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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09年,在人们纪念拉马克的名著《动物学哲学》出版100周年时,巴黎植物园向各界募捐,才算为拉马克建立了一块纪念碑。碑上镌刻着他女儿的话:“我的父亲,后代将要羡慕您,他们将要替您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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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尘埃未定,但拉马克至今依然能被人提起,并看作是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并仍有大批的追随者。大概他也可以借此告慰自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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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拉马克主义者为了与“新达尔文主义”对抗,也提出了“新拉马克主义”的概念,这其实是一个大杂烩理论。虽然新拉马克主义者声称这仍然是以获得性遗传和用进废退为理论内核,并加进了环境对生物的影响,但没有人系统地阐述过拉马克主义的标准含义,只是一味地否认自然选择的力量,或认为自然选择只是进化的辅助因素。据说,从来没有两个新拉马克主义者的观点是相同的。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方式解释着拉马克,使“用进废退”变得乱七八糟。当基因突变现象被发现以后,新拉马克主义才迅速失去了吸引力。达尔文主义才得到了又一次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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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达尔文主义和新拉马克主义的争论将在后面再详细介绍。现在先来看看地质学的发展对进化论的出现起到了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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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进化?:达尔文背后的战争 地质学者:万能的主啊,最近的地质勘察中,发现了一些形状奇特的石头,我们怀疑那是一些已经灭绝的古生物的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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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我的孩子,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难道我辛辛苦苦创造的生物就是用来毁灭的?记住,我的孩子。那不是什么生物化石,那只是大自然随机形成的精美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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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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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者:万能的主啊,我们发现的化石越来越多,而且很多形状都是一致的,如果只是大自然随机形成的图案,怎么会那么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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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既然如此,我就把真相告诉你吧,我的孩子。那些确实是古生物,在大洪水时,它们因为体积太大,进不了诺亚方舟的入口,才被灭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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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者:主啊,根据研究,这些生物是灭绝在几千万年前,这和您说的大洪水时间严重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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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我的孩子,大洪水可并不只发生过一次,你们知道的大洪水,不过是最近的一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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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地质学的发展与《圣经》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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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当时人们对自然探索并思考的必然产物,特别是地质学的进步和大量古生物化石的发现,为进化论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硬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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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就有沧海桑田的说法,表明我们相信地质变化的理论。但我们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变化时间表,也没有产生“剧变论”和“渐变论”的对抗,我们只是认识到了“变”的存在,然后就没有心思再去细究其内在的深层含义了。写诗作词搞绘画,才是作为精英阶层的士大夫们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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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则在这方面体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古希腊的哲人们已经知道,高山必定出于大海,在严谨研究的基础上,终于形成了地质学这门学问。这是两种文化习惯的一个典型差别。他们喜欢以客观化和标准化的方式刨根问底,而我们则是风流潇洒、浅尝辄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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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达尔文之前,西方地质学的研究成果大部分被拿来解释上帝的工作,他们从地质上寻找证据,来支持《圣经》中上帝创造万物的理论。所以,长期以来,地质学是神学的附庸。他们否认古老生物的存在,因为如果承认这些古老生物,就不得不承认这些生物现在已经灭绝了,教徒们对此在心理上不容易接受,上帝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生物,难道是用来灭绝的吗?所以,面对一些明显的化石图像,也只是被当成大自然随机形成的精美的图案而已,不具有生物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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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出现了几位没有人云亦云的学者,坚定地指出化石必定是古代生物的遗迹。而且,发现的化石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只好把化石解释成大洪水中灭亡的生物的残留物。科学与《圣经》,仍然保持着暂时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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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年,地质学家赫顿(James Hutton)出版了巨著《地球理论》,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使地质学变成了一门真正的科学,他为地质学研究制定了一个大的原则,那就是不要再把超自然力量引入到地质研究中来。自此以后,大洪水之类的“灾变论”和上帝之手的干涉给地质学研究带来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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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他原本是个数学家,对地质学所知不多,在申请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职位时,受到了竞争对手的攻击,塞奇威克毫不含糊地加以还击,称他的对手“懂得很多,但懂的东西都是错误的”。因为当时的地质学知识大部分是在为神学服务。塞奇威克上任后,加强了大学的地质学教学水平,使地质学得以与其他学科能在大学里平起平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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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奇威克虽然半路出家,但仍然在地质学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把最古老的含化石的地质岩层时期命名为“寒武纪”就是由他提出来的。但塞奇威克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对年轻的达尔文所起到的可能的启蒙作用。达尔文当时很不聪明,有一年夏天,塞奇威克指导达尔文进行野外实习考察,据说这次考察对培养达尔文对自然科学的兴趣至关重要。仅此一条,塞奇威克也足以在地质学史上被提上一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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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质学的进步,所得到的化石资料也越来越多,在《圣经》框架内对这些资料也越来越难以解释,相信上帝的地质学家们感觉很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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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另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赖尔出场了,给神创论带来了更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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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尔的年纪比达尔文大,是达尔文的好朋友兼指导者。这人无疑是个天才,17岁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数学和古典文学,两年后改学法律。毕业后却放弃了律师工作,一心从事地质旅行和研究,曾经对动物学也有较大的兴趣,后担任伦敦皇家专门学校地质学教授并当选为伦敦地质学会主席。1861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其学术巨著《地质学原理》继赫顿之后,开拓了地质学研究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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