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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类似个体有益理论可以解释性的起源。当第一个真核细胞“发明”性生活时(见后节),在无性生殖的族群里,应该只有很少数的细胞会进行有性生殖。为了将性行为传播到整个族群(从结果来看这是必然的,因为现在所有的真核细胞后代都会进行有性生殖),有性生殖产生的后代一定有某些优势。换句话说,当初性可以传播必定因为它对个体有益,而不是只对族群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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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在1966年首先提出,尽管要花双倍的成本,但性一定会对个体有益。曾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回来了,而且变得更复杂。有性生殖的个体要在一群无性生殖的族群里面传播性行为,必须每一代都比对手多出一倍以上的生存概率。但同时我们也很清楚有性生殖机制的公平性,每产生一个赢家就有一个输家,每产生一个好的基因组合就有一个坏的基因组合。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一定要既影响重大又改变甚小,既明显可见又捉摸不定,也难怪它吸引了生物学界最聪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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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斯把重心从基因转到环境,或者准确地来说是生态学。他问,和自己父母不同有什么好处?答案是当环境变迁的时候这点可能很重要,或者,当生物拓展领土、发展根据地、散播和迁移的时候可能很重要。威廉姆斯的结论是,无性生殖有如买100张号码一样的彩票,但是这不如买50张彩票,每张号码都不一样,而这正是有性生殖提供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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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听起来很合理,而且在某些情况中是对的。但不幸的是与现实环境中搜集的资料比较之后,这又是众多聪明理论中第一个被淘汰出局的。如果有性生殖是由环境变动引起的,那在环境变动无常的地方,比如高纬度或高海拔,或河水会不断泛滥然后干涸的地方,应该会发现较多的性行为才对,但是没有。事实上,在环境稳定、生物族群庞大的情况下,可见到较多有性生殖,比如湖海或热带地区。一般来说,当环境变迁时,动物或植物会追随它们喜好的环境,比如说当气候变暖时,就紧紧跟随冰层消退的脚步往北迁。环境变异大到每一代子孙都要做些改变是非常罕见的。偶然的性行为比较像环境变异造成的结果,就像那些每30代才有一次性行为的生物,既可以克服性的双倍成本压力,又不失去重组的能力。但这不是随处可见的性行为,至少不存在于多细胞动植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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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生态理由,比如为了竞争生存空间,也不符合观察数据。在这出剧尚未落幕时,红皇后登场了。如果你不知道她是谁,那容我介绍一下。红皇后是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在他的奇幻作品《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塑造的一位超现实角色。当爱丽丝遇到她的时候,红皇后正全速奔跑着,但是始终留在原地。红皇后告诉爱丽丝:“现在你看到了吧?你只有不停奔跑,才能留在原地。”生物学家利用这句话来阐述不同物种之间永无止境的竞争,它们不断彼此对抗,但是谁也没有真正领先过。这句话和性的进化特别吻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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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进化生物学家汉密尔顿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力鼓吹红皇后理论。汉密尔顿是位极其聪明的遗传数学家,也是位自然学者,很多人认为他是达尔文之后最杰出的达尔文主义者。在对达尔文的理论贡献良多之后(比如说提出亲缘选择理论来解释生物的利他行为),汉密尔顿开始对寄生虫着迷。然而很不幸,他自己最后却成为寄生虫的猎物。1999年他勇敢地前往刚果,寻找带有艾滋病毒的黑猩猩时,不幸感染疟疾,于2000年过世,享年63岁。他的同僚特里弗斯在《自然》上发了一篇感人的讣闻,称汉密尔顿有“我所见过最细致而深层次的思想。他的言论常常有双层甚至三层意义,而我们一般人只在单层深度说话或思考。他的思考方式有如和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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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起汉密尔顿的兴趣之前,寄生虫一直声名狼藉。这是受到维多利亚时期颇负盛名的英国动物学家雷·兰克斯特的影响,寄生虫一直是公认的进化中途堕落退化的产物(他还认为,西方文明也将面临相同的命运)。不幸的是兰克斯特的阴魂在他死后一个世纪仍徘徊在动物学界。在寄生虫学领域之外,很少有其他科学家相信寄生虫具有精巧复杂的适应力,因此完全无视寄生虫学家数十年的研究所揭示的各种证据。寄生虫可以改变它们的形状和特性以适应不同的宿主,它们在寻找感染目标方面有奇迹般的精准度。寄生虫不但不是退化的产物,甚至还是已知生物中适应力最强的物种,它们的策略更是让人刮目相看,有人估计它们的数目是独立生活物种的四倍。