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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奇迹与“绝无可能”之事，道理也一样。请想象一个渐进的“不可能”标尺，相当于从原子到星系的长度距离标尺，或者从皮秒到10亿年的时间标尺。在标尺上我们将各种标志点都标上。在左手端，都是极端确定的事件，例如“太阳明天依旧东升”的概率——记得吗，这是数学家哈代以半个便士打赌的事。接近左端的都是概率不低的事，例如以两颗骰子掷出六一对，概率是1/36。我预期我们会经常掷出六一对。朝向右手端的另一个标志点是桥牌比赛中出现“完美局”（perfect deal）的概率。所谓完美局，就是四位桥牌手都拿到一套花色完整的牌，概率是2235197406895366368301559999分之一。我们就叫它一“狄隆”（dealion）吧，算是“不可能”的单位。要是一件事的发生概率，根据计算是一“狄隆”，可是真的发生了，我们就该断定那是奇迹，除非我们怀疑其中有诈—那倒比较有可能。但是它有可能清清白白地发生，而且比起大理石像向我们挥手，它发生的概率高得太多了。不过，我们已经讨论过，即使大理石像向我们挥手这档事，也在事情发生的概率标尺上有个正当的位置。我们可以计算它发生的概率，尽管可能必须以10亿分之一“狄隆”为单位。在骰子掷出六一对与桥牌的“完美局”之间，是的确会发生的事，只是发生概率或高或低罢了，包括任何一人遭雷击、在足球赛赌局中赢得大奖、高尔夫球场上一杆进洞等等。在这个范围中，有些事巧合的程度会让我们禁不住脊梁骨发麻，例如在睡梦中见到一位几十年没见的人，醒来后得知那人就在那夜过世了。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巧合，要是我们碰上了或是我们的朋友碰上了，管叫你印象深刻，但是它们发生的概率，可能必须以10亿分之一“狄隆”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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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建构了一根测量“不可能”的数学标尺，标志点或基准点都在上面标明了，现在我们要勾勒出一个小范围，涵盖我们在日常生活或思绪中可以处理的那些事件。那个范围的宽度，可以与电磁波频谱上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那个狭窄波段比拟，或是长度与时间标尺上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个范围—就是以我们的身材与寿命为中心的狭窄范围。结果那个范围起自左手端的“确实会发生”，向右直到小型奇迹，例如一杆进洞或梦境成真。于是可以计算却很罕见的事件全都落在可以想象的范围之外—一个大得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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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是天择打造来评估概率与风险的装备，就像我们的眼睛是评估电磁波波长的装备。我们配备了大脑，可以在心里计算风险与机会，可是只着眼于那些对人的一生有用的概率范围。举例来说好了，我们要是用箭射一头水牛，让它受伤的风险有多大？要是我们在雷雨中躲在孤立的树下，被雷劈的风险有多大？要是我们游泳过河，溺死的风险如何？这些我们可以接受的风险，与我们不满百的生年是相称的。要是我们的身体可以活100万年，我们也愿意活那么久，我们就应该以不同的尺度衡量风险。举例来说，你应该养成习惯，绝不穿越马路，因为要是你每天穿越马路，不出50万年就会被车子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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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大脑演化出意识，会对风险与机会做主观评价，评量的依据就是寿命。我们的祖先一直需要对风险与机会做出决定，因此天择使我们的大脑可以用我们的寿命做基准，以评估概率。要是在某个行星上，有一种生物可以活100万个世纪，他们可以理解的风险范围，就会朝向右手端延伸过去，远超过我们的范围。他们玩起桥牌，会期望“完美局”经常出现，要是真的发生了，大概也不会大惊小怪，非写信告诉家人不可。但是，要是一个大理石像向他们挥手，他们就会畏惧、害怕，因为即使他们的寿命比我们长很多，这等规模的奇迹也极其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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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讨论与生命起源的理论何干？记得吗，我们展开这个论证，是从我们对卡林斯–史密斯理论与太古浓汤理论的感觉谈起的。我们觉得它们听来有点儿不可思议，因此不可能是真的。那个理由使我们很自然地觉得该排拒这些理论。但是请记住，我们的大脑所了解的风险，只是可以计算的风险标尺上左侧的一个小范围。对于看来像是值得下注的赌局，我们的主观评价与它实际上值不值得下注无关。一位寿命达100万世纪的外星人，主观判断必然与我们不同。某个化学家提出理论，对第一种复制分子的起源做了猜测，在那位外星人看来，可能觉得颇为可能，而我们只演化出不满百年的寿命，不免会认为那是令人惊讶的奇迹。我们怎能判断谁的观点才是正确的，我们的还是长寿外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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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像卡林斯–史密斯提出的理论或太古浓汤理论，若要讨论它们的可能性，得从长寿外星人的观点来看才会正确。因为那两个理论都假设了一个特定的事件：某种能够复制自己的实体自然形成，而那种事件大约10亿年才发生一次。从地球诞生到第一个类似细菌的化石，大约有15亿年。我们的大脑意识以10年为单位，10亿年才发生一次的事，当真罕见得足以称为重大奇迹。对长寿外星人而言，它就不怎么像奇迹了，他们的感受可能相当于我们在高尔夫球场上一杆进洞。我们大多数人也许都知道某人知道某人一杆进洞的故事。就判断生命起源的理论而言，长寿外星人的主观时间量尺有相关性，因为那把尺约略等于生命起源涉及的时间量尺。要是以我们的主观量尺来衡量，误差可能达1亿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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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的主观判断还可能错得更离谱。我们的大脑是自然组装的，它的功能不只是评估短时间长度中的事物风险；它只能评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或者我们认得的一小撮人。