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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个循环称作“生命”循环，等于回避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它的确是一种循环，而且与真正的生命循环一样，能够促成累积选择。由于有些河溪是源自其他河溪的尘粒“种子”感染的，我们可以将各个河溪区分成亲代与子代。源自甲溪的尘粒“种子”感染了乙溪之后，乙溪中的浅水池最后干涸了，制造了许多尘粒，感染了丙溪与丁溪。以它们各自的淤堤黏土来源而言，我们可以将这四条溪流的关系安排成一棵“家族树”。每一条受感染的溪，都有一条“亲”溪，它自己的“子”溪又可能不止一条。每一条溪都可以比拟成一具身体，这具身体的“发育”会受尘粒“基因”的影响，最后它产生新的尘粒“种子”。源自亲代河溪的种子晶体，以尘粒的形式开始新的“世代”循环。每颗尘粒的晶体结构是从亲代河溪中的黏土复制出来的。它将那个晶体结构传递到子代河溪中，在那儿它生长、繁衍，最后再度送出“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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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晶体结构一代一代保存下来，不过在晶体成长过程中偶然发生的错误，会改变原子排列组合的模式。同一晶体的新生层会复制同样的瑕疵，要是那个晶体碎成两块，就会形成两个同样晶体的族群。那么要是改变了的晶体结构使淤积/干涸/风蚀循环的效率也改变了，就会影响那种晶体在以后世代中的复本数量。举个例子来说，改变了的晶体可能更容易分裂（“繁殖”）。由改变了的晶体形成的黏土在许多情况中可能更容易淤积。它也许在阳光下更容易龟裂。它也许更容易化为尘土。尘粒可能更容易迎风扬起，就像柳树种子上的绒毛（整个叫柳絮）。有些种类的晶体也许可以缩短“生命循环”的周期，结果加速了它们的“演化”。它们在连续的“世代”中有许多机会演化出越来越好的本事，更容易繁衍接续的世代。换言之，累积选择的原始形式有许多机会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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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纯属想象力的操作，源自卡林斯–史密斯的点子，而矿物质的“生命循环”可能有许多种，每一种都可能在地球生命史的关键时刻发动累积选择，我们谈的只是其中一种而已。举例来说，说不定晶体的不同“变体”不是以尘粒的形式进入新的河溪，而是将它们的河溪切割成许多小溪，将晶体流布四方，最后那些小溪与新的河溪汇合，于是感染了新的河流系统。有些变体也许会使瀑布冲击岩石的力道更大，加速岩石的冲蚀，于是使岩石中的矿物质晶体更容易溶入河流中，到了下游就形成新的黏土了。有些晶体变体也许可以制造情境，使竞争原料的“对手”不易存在。有些变体也许会成为“猎食者”，可以分解“对手”，并将“对手”的组成分子纳为己用。请记住：我并不是在谈“有意的”设计制作，无论是黏土，还是以DNA为基础的现代生物。我的意思只不过是：世上往往布满特定类型的黏土（或DNA），那是因为它们刚巧拥有某些性质，使它们不仅在世上持续存在，还容易散布四方；一切都自然而然，却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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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进入论证的下一阶段。有些晶体世系也许碰巧催化了某种化学反应，合成了新物质，那些物质又有利于晶体的世代传承。这些衍生出来的化学物质不会（至少一开始不会）自己形成世系，可以区分出所谓亲代与子代，它们由每一世代的晶体（初级复制子）重新制造。它们可以视为晶体世系的工具，原始“表现型”（phenotypes）的起源。卡林斯–史密斯相信：当年的无机晶体复制子有许多本身并不复制的工具，其中以有机分子扮演的角色最突出。现代商业无机化学工业常利用有机分子，因为有机分子对液体流动率、对无机分子的分解与生长都有影响。简言之，那些影响在当年也可能是晶体世系复制成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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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有一种叫作蒙脱石（montmorillonite）的黏土矿物质（主成分是含水铝硅酸盐，“蒙脱”是法国西部的地名），遇上一种叫作羧甲基纤维素（carboXymethyl cellulose，简写CMC；牙膏中的保水定型剂）的有机分子后，很容易碎裂。另一方面，羧甲基纤维素的量要是很少，反而会对蒙脱石产生相反的影响，就是使蒙脱石不易碎裂。影响红酒口感的单宁（tannins，葡萄皮里的成分），是另一种有机分子，石油钻探中常使用，因为可以使泥土容易钻透。石油钻探人员能利用有机分子改变水流和泥土的可钻探性，方便石油钻探，不断复制自己的矿物质怎么会不能？没有理由相信累积选择不会导致同样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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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点而言，卡林斯–史密斯的理论得到了意外的赠品，益发令人信服了。