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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在当前的生物学中复兴达尔文-华莱士之争，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争议来比较达尔文提出的更广义的审美视角，认识到感官快乐、吸引力和主观体验其实是那些例子中的表象，还有华莱士基于现实所提出的性状模型，还有偏好的进化是被一种更强的力量所控制的，这一更强的力量就是适应性的自然选择。这场争论目前发生在科学文献领域，我渴望把它延伸到生物学领域。实质上，我所希望的是，去修复一个合理的达尔文主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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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19世纪70年代，基于现实和性状指示的想法都是反达尔文主义的，而且这些想法一直持续到现在。当代的新达尔文主义其实就是新华莱士主义，新达尔文主义者翻新了达尔文的遗产，不再把审美当作生物进化中的一个独立的力量，而是把它当作自然选择的精神错乱，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丝毫不是达尔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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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还原主义视角，也就是神经元美学，比如说，它提出通过把脑成像与对神经元功能的理解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能理解脑的结构了，也可以理解它怎样决定某些东西是否具有吸引力了。这就导致了大量美学的还原主义理论。比如，对称和对称的指示就特别重要。在人类艺术或生命的审美特征中，人们对艺术本身的任何评论都证明了，并非没有规则，但是规则是用来打破的，而且在主观体验的进化方式中，有某些不可简化的事物是意外诞生的。还要研究的是，如果移除自然选择的控制权，允许主观体验作为一个独立要素，那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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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最早是由罗纳德·费希尔（Ronald Fisher）提出的，他是20世纪早期的进化生物学家和统计学的开创者。大多数人，包括统计学家，都不知道他是一名进化生物学家。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先想象一下，有一些红色尾巴的雌鸟，还有一些蓝色尾巴的雌鸟，还有一些同时拥有红色尾巴和蓝色尾巴的雄鸟。毫不奇怪，喜欢红色尾巴的雌鸟，会去找有红色尾巴的雄鸟，喜欢蓝色尾巴的雌鸟，会去找有蓝色尾巴的雄鸟。经过这一对伴侣性状的选择，一个结果就是，求偶偏好会在遗传上变得与它们偏好的性状相关联。也就是说，欲望的差异和欲求对象的差异，会在遗传上相关联、相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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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当不同个体按照其偏好行动时，会对性状进行选择。它们其实也会间接地选择自身的偏好。这就意味着，偏好是进化中一个自组织的引擎。也就是说，一旦你受到欢迎，那么这种受欢迎本身就会驱动装饰物的进化。美和对美的欲求，还有偏好，其实是在相互共生进化的，它们也在相互改变。孔雀的尾巴在进化的时候，这一过程也在转化雌孔雀的大脑，也在转化雌孔雀对美的理解的能力，而雌孔雀的偏好又会改变雄孔雀的尾巴，它们会共同进行周期性的进化。不同的物种进化的方向也不一样，这就是自然界的表象与实质统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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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是性选择机制问题的头号粉丝，我所感兴趣的性选择机制是从达尔文到罗纳德·费希尔，再到新近拉斯·兰德（Russ Lande）和马克·柯克帕特里克（Mark Kirkpatrick）所发展的数理遗传模型，这一知识群体的谱系。当然，相反的理论是从华莱士开始的，再到阿菲茨·扎哈维（Amotz Zahavi）重新提出了大量新概念，说明了装饰物应该怎样进化成诚实宣传的。我们既有这种其实并没有包含自然选择的武断机制，也有一种诚实机制，自然选择在其中具有控制力。这些理论已经扩散了一段时间，当然其中还存有大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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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到，现在适应主义者占主导地位，实质上这就是拒绝证伪，这几乎就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他们所做的就是，在自然界里检验一项性状，不管是一片羽毛，还是羽毛的一种颜色，抑或是一种鸟鸣，利用这些试图去证明，它在某种程度上与物种对性状的选择有关，或者是与某种对直接利益或良好基因的度量有关。然而当他们做不到时，他们就下结论说：“我们依然是正确的。我们只是还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去证明这是如何发生的。”若他们发现确实如此，就会说：“啊哈，我们的理论被证实了。”结果就是，文章中展现的就像是一盆精心修剪的盆景。那些不足以证实适应性理论的证据就是一种武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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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用自我保护的方式来下的结论，当然也可以引用一句艾伦·格拉芬（Alan Grafen）的话来说：“相信费希尔或兰德的模型，并将它作为性选择的解释，但又没有多余的证据，这其实在方法论上是邪恶的。”即使在进化生物学里，也没多少思想被称为是邪恶的，武断的性选择模型就是其中一个。