因为大脑不是在大众传播媒体主导的情境中演化。有了大众传播媒体之后，若有一件不大可能的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或任何地方，我们都会在报上读到，或从吉尼斯纪录了解到。要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个演说家，他公开声明一旦说谎就遭雷劈，结果就被雷劈了，我们在报上读到消息，一定会惊疑不置。但是世上有几十亿人，这样的巧合的确可能发生，因此表面看来像是巧合的事，实际上未必那么巧。我们的大脑也许是自然组装来评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用的，或是一圈村子里的几百个人，他们生活在彼此的鼓声距离内，我们的部落祖先接收到的新闻，不出那几百人范围。要是我们在报上读到一则新闻，说是一件惊人的巧合发生在弗吉尼亚或印第安纳的某人身上，我们一定会觉得印象深刻，比“正常的情况”还要惊讶。大众传播媒体以世界人口为抽样对象，而我们的大脑却在祖先的见闻范围内演化，不会超过几百人。因此在世界上不算罕见的事，到了见闻受制于生活范围的地方，就会令人印象分外深刻，算起来世界新闻令人反应过度的程度，可达几亿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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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推估与我们对于生命起源理论的判断也有关系。不是因为地球上的人口数量，而是因为宇宙中的行星数量，生命可能已经出现的行星数量。这正是我们先前在本章讨论过的论证，因此在此不必多说。回到我们衡量事物发生可能性的渐进量尺上，上面有桥牌状况与掷骰子的概率。在这个以“狄隆”与百万分之一“狄隆”为刻度的量尺上，标明以下三点：假定每个太阳系生命都会出现一次，那么在10亿年之内，生命在一颗行星上起源的概率；要是每个星系生命出现一次，生命在一颗行星上起源的概率；要是生命只在宇宙中发生一次，任意选择一颗行星会发现生命的概率。将这三个点取名为太阳系数字、星系数字、宇宙数字。记住：宇宙中大约有100亿个星系。我们不知道每个星系中有几个太阳系，因为我们只能见到恒星，而不是行星，但是我们先前引用过一个估计数字，那就是宇宙中也许有1万万万亿颗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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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得评估卡林斯–史密斯理论之流所假定的事件是否可能发生，我们应该以这三个数字来衡量，而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至于这三个数字中哪一个最适当，则视以下三个叙述中我们认为最接近真相的那一个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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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命在整个宇宙中只出现在一颗行星上（那么，那颗行星必然是地球，我们先前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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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命大约在每个星系发生一次（在银河系中，地球就是那颗幸运的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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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命起源是件非常可能的事，因此每个太阳系都可能发生一次（在我们的太阳系，地球就是那颗幸运的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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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陈述对生命的独特性有不同的观点。实际上，生命的独特性也许落入陈述1与陈述3之间。我为什么要那么说？说白一点，我们为什么要排除第四种可能性，就是：生命起源是比陈述3给人的印象还要可能发生的事件？这不是个有力的论点，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将它提出来了，也不妨说一说。要是生命起源是件比太阳系数字默认的还要可能的事件，我们就应该期望到现在我们已经与地球之外演化出的生命联络上了，即使不是面对面，也该有无线电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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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指出化学家从未在实验室中成功地复制“生命自然发生的过程”。他们运用这个事实的方式，就好像它可当作证据，用来驳斥那些化学家想测验的理论。但是，事实上你可以抗辩，要是化学家轻易就能在试管中让生命自然发生，我们就得担心了。因为化学家的实验只进行了几年，而不是几亿年；从事这些实验的化学家，只有少数几个，而不是几亿个。要是几个人干上几十年实验就能使生命自然发生，那么生命的自然发生就是非常可能的事件，因此生命在地球上应该发生过许多次，在地球附近（接收得到地球发射的无线电）的行星上也应该发生过许多次。当然，这些说辞全规避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化学家是否成功地复制了早期地球的条件，但是即使答案是正面的，由于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个论证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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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以寻常的人类尺度来衡量，生命起源是个可能的事件，那么地球附近无线电波发射距离内的许多行星，应该早就发展出无线电技术了（请记住：无线电波每秒前进近30万公里），而且我们使用无线电通讯器材几十年了，至少也该接收到一次其他行星发射过来的无线电波吧。要是我们假定他们拥有的无线电技术与我们的没有差别，那么在无线电波的发射范围内，大概有50颗恒星。但是50年只不过是一瞬间，而且要是另一个文明的发展程度与我们的几乎同步，必然是个重大的巧合。