原来其他的化学家为了支持传统的有机太古浓汤理论，早就认为当年黏土矿物质发挥过功能。例如安德森（Duwayne M. Anderson，1927～2002）在1983年写道：“在地球历史上，有复制能力的微生物，很早就在黏土矿物质或其他无机物质的表面附近出现了，那个过程涉及非生物的化学反应与化学程序，也许数量还不少。在学界这个观点已获得广泛支持。”那么黏土矿物质如何协助生命的发生呢？他列举了黏土矿物质的五大功能，例如“以吸附作用提升化学反应物质的浓度”，不过我们不必在这里一一详述，即使不了解也无妨。从我们的观点来说，重要的是：所谓黏土矿物质的五大功能全都能“反过来说”。安德森的论证显示了有机化学合成与黏土表面可以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无意中加强了相反的论点：黏土复制子合成有机分子，并利用有机分子达成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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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地球上，蛋白质、糖类等有机分子，以及其中最重要的核酸，例如RNA，对卡林斯–史密斯所谓的黏土复制子究竟有什么用处？他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这里我不能详谈。他认为RNA一开始只是纯粹的“结构剂”，就像石油钻探业者利用单宁或我们使用肥皂与清洁剂，都是为了它们能影响其他物质的结构。RNA之类的分子，由于它们的骨干带负电荷，往往会形成黏土粒子的“外衣”。再讨论下去的话，我们就得进入超过我们程度的化学领域。现在我们只要记住：RNA之类的分子早就出现了，它们的复制能力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还有，使它们演化出复制能力的，是矿物质晶体“基因”，目的在改进RNA分子（或类似分子）的制造效率。但是，一旦新的复制分子出现了，累积选择的新类型就会开始发展。新的复制子原先只是配角，却因为复制效率惊人，而将原先的主角—晶体—瓜代了。它们继续演化，不断改进，最后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DNA基因码。原先的矿物质复制子就像个老旧的支架，被挪到一边，所有现代生物都是从后起的共同祖先演化出来的，大家的遗传系统都是从它那儿来的，因此不但基因代码完全相同，生化机制也大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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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自私的基因》中臆想过：我们现在也许正处于另一个遗传革命的前夕，一种新型的遗传系统即将替代传统的DNA系统。DNA复制子（基因）为自己建造了“续命机器”（survival machines）—生物的身体，包括我们的身体。身体演化出种种装备，协助基因达成复制、繁衍目的，大脑—随身计算机—就是装备之一。大脑演化出与其他大脑沟通的能力，以语言、文化传统为工具。但是文化传统创造了新情境，为新型复制子敞开了演化之门。新型的复制子不是DNA，也不是黏土晶体，而是信息模式，它们只能在大脑中发荣滋长，或在大脑的人工产品中，例如书籍、计算机等等。我把这些新的复制子叫作“谜因”（meme），好与“基因”（gene）有个区别。但是，只要世上有大脑、书籍、计算机，这些谜因就能从一个大脑散布到另一个大脑中，从大脑到书中，从书到大脑，从大脑到计算机，从计算机到计算机。它们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会发生变化—突变。也许突变谜因能够施展我叫作“复制子力量”的影响力。记得吗？我所说的影响力，只要能影响复制子繁衍可能性的，都算。受这种新型复制子影响的演化—谜因演化—仍在襁褓期。在我们称为“文化演化”的现象中，可以观察到谜因演化的迹象。文化演化比起以DNA为基础的演化，快了不知多少倍，因此更让人不由得思考生命史上的“替代”（颠覆/篡位）事件。要是一种新的复制子篡位事件已经开始了，可想而知，结果必然是这种复制子的亲代—DNA—被远远抛在后面，望尘莫及，祖代（黏土，要是卡林斯–史密斯对的话）就用不着说了。果真如此，电脑大概会是先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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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未来，拥有智慧的计算机会不会有一天开始臆想自己已消失的根源？搞不好它们之中真有一个会得到一个相当异端的结论：它们源自一种古代的生命形式，以有机化学（碳化学）为基础，而不是以硅晶为基础的电子学，那才是它们身体的建造原理。说不定会出现一个机器卡林斯–史密斯写出一本叫作《电子篡位》的书来。他不知怎地发现了某个电子版的“拱形结构”隐喻，因而了悟计算机不可能自然地出现，必然源自累积选择，而且是一种早期的形式。他会仔细地重建DNA分子，把它视为可能的早期复制子，而且是电子机制篡位的对象。他说不定聪明得猜得到DNA也干过篡位那档事，而更古老、更原始的复制子是无机的硅酸盐晶体。要是他也信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尽管DNA已在地球生命史上独领风骚30亿年以上，最后还是被推翻了，让位给以硅晶为基础的生命形式，往日风华，竟成回忆，这算不算天道好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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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科幻小说，而且也许听来不可思议。