汉密尔顿很快联想到寄生虫与其宿主之间永无止境的竞争,恰好提供了让有性生殖可以崭露优势的无止境环境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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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和自己的父母不同?因为你的父母或许正因受到寄生虫的感染而苟延残喘,有时候甚至命在旦夕,尽管他们仍可以把你生下来。住在北美与欧洲干净环境中的幸运儿,或许早就忘记寄生虫侵扰的可怕,但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居民可没这么幸运。比如疟疾、昏睡病或盘尾丝虫病等可怕疾病,都诉说着寄生虫感染的惨剧。全世界大概有20亿人口被各种寄生虫感染。大致来说,我们受寄生虫病的威胁远大于猎食者、极端气候或饥荒的威胁。特别对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或植物来说,同时带有20种以上的寄生虫全然不是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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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以解决问题。寄生虫的进化速度很快,它们的生命周期短暂,数量庞大,所以花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适应宿主,而且是最根本的适应,蛋白质对蛋白质,基因对基因。办不到的话它们就会死亡,成功的话就可以自由生长繁殖。如果宿主族群的基因完全相同的话,那成功的寄生虫可以轻易感染全部宿主群,并有可能消灭宿主群。但是如果宿主也会改变,那就有一点点的机会,某些个体产生的某个罕见突变基因恰巧可以抵抗寄生虫感染。宿主此时再次壮大,直到寄生虫开始被迫注意到这个新的基因并去适应它,要不然灭绝的就是寄生虫。这种情况会一直重复,一代又一代,一个基因型接着一个基因型,两者持续赛跑,但其实都停留在原地,如同那位红皇后一样。所以性的存在是为了把寄生虫挡在外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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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如何,该理论的主张就是如此。性确实在族群密集而寄生虫也多发的地方普遍存在,在这种环境之中,性也确实可以让个体的后代直接受惠。然而,我们不确定,寄生虫所带来的威胁,是否真的大到足以解释性的进化,以及有性生殖广泛而长久的存在。红皇后理论所预测的那种无尽的基因型变化循环,很难在野外直接观察,而用计算机模型去测试能够促进有性生殖发展的环境,所得到的结果又与汉密尔顿当初的构想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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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提倡红皇后理论中的先驱与佼佼者,美国生物学家柯蒂斯·莱弗利,就曾在1994年说过,根据计算机仿真的结果,寄生虫传染率要非常高(70%以上)以及它们对宿主的影响要大得吓人(让80%的宿主适应度下降),性才有决定性的优势。虽然某些例子确实符合这种环境需求,但是大部分的寄生虫感染,都没有剧烈到足以让有性生殖占上风。因为突变也可以让族群随时间慢慢产生个体差异,而计算机仿真的结果显示,有差异后的无性生殖生物,似乎比有性生殖生物适应得要好。虽然后来又有许多聪明的理论让红皇后变得更有力量,但是都不免带有些诡辩的意味。1990年间进化学界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气氛,似乎没有任何单一理论可以解释性的进化与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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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来没有规定说只能用一个理论来解释性的存在。事实上,这些理论并不排斥彼此。或许从计算的角度来看这些理论是一团混乱,但是大自然爱怎么乱来就怎么乱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科学家开始试着结合不同理论,看看能不能在某些地方彼此强化,结果还真可以。比如说,当红皇后和不同人共枕时,结果也不一样,而她和某些人配对时,会更强大更有利。莱弗利指出,当红皇后理论和穆勒棘轮理论结合时,性的价值就会增高,也让两个理论都更接近现实。然而当科学家再回到他们的绘图桌前去观察各种参数时,他们发现其中有一项参数明显有问题。对于现实世界来说,这项参数未免太过理论化了,那就是假设物种的族群规模可以无限大。别说大部分的族群数量都远非无限大,就算规模很大的族群往往也受地域影响,被切割成规模有限又局部独立的单位。这一点差异造成的结果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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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出人意料的或许是理论融合改变了一切。20世纪30年代费希尔与穆勒等人关于族群遗传学的看法,似乎又从教科书中尘封已久的角落如幽灵般回来了,而且变成了我认为最有希望诠释有性生殖独特性的理论。许多科学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发展费希尔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威廉·希尔、阿兰·罗伯逊与乔·菲儿森斯坦等人。不过真正用数学计算来改变思想浪潮的,还是要归功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尼克·巴顿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萨拉·奥托两人。在过去十年里,他们建立的模型成功解释了为何性可以既有益于个人,也有益于群体。