深海、原始林，还是遥远的深山中，都会令我们觉得兴奋。其他星球上可能有生物的想法，也总是吸引着我们。恐龙更是人们心目中生物多样性消失的象征。在美国，参观动物园的人数要超过职业运动比赛的观众。而在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是昆虫馆，因为这儿展示的物种最新奇，样式也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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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生命性也会明显地表现在对居所的选择上。创立不久的环境心理学领域，过去30年来所做的研究持续得到同一个结论：人们比较喜欢住在自然环境中，尤其是稀树草原或公园般的地方。人们喜欢拥有辽阔的视野，眺望一大片平坦的草原，而草原上最好能点缀一些树木或灌丛。他们还希望靠近水边，不管是海边、湖边、河边，还是溪边。人们喜欢把家安在较高的地势上，然后便可以安全地环顾稀树草原及水域环境。这样的居住条件几乎压倒性地胜过没有树木或植物极为稀少的城市住宅。颇高比例的人不喜欢树林景色，因为会遮住视野，而且植物生长杂乱，地面通行不易。简单地说，就是不喜欢密集小树和浓密灌丛组成的林地。他们希望有地势、有视野，好让视野更宽广。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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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喜欢从半封闭、安全的住宅中，往外眺望心目中理想的景色。如果能自由选择，他们选择的居家环境总是两者兼顾，一方面是安全的避难所，另一方面则视野辽阔，以便向外发展和觅食。不同性别的人，选择可能稍有差异：至少在西方风景画家中是如此，女性画家强调安全的居所，前景通常不大，但是男性画家则强调开阔的前景。此外，女画家似乎也比较喜欢把人物的位置，安排在居所内或附近，反观男画家，常常把人物安排到一望无际的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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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的理想住所，景观建筑师和房地产商有着直觉的了解。因此，符合上述条件的住宅即使不具备实用价值，也可以卖得颇高价格，如果地点再方便些，例如靠近大城市，价格可就更高了。有一次，我和一位富有的朋友谈起人类理想居所的原则，当时我们正从他位于纽约市中央公园旁的顶层豪华公寓，俯瞰公园中辽阔的森林和湖泊。同时，我还注意到，他的阳台上也安置了一堆盆栽。我觉得他真是一个最佳的实验对象。我常常想，如果想弄清楚人类的本性，从富有的人观察起准没错，因为他们享有的选择范围最宽广，而且在能够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他们通常也很愿意顺应情感上或美学上的选择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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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没有找到直接证据，能显示人类选择居所的喜好与遗传基因有关，但是这个现象同时展现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中，包括北美、欧洲、韩国以及尼日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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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祖先家园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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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共同审美观也表现在人类对树形的看法上。对不同文化背景人的心理测验显示，最受欢迎的树形是：大小适中、层次分明、树冠宽广且接近地面的粗壮树木。这类最受欢迎的树木，包括在非洲稀树草原上最兴盛的优势植物金合欢（aca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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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形审美观又把我们带回亲生命性的起源问题。人类对居住地的偏好，颇符合“稀树草原假说”（savanna hypothesis），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稀树草原及过渡森林区。人属（包括人类及其相近祖先）的整个进化历史，几乎都是在这类栖息地近旁或类似环境上完成的。如果把这段长约200万年的时期，压缩为70年，那么人类待在祖先环境中的时间便长达69年零8个月，之后，有些族群才开始农业生产，并迁徙到农村，度过剩下的120天。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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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树草原假说延伸到人类行为方面，主张人类很有可能在遗传上便已进化出适应祖先生活环境的特性，也因此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即便居住在人际最疏离的玻璃的城市，还维持着同样的偏好。人类天性中，有一部分是心智进化过程残留下的偏见，这些偏见会将我们吸引回稀树草原或类似的替代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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