无妨。现在的卡林斯–史密斯理论，甚至所有其他的生命起源理论，也许你都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相信。你认为卡林斯–史密斯的黏土理论与比较正统的有机太古浓汤理论都太离谱，不可能是事实吗？随机地将原子胡乱组合一气，最后就能形成能够复制自己的分子！你觉得需要奇迹才成吗？那么让我告诉你，有时我也这么认为。但是我们要更仔细地深究这个有关奇迹与“绝无可能”的问题。我的目的是说明一个表面看来矛盾的论点，就因为它看来矛盾，所以很有意思。这个论点就是：要是生命起源这档事对我们的清明意识而言不显得神秘难解，我们科学家才该担心呢！就正常的人类意识而言，对生命起源这档事，我们应该找寻的正是一个显得神秘难解的理论。我要用这个论证结束本章。换言之，我们要讨论所谓奇迹究竟指的是什么。也可以说，它是演绎我们早些时候以行星数量所做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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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奇迹究竟是什么？奇迹就是一件发生过的事，可是发生的事令人极端意外。要是大理石的圣母马利亚向我们挥手，我们应当视为奇迹，因为我们所有的知识与经验都告诉我们大理石像不会那样行动。我刚说完：“现在让闪电来劈我吧”，要是闪电果真这时击中了我，我们会视为奇迹。但是实际上这两件事科学都不会判定“绝无可能”。“非常不可能”倒无疑问，而且石像挥手比闪电劈人更不可能。闪电本来就会劈人的。我们任何一个都可能遭雷击，但是在任何时候这事发生的可能性都非常低。（不过根据吉尼斯纪录，美国弗吉尼亚州有一个人被雷击中过7次，外号“人类避雷针”。）我虚拟的故事中唯一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我被雷劈中与我出言不逊两者的巧合。（译按：祸福无门，唯人自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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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就是加倍的不可能。在我一生中，任何一分钟内遭雷击的概率都低于千万分之一，这还是保守的估计呢。我在任何一分钟召唤雷击的概率也很低。到写书的这一刻，我只召唤过一次，我已活过2340万分钟，我看以后我不会再犯了，因此这么干的概率大概可说是50万分之一。两件事“巧合”的概率是两者概率的乘积，因此就是5万亿分之一。要是这种数量级的巧合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会视为奇迹，而且以后说话一定会小心。但是，虽然这样的巧合实在离谱，它的概率我们仍然能够计算。它发生的概率并不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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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大理石像的例子。大理石像中的分子一直不断地彼此推挤，方向不定。由于分子彼此的推挤相互抵消，石像的手就保持不动。但是，要是所有分子凑巧同时向同一方向运动，石手就会移动。然后要是那些分子同时反向运动，手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因此一个大理石像向我们挥手是可能的。这种事发生的概率低得难以想象，但不是不能计算的。我有一位同事是物理学家，好意地为我计算过。结果得到了一个天文数字：我们穷整个宇宙的年纪都不足以写完那个数字中的0。理论上要是一头乳牛有那等运气，搞不好一跃就上了月球。好了，论证的这个部分，结论是：有些事可能发生，我们凭想象就可知道，可是比较起来，我们借计算之力得以进入驰骋的奇迹领域，广袤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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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讨论这种可能发生的事吧。我们凭想象认为可能发生的事只是个子集合，而实际上可能发生的事则是个大得多的集合。有时那个子集合甚至比实际上的还要小。这与光好有一比。我们的眼睛是设计来处理一个狭窄的电磁带宽波段的（那个波段我们称为光），正好位于一个频谱的中间左右，频谱的一端是无线电长波，另一端是X射线短波。光波段很狭窄，它以外的射线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计算它们的性质，也可以制造仪器侦测它们。同样，我们知道空间与时间的尺度可以向两个方向延伸，一直进入我们视线不及之处。我们的心灵无法应付天文学处理的遥远距离，也无法应付原子物理学处理的微小距离，但是我们能用数学符号表示那些距离。我们的心灵无法想象皮秒（picosecond，一兆分之一秒）那么短的时间长度，但是我们可以计算皮秒，我们也可以制造指令周期以皮秒为单位的计算机。我们的心灵无法想象长达百万年的时间长度，更不要说地质学家的计算动辄就是10亿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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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狭窄的电磁波波段，那是天择打造的，我们的祖先已经是那样了。