这个新的架构也让人满意地融合了各家理论,从威廉姆斯的彩票假说到红皇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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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的理论是从有限族群里观看运气与自然进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一个无限大的族群里,任何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好的基因组合一定无可避免地出现,而且搞不好还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但是在一个有限的族群里,情况就大不相同。这主要是因为如果没有性造成的重组,一条染色体上的基因就像穿在一条绳子上的珠子。它们彼此命运相系,染色体的命运由全体决定,所有基因休戚与共,与单一基因的质量好坏无关。虽然大部分的基因突变都是有害的,可是又没有坏到毁掉整条尚算完好的染色体。但这也意味着,缺点会慢慢累积,渐渐侵蚀适应度,最后形成一条质量极差的染色体。这些一点一点慢慢发生的突变,虽然很少会一下子让个体残障或死亡,但是会破坏遗传优势,同时用难以察觉的速度降低族群的平均适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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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讽刺的是,当处于这种低劣的环境下,有益的突变反而会造成大混乱。为了解释这种现象,让我们先假设一条染色体上有500个基因好了。这会造成两种结果。一种是这个有益突变会被同染色体上其他次等基因限制住无法传播,另一种则是这个有益突变会传播出去。在第一种情况里,自然选择这个有益基因的概率很大,但同时又选择其他499个基因的概率很小,所以对总体来说,选择这个带一个有益突变的染色体概率不大,这个有益的基因极有可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因为自然进化根本没机会看到它。换句话说,同一条染色体上面所有基因会彼此干扰,术语称为“选择干扰”,它会削弱有益突变的价值,进而干扰自然进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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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二种结果才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假设整个族群里,有一条染色体有50种略有差异的版本。现在如果产生一个新的有益突变,而这个突变好到足以让它自己遍布全族群,那么这个基因就会取代族群中所有染色体版本的相同基因。不过问题在于,它不只会取代各版本的相同基因,它还会带着整条染色体,一起取代其他较弱竞争者的同一条染色体。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突变碰巧出现在那50个版本中的一个,那么其他49个不同版本的染色体都将从族群里面消失。这还不是最糟的,被取代的除了连在同一条染色体上面的所有基因以外,还有所有被消灭的个体所持有的其他染色体上的基因,也就是说,被取代个体的全部基因都将消失。实际上整个族群的遗传多样性都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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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有益突变造成的二种结果如下:“坏的”突变会损害“好的”染色体,“好的”突变则被困在“坏的”染色体上,不管如何都会破坏族群适应度;如果偶尔有一个突变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不被困住,那么强力选择最终会摧毁族群的遗传多样性。而后者有什么下场可以从男性的Y染色体上看得很清楚,这条染色体从来没有被重组过。[7]这条染色体和女性X染色体比起来(X染色体会重组,因为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它几乎和残骸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带有少许有意义的基因以外,剩下的全是语意不清的无意义基因。如果每一条染色体都遭遇相同的退化命运,那么大型复杂生命将不可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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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性的结果还没就此打住。当选择的作用越强,就越有可能摒除一个或多个基因。任何选择机制都会产生影响,不管是寄生虫还是气候、饥荒还是拓展新殖民地等,红皇后以及其他的选择理论也都适用。结果就是不管哪一种情况都会让族群失去遗传多样性,而降低有效族群大小。(有效族群为族群遗传学术语,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族群里,能有效把基因传给下一代的个体数量。因为一群生物里不是人人都有机会把基因传给子代,所以有效族群大小往往小于族群个体总数。)一般来说,越大的族群可以包含越大的遗传多样性,反之亦然。但是靠无性生殖的族群在每次自然进化淘汰浪潮后,就会失去一些遗传多样性。从族群遗传学的观点来看,这让看似大规模的族群(数以百万计)和小规模族群(数以千计)无异,而实际上遗传多样性的减少,正好让随机运气有机会产生更大影响。任何一个重要的选择作用,都会让原本大规模的族群变成小规模的有效族群,让它们更容易退化甚或灭绝。有一系列的研究表明,遗传多样性减少的现象广泛存在于无性生殖的物种间,同时那些偶尔才有性生活的物种也深受其害。性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让好的基因有机会通过重组,脱离那些共存在遗传背景中的垃圾,同时保存了族群里大量被隐藏的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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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顿和奥托的数学模型显示,基因之间的选择干扰效应不只会影响族群,也会影响个体。