在此之上有很多思想，我最近认为，费希尔那个包含任意性的模型，还有兰德/马克的模型实质上都是零假设。这是一种预测：当自然选择对偏好不起作用时，预测性状和偏好在遗传变异中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是我们一直都在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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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零模型或零机制很难被人所接受，因为这基本上就是说“不好的事情时常发生”。但是，最近的情形表明，“美好的事情经常发生”，这就是我最新的口头禅。但其实这是强行推销，因为科学界有大量的人，特别是在进化生物学里，他们进入这一领域正是因为他们能从中学到用适应性去解释万物。他们急于证实他们的模型，他们认为其他模型在基础智识上不是那么令人满意，或者甚至可能是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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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难令人接受，但就像是中立的选择主义者争论的那样，这确实曾经发生于遗传进化或群落构建和群体生态里，如果没有零假设的话，你就无法去做这样一门科学。值得一试的是，把零机制用于个体多样性和审美体验的进化上去，而且这也是比较合理的，这就是具有任意性的兰德/马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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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提倡这一理论，但是我面对的是大量的沉默。大家在读完这一文章后可能会说：“好吧，我也曾喜欢你在这里所说的观点，但是这样我就会碰到一个问题。”我可以立刻解决这个问题，但我想说明的是，虽然我提出了这一理论，但这并不是在性选择问题上接纳零模型的大型运动。还将会发生什么？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关于招募新人，把那些痴迷于审美进化研究前景的新人带进这个领域，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演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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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主义者的方法，是把装饰物视作一种内嵌的信息，也就是质量信息。而任意性模型则说，性状和偏好纯粹以审美的形式共生进化，除了受欢迎所带来的好处之外没有其他什么优点了。适应主义者的观点很像是经济学中的有效市场假说，也就是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可以确切度量的，而且会趋于其真实价值，因为所有参与者都是诚实且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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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模型或者说任意性模型，很像是非理性市场泡沫理论。在2007年和2008年，房地产市场崩塌了，然后经济危机蔓延到全球，但有效市场理论家说，泡沫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存在，甚至会被称为愚蠢的练习。这些人就像是热切的适应主义者，他们把费希尔/兰德的假说说成在方法论上是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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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里，很多人在童年时就读了俄国作家安·兰德（Ayn Rand）的很多著作，从而塑造出自己的世界观，之后当他们进入现实世界，发现生活环境支持他们所拥有的很多想法。我认为，很多人之所以进入进化生物学领域，是因为他们被“适应性”这一概念所吸引。他们受此影响进入这一领域，所以他们可以拿这个想法去解释复杂性，就像这一定律能够压倒一切其他理论一样，但因为审美可以在很多不同的方向上共生进化，从而回避了“适应性”问题，这就是华莱士要如此检验达尔文的原因。这就是艾伦·格拉芬要把费希尔·兰德机制说成在方法论上是邪恶的原因。这对于以自然选择来压倒性地解释生物多样性而言，实质上是一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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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进化生物学家。我整个职业生涯几乎都是在研究进化生物学，但是最近几年我意识到，在很多地方“适应性”都是很烦人的。我知道，这个概念是无所不在的，我知道它很重要，而且就是全部，但是，作为一种观念，作为一个智识概念，对我而言，它几乎就已经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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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意思的是历史的偶然性，而且生物多样性带来了各种复杂得多的事物，也怪异得多，也比律法般的适应性更令人着迷。这影响了我的很多工作，我一直在研究生物系统发育、进化和发展，颜色产生的物理学，以及所有偶然性和历史占主导地位的领域。这些领域集合在一起，你要怎么来命名它呢？其实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进化的结构主义，在其中历史的偶然性在进化进程中是一个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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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生物学里的审美观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其与20世纪的进化历史有关。