大脑也一样是天择打造的，无论对个儿头还是时间，都只能应付很狭窄的一个“波段”。我们可以假定我们的祖先用不着处理日常生活经验以外的长度与时间，因此我们的大脑从没有演化出足够的想象力，以想象那些不寻常的尺度。我们的身材不过一两米，大约位于我们所能想象的范围中央，也许不是巧合。人生不满百，刚好也落入我们所能想象的时间范围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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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奇迹与“绝无可能”之事，道理也一样。请想象一个渐进的“不可能”标尺，相当于从原子到星系的长度距离标尺，或者从皮秒到10亿年的时间标尺。在标尺上我们将各种标志点都标上。在左手端，都是极端确定的事件，例如“太阳明天依旧东升”的概率——记得吗，这是数学家哈代以半个便士打赌的事。接近左端的都是概率不低的事，例如以两颗骰子掷出六一对，概率是1/36。我预期我们会经常掷出六一对。朝向右手端的另一个标志点是桥牌比赛中出现“完美局”（perfect deal）的概率。所谓完美局，就是四位桥牌手都拿到一套花色完整的牌，概率是2235197406895366368301559999分之一。我们就叫它一“狄隆”（dealion）吧，算是“不可能”的单位。要是一件事的发生概率，根据计算是一“狄隆”，可是真的发生了，我们就该断定那是奇迹，除非我们怀疑其中有诈—那倒比较有可能。但是它有可能清清白白地发生，而且比起大理石像向我们挥手，它发生的概率高得太多了。不过，我们已经讨论过，即使大理石像向我们挥手这档事，也在事情发生的概率标尺上有个正当的位置。我们可以计算它发生的概率，尽管可能必须以10亿分之一“狄隆”为单位。在骰子掷出六一对与桥牌的“完美局”之间，是的确会发生的事，只是发生概率或高或低罢了，包括任何一人遭雷击、在足球赛赌局中赢得大奖、高尔夫球场上一杆进洞等等。在这个范围中，有些事巧合的程度会让我们禁不住脊梁骨发麻，例如在睡梦中见到一位几十年没见的人，醒来后得知那人就在那夜过世了。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巧合，要是我们碰上了或是我们的朋友碰上了，管叫你印象深刻，但是它们发生的概率，可能必须以10亿分之一“狄隆”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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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建构了一根测量“不可能”的数学标尺，标志点或基准点都在上面标明了，现在我们要勾勒出一个小范围，涵盖我们在日常生活或思绪中可以处理的那些事件。那个范围的宽度，可以与电磁波频谱上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那个狭窄波段比拟，或是长度与时间标尺上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范围—就是以我们的身材与寿命为中心的狭窄范围。结果那个范围起自左手端的“确实会发生”，向右直到小型奇迹，例如一杆进洞或梦境成真。于是可以计算却很罕见的事件全都落在可以想象的范围之外—一个大得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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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是天择打造来评估概率与风险的装备，就像我们的眼睛是评估电磁波波长的装备。我们配备了大脑，可以在心里计算风险与机会，可是只着眼于那些对人的一生有用的概率范围。举例来说好了，我们要是用箭射一头水牛，让它受伤的风险有多大？要是我们在雷雨中躲在孤立的树下，被雷劈的风险有多大？要是我们游泳过河，溺死的风险如何？这些我们可以接受的风险，与我们不满百的生年是相称的。要是我们的身体可以活100万年，我们也愿意活那么久，我们就应该以不同的尺度衡量风险。举例来说，你应该养成习惯，绝不穿越马路，因为要是你每天穿越马路，不出50万年就会被车子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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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演化出意识，会对风险与机会做主观评价，评量的依据就是寿命。我们的祖先一直需要对风险与机会做出决定，因此天择使我们的大脑可以用我们的寿命做基准，以评估概率。要是在某个行星上，有一种生物可以活100万个世纪，他们可以理解的风险范围，就会朝向右手端延伸过去，远超过我们的范围。他们玩起桥牌，会期望“完美局”经常出现，要是真的发生了，大概也不会大惊小怪，非写信告诉家人不可。但是，要是一个大理石像向他们挥手，他们就会畏惧、害怕，因为即使他们的寿命比我们长很多，这等规模的奇迹也极其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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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讨论与生命起源的理论何干？记得吗，我们展开这个论证，是从我们对卡林斯–史密斯理论与太古浓汤理论的感觉谈起的。我们觉得它们听来有点儿不可思议，因此不可能是真的。那个理由使我们很自然地觉得该排拒这些理论。