在那些可以同时进行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的物种里,一个基因就可以控制有性生殖的频率。这个基因的普及程度,正好可以测量有性生殖的价值如何随着时间变化。如果这种基因普及率增高,代表有性生殖有优势,如果普及率降低,则代表无性生殖有优势。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个基因的普及率在每一代中都增加,则表明性对个体有好处。而事实上,我们发现它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在本章讨论过的所有观点中,选择干扰的影响最为广泛。性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无性生殖(尽管它要付出双倍的成本)。在以下三种情况,两者的差异达到最大:族群具有高变异性、突变概率大以及选择压力大的时候。这有如宗教的三位一体却毫不神圣,让选择干扰理论成为性起源的最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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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许多顶尖的生物学家投入解决和性有关的各种问题,但是其中只有极少一部分真正在研究性的起源。促成有性生殖诞生的整体条件或环境,实在还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所有的假设往往只能停留在假设阶段。尽管如此,就算目前各种理论仍针锋相对,但我想至少有两个观点是大部分人都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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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就是所有真核细胞生物的共祖有性生活。如果我们试着去建立所有植物、动物、藻类、真菌与原虫的共通特性,将会发现最重要的共有特性之一就是性生活。性对于真核细胞来说是如此重要,这件事再明显不过了。如果我们全部都是来自同一个有性生殖的真核细胞,而这个真核细胞祖先又是从无性生殖的细菌而来,那么在远古时代一定有一个瓶颈,只有这个有性生殖的真核细胞祖先可以挤过去。根据假设,第一个真核细胞应该是像它的细菌祖先一般只会无性生殖(所有现存的细菌都没有真正的性生活),但这一支系已经全部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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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所有人都同意的第二点和线粒体这个真核细胞的“发电厂”有关。关于线粒体曾经是独立生活的细菌这件事,现在已经得到大家公认。而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真核细胞生物的共祖应该已经有线粒体了。另外,科学家现在也赞同,曾经从线粒体传入宿主细胞的基因,就算没有好几千恐怕也有好几百个。而那些镶嵌在近乎所有真核细胞染色体里的跳跃基因,也来自线粒体。这些观察结果都没有太多需要争论的地方,但把它们放在一起之后,或许可以清晰描绘出,那些极可能引发有性生殖进化的选择压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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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第一个真核细胞是一个嵌合体,许多小小的细菌住在一个较大的宿主细胞中。每一次细菌死亡,它的基因就会被释放出来,跑到宿主细胞的染色体里。这些基因的片段会用细菌合并基因的方式,随机地合并到宿主的染色体中。有一些新来的基因有利用价值,也有很多一无是处,还有的和宿主已有的基因重复。还有一些基因片段正好插入宿主基因中间,把宿主基因区分成几个小段。这些跳跃基因会带来大灾难。因为宿主细胞无法阻止这些基因自我复制,所以它们会无所顾忌地在宿主基因组里跳来跳去,让自己渐渐渗入染色体中,最后将宿主的环状染色体切成好几段直链状染色体,也就是现在所有真核细胞所共有的染色体形式(详情请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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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族群的变异性很高,进化非常快速。或许一些简单的小突变会让细胞失去细胞壁。另一些突变则帮助细胞改良原本属于细菌的细胞骨架,把它升级成机动性更高的真核细胞骨架。宿主细胞或许随意地利用寄生细菌的脂质合成基因,形成细胞核以及其他内膜系统。细胞不需要在我们未知的大突变中一步登天,而是经由简单的基因交换加上一些小突变慢慢改变。不过几乎所有改变都是有害的,在一个成功有益的改良背后,是上千条错误的歧路。唯有性有办法融合出一个不会害死人的染色体,也只有性能把所有最佳突变和基因组合带到同一个细胞中。这需要真正的性生活才能实现,而不是半吊子的基因交换。只有性有办法从一个细胞带来细胞核,再从另一个细胞拿出细胞骨架,或者从第三个细胞带来蛋白质靶向机制,与此同时,把所有失败品筛掉。在减数分裂的随机力量之下,或许每产生一个赢家(或者说是幸存者)都要牺牲掉上千个输家,但是这还是比无性生殖要好太多太多了。在一个变异性高、突变概率大以及选择压力大的族群中(一部分原因是那些寄生性的跳跃基因的攻击造成的),无性生殖会非常惨。无怪乎我们会有性生活。没有性生活的话,真核细胞生物根本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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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问题是,如果无性生殖很惨的话,那么性的进化过程快到可以拯救世界吗?答案或许很让人惊讶,那就是“可以”。从技术上来说,性的进化非常简单迅速。基本上只有三个基本步骤:细胞融合、染色体分离以及基因重组。让我们快快浏览一下这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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