当时华莱士成功地把性选择重新界定为自然选择的一种形式，从而取缔了性选择理论，也不再需要审美理论。那个时期基本上就是在1880—1970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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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期的一个有意思的特征是，当时进化生物学还没有性选择的概念，所有的性选择都在自然选择的控制之下，此时的进化生物学处于优生学的控制之下。大家不愿去思考的是，实质上20世纪早期每一位进化生物学家，要么是热情的优生学家，要么是快乐的同路人。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现在依然在使用的很多进化生物学概念被确定了下来。即使我们说：“我们不再是优生学家了！”那些影响也不会随风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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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坚持对性选择以适应主义视角的来界定的话，也就是说，你认为伴侣选择是在你对伴侣所需的特征控制之下的。这其实就是说，所有的伴侣选择都是关于自然选择的，都是关于怎么获取成功的。相反，如果你有了审美理论，有些时候，事物仅仅是因为它们受欢迎，才会进化得更加突出，不只是为了代价高昂的诚实宣传，也是为了本身成本就很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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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接受关于性选择的一个零假设、零模型，或者说性选择所主导的进化，在这里，任性的美学特征可以进化，这其实就是在保护进化生物学不受其优生学的过去所影响。这至关重要，因为进化不会朝着我们喜欢的方式去发展。我们需要建立一门科学，防止我们再次做优生学，这就是说当你思考基因组学和进化心理学的时候，在那些研究项目中，没有一个零模型，或者说，没有美学无效的可能性。这是当下真实存在的问题，而这些东西对于进化生物学可能具有改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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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曾经是人种优越性的科学，它认为某些人种作为自然选择的结果，比另一些人种更加优越。这就导致了基因优越性，因为“优生”意味着“生得好”，还导致了人们把真正的基因（也就是实质上的优良基因）当作诚实宣传理论（honest advertisement theories）。同样，优生学也考虑阶级、货币和环境。那些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直接利益。现在，优生学的这两种考虑依然活跃，它们暗藏在性选择的适应主义理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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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性选择及其进化的领域被适应主义学派所控制，华莱士认为，所有性状和偏好的进化，都是因为它们与明显更好的特征联系着。任意性解读在过去几年里并没有得到太多注意，所以，我试图创造出一种新的观察这一领域的方式，去搅动这一领域，我提倡应该利用零模型，迫生出一个新的科学标准。这样的话，这一证实主义科学就会有所改变，这种观念就是只有我们已经发表的东西才是每个人感到满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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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是中立主义科学家在种群遗传学上的争论，这场争论发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喜欢这样的争论。这一历史从智识上证明了，若没有一个零模型，你就无法开展进化科学，那就意味着，它只能按照这种方式进行下去，这就是合理地接受一个更广义的审美定义，据此来说明性选择的机制，并且将它限制在适应主义视角的一些条件下，我乐于看到这样的争议，但只有通过不同的新人才能实现，那些对进化生物学感兴趣的人受到吸引是因为，它能做目前进化生物学尚做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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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性选择的适应主义视角，也就是华莱士主义的视角，带来的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我们并不真正需要记录雌性偏好行为，我们也不需要专注于，并把雌性视作进化的一个代理人。因为我们拥有一个更庞大、更广泛的强大理论，就是用适应性去描述雌性所做的事情。我们并不真正需要去构建一门理论，让我们去认识审美代理人，也就是雌性影响其物种进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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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消除自然选择，或者承认它只在某些时候有用，那么我们不得不问问，雌性在做什么？她们为何选择她们所偏好的？这又引发了我在性别冲突领域的所做的研究：当性选择和性别之间相互竞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在这一问题上，一个完美的例子就是水禽，或者说鸭子。在鸭群中，雄性会精心展示自己。它们拥有光鲜绿亮的头，并且嘎嘎地叫着，这是为了繁殖出后代，所有它们所做的小动作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雌性会在雄性所展示的基础上作出选择，因此不同的鸭子种类会有不同的羽毛和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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