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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告诉我，我对自主主体暂定的定义是成功的，因为它引出了所有那些问题。我想，我正在开启一扇新的科学之门。比如说，宇宙是怎么变得复杂的这一问题，在麦克斯韦精灵里被埋藏了；生物圈是怎么变得复杂的这一问题，则被我上面所引述的理论埋藏了。我们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也不确定怎么去获得答案。虽然我做了如此多的努力却只是得到这样的结果，但是思考这些有意义的问题确实让我感到非常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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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去想象创造出一个模型，一个能够说明惯性宇宙是怎么变得复杂的模型，但同时，我也感到无能为力，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事先知道，那些变量是什么。科学始于对位形空间的规定。你知道变量是什么，你也知道有哪些定律，但问题就在于，事物是怎么在这一空间中运作的？如果你无法在事前知道生物圈的变量是什么，比如微观变量，那你要怎么开始整合理论呢？我不知道这要怎么做。我理解古生物学者所做的事情，但他们是在研究历史。我们要以何为起点去谈论生物圈的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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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普遍性定律是有可能存在的。我想到了4条定律。其中一条是说，自主主体要活在尽可能复杂的环境中；第二条与生态系统的建构有关；第三条与佩尔·巴克（Per Bak）提出的生态系统中自组织的临界性有关；第四条考虑的是相邻可能的想法。有可能，平均而言各个生物圈都在保持扩张状态并进入相邻可能里。通过这种方式，生物圈会增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多样性。也许，作为一个俗世趋势，各种生物圈会最大化相邻可能性的扩展率。如果它们做得太快，就可能摧毁自己内在的组织，所以它们或许拥有内在的闸门机制。这就是为什么我称之为平均的俗世趋势的原因，因为它们会尽以最快的速度去探索相邻可能。有很多科学工作都在研究这一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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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我称为共生进化组合的条件。为什么共生进化应该有效？为什么它不会在万物相互扭曲的时候扫荡一切？为什么不会摧毁所有有机体的生存方式？同样的问题可以应用到经济体上。人类怎么才能将日渐增加的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集合起来？为什么它能以普遍规则的方式发挥作用？关于共生进化的组合条件，一定有些相当普遍的定律。注意，没有人掌管着普遍规律的进化、生物圈的进化或经济圈的进化。各个系统都在通过某种方式让它们把共生进化组合起来。这个问题甚至没有被写进书里，但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它没有显而易见的理由要发挥作用。所以，我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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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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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进化生物学、遗传学、人类学和环境科学的黎明 [:1700264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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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进化生物学、遗传学、人类学和环境科学的黎明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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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颇含复杂性（complexity）！这个复杂性的反义词不是“简单性”（simplicity），而是“独立性”（independence），依此揣测，生命复杂性，在于生命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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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其复杂，故而需要对话，不困于一己之见，这也符合逻辑学的基本要义，不能流于特殊理论（ad hoc theory），也如弗朗克·奈特（Frank Knight）所言，科学的基础在于可交流的、可观测的事实。而逻辑的词源不仅有“度量”“计算”之义，也有“对话”之义。当然，这本书里的对话者谈论的内容也包含了对“技术”的思考，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也呈现出复杂性，不可划一而论，已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布莱恩·阿瑟的《技术的本质》也有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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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其复杂，故而需要体验，不困于他人之见。尤其是在“生命”或者“生活”这个问题上，难道我们每个人没有自己鲜活的生命？当然科学之见，不能困于一己之体验，但是“知识”一词，如罗素考证，它在古希腊的词根的意思包括“私己的”，从萌发于私己的体验、反思与洞见推而广之，但是能否推广，则又要回到上一段所讲的“对话”。但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梳理，与技术的基础“techne”同在一栏的是“知道怎么做”（know-how）“非证明的”“神话”（mythos）。我也曾惊喜地看到，塔勒布是Edge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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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专业是经济学，好像与本书探讨的主题离得太远。但其实经济学与生物学渊源颇深，且举二证。其一，学界有争论，达尔文正是受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启发而有了“自然选择”的想法，但是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想象，亚当·斯密、马尔萨斯等人是英国过去几百年里涌现的大思想家，作为后辈学者的达尔文很难不去读他们的著作。其二，达尔文之后的有“现代经济学之父”之称的剑桥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指出：“经济学家必须从生物学的新近经验中学习许多东西，达尔文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有力地解释了我们当前的困难。最高度发达的有机体，就是在生存竞争中最会生存的有机体的学说，它本身还在发展过程之中。它与生物学或经济学的关系，我们还没有完全思索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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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马歇尔所指出的这一关系，已有了长足发展，新近有如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丁·诺瓦克《超级合作者》一书。再如本书中提到理查德·道金斯说起，在狐狸对兔子的捕猎中，单只狐狸并没有与兔子竞争，而是狐狸之间在相互竞争去抓到兔子。这一点，经济学家中也早有“来自亚美尼亚的亚当·斯密”之称的艾智仁（Armen Alchian）指出，在市场里是买家与买家争，卖家与卖家争。难怪周其仁老师提出，通常教科书里那两条薄细的供求曲线，应该画成两条粗厚的线，这样才能提醒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图画有其莫大的优势，但有时也会给我们的思维安插隐形的围墙，此即另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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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恩师汪丁丁教授，我是在8年前读到他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才知道“第三种文化”与Edge，我被Edge的网站宣扬的“探索人类知识的边界”所感动。感谢吴雪君老师，他告诉我古代中国思想中所蕴含的“生生不息”。还要特别感谢李文生兄，若论认识时间长短，人与人之间如何能在短短数月建立信任感，这一点书中没有回答，但我已深受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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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湛庐文化的信任与包容，让我有了这样一段奇妙的翻译体验。文中所有不当之处的责任自当由译者承担，也恳请读者朋友们指正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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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们，感谢妻子！这是我所独有的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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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骑2016年于上海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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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进化生物学、遗传学、人类学和环境科学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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