但是请记住，我们的大脑所了解的风险，只是可以计算的风险标尺上左侧的一个小范围。对于看来像是值得下注的赌局，我们的主观评价与它实际上值不值得下注无关。一位寿命达100万世纪的外星人，主观判断必然与我们不同。某个化学家提出理论，对第一种复制分子的起源做了猜测，在那位外星人看来，可能觉得颇为可能，而我们只演化出不满百年的寿命，不免会认为那是令人惊讶的奇迹。我们怎能判断谁的观点才是正确的，我们的还是长寿外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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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像卡林斯–史密斯提出的理论或太古浓汤理论，若要讨论它们的可能性，得从长寿外星人的观点来看才会正确。因为那两个理论都假设了一个特定的事件：某种能够复制自己的实体自然形成，而那种事件大约10亿年才发生一次。从地球诞生到第一个类似细菌的化石，大约有15亿年。我们的大脑意识以10年为单位，10亿年才发生一次的事，当真罕见得足以称为重大奇迹。对长寿外星人而言，它就不怎么像奇迹了，他们的感受可能相当于我们在高尔夫球场上一杆进洞。我们大多数人也许都知道某人知道某人一杆进洞的故事。就判断生命起源的理论而言，长寿外星人的主观时间量尺有相关性，因为那把尺约略等于生命起源涉及的时间量尺。要是以我们的主观量尺来衡量，误差可能达1亿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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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的主观判断还可能错得更离谱。我们的大脑是自然组装的，它的功能不只是评估短时间长度中的事物风险；它只能评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或者我们认得的一小撮人。因为大脑不是在大众传播媒体主导的情境中演化。有了大众传播媒体之后，若有一件不大可能的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或任何地方，我们都会在报上读到，或从吉尼斯纪录了解到。要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个演说家，他公开声明一旦说谎就遭雷劈，结果就被雷劈了，我们在报上读到消息，一定会惊疑不置。但是世上有几十亿人，这样的巧合的确可能发生，因此表面看来像是巧合的事，实际上未必那么巧。我们的大脑也许是自然组装来评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用的，或是一圈村子里的几百个人，他们生活在彼此的鼓声距离内，我们的部落祖先接收到的新闻，不出那几百人范围。要是我们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说是一件惊人的巧合发生在弗吉尼亚或印第安纳的某人身上，我们一定会觉得印象深刻，比“正常的情况”还要惊讶。大众传播媒体以世界人口为抽样对象，而我们的大脑却在祖先的见闻范围内演化，不会超过几百人。因此在世界上不算罕见的事，到了见闻受制于生活范围的地方，就会令人印象分外深刻，算起来世界新闻令人反应过度的程度，可达几亿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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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推估与我们对于生命起源理论的判断也有关系。不是因为地球上的人口数量，而是因为宇宙中的行星数量，生命可能已经出现的行星数量。这正是我们先前在本章讨论过的论证，因此在此不必多说。回到我们衡量事物发生可能性的渐进量尺上，上面有桥牌状况与掷骰子的概率。在这个以“狄隆”与百万分之一“狄隆”为刻度的量尺上，标明以下三点：假定每个太阳系生命都会出现一次，那么在10亿年之内，生命在一颗行星上起源的概率；要是每个星系生命出现一次，生命在一颗行星上起源的概率；要是生命只在宇宙中发生一次，任意选择一颗行星会发现生命的概率。将这三个点取名为太阳系数字、星系数字、宇宙数字。记住：宇宙中大约有100亿个星系。我们不知道每个星系中有几个太阳系，因为我们只能见到恒星，而不是行星，但是我们先前引用过一个估计数字，那就是宇宙中也许有1万万万亿颗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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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得评估卡林斯–史密斯理论之流所假定的事件是否可能发生，我们应该以这三个数字来衡量，而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至于这三个数字中哪一个最适当，则视以下三个叙述中我们认为最接近真相的那一个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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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命在整个宇宙中只出现在一颗行星上（那么，那颗行星必然是地球，我们先前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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