要是我们在计算里包括那些1 000年前就发明了无线电技术的文明，那么就会有100万颗恒星在发射无线电波的范围内（再加上绕行它们的行星）。要是我们将那些1万年前就有了无线电技术的文明纳入，恒星数以万亿计的整个星系都在无线电波的范围内了。当然，无线电信号穿越了那么遥远的距离后，必然已经非常微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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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的结论似乎非常吊诡：要是一个生命起源理论描述的事件太容易发生了，我们凭主观判断就能确定，反而无法解释我们的经验—在宇宙中我们很少观察到生命迹象。根据本论证，我们寻找的理论必然是看来似乎不大可能发生的那种，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受限于我们有限的存在（寿命与地球的时空限制）。这么看来，卡林斯–史密斯的理论也好，太古浓汤理论也好，都似乎濒临“太过可能”的临界点，反而颇有可能是错的。这么说了之后，我必须承认，由于在我的计算中仍有大量的不确定成分，果真有位化学家成功地创造了自发生命，我也不会感到疑虑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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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不知道自然选择（天择）在地球上究竟是怎么开始的。本章的目标只是解释它必然是以哪一种方式发生的。目前学界对于生命起源理论尚无共识，但是这不该视为整个达尔文世界观的绊脚石，三不五时有人这么想，但是我担心那只是一厢情愿。先前各章已经清除了其他的所谓绊脚石，下一章会处理另一块，就是“天择只能摧毁而不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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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眼钟表匠：生命自然选择的秘密 [:170026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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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眼钟表匠：生命自然选择的秘密 第七章 创意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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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大家认为天择纯然只是负面的力量，铲刈怪胎、弱者有余，却不足以建构复杂、美观、精良的设计。天择能删削冗缀，用不着多说，可是一个真正的创造过程不是该增益些什么吗？我们不妨以雕塑家的作品回答这个问题，他没有在大理石上增益什么，他的创作只是删削冗缀而已，最后却出现了富有美感的雕像。但是这个比喻会误导读者，因为有些人感兴趣的是这个比喻的错误信息—雕塑家是个有意识的设计者—而我想举证的却是：雕塑家的创意表现在“损”的功力上，而不是“添加”。即使这个正确的信息也不该过于夸张。因为天择也许只能“损”，而突变却能“益”。突变与天择携手，在绵长的时间中可以建构复杂的事物，那与其说是删刈，不如说是增益。创造这样的结果，主要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可以说成“大家一起来”（基因型共演化，coadapted genotypes），第二个就是“军备竞赛”（arm races）。表面看来它们很不一样，但是以“共演化”与“基因互为环境”这两个概念来讨论的话，它们就颇为融会贯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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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讨论“大家一起来”（基因型共演化）。任何一个基因都有一个特定的作用，纯然因为有一个已存在的结构，它可以影响。任何一个基因都不能影响大脑的神经线路，除非先有一个大脑，它的神经线路正在形成。这样的大脑不会凭空存在，除非先有个发育中的完整胚胎。这样的胚胎也不会凭空存在，除非先有一套指令（基因），规定了种种化学与细胞事件的进行程序，这些事件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像是许多其他的基因以及许多非基因影响。基因的特定影响并不是它们的内在性质，而是胚胎发育过程的性质。胚胎发育是个既有的过程，基因在特定位置（空）、特定时间（时）的作用，可以改变它的细节。这一点我们以计算机生物形具体而微地演示过了。（参见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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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发育的整个过程也许可以看成一个合作事业，有几千个基因出力。发育中的生物体，有几千个基因在工作，互相合作，一起将胚胎组装出来。这样的合作是怎样成就的？了解这个合作事业的关键，就是：天择青睐的基因，一直着眼于它们适应环境的本领。我们往往认为这里所说的环境指的是外在的世界，也就是受气候、猎食者支配的世界。但是从基因的观点来看，它们的环境中最重要的部分也许是它遇到的所有其他基因。基因会在哪里“遇到”其他的基因呢？大部分在生物个体的细胞中。每个基因由于遗传的缘故，都会出现在一系列生物个体中。每个生物体的细胞中，每个基因都可能遇到以前没见过的基因。只要它能与任何可能遇上的基因族群合作无间，就会受天择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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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基因都在一群基因中工作，而它必须适应的工作环境，不只是恰好出现在某个生物体内的那群基因。它必须适应的基因族群，至少在实行有性生殖的物种中，是物种的基因库，就是有交配潜力的个体体内所有基因的集合。在任何一个时刻里，任何一个基因的复本都必须处于一个生物体的一个细胞中。每个基因的复本都是一群原子的集合，但是那个集合并没有永恒的意义。它有寿命，而且单位以月计。我们已经讨论过，作为一个演化单位的长寿基因，不是任何特定的物质结构，而是文本档案中的“信息”，一代又一代遗传下去的是信息。这个文本复制子拥有许多分身。空间上，它的分身出现在许多不同的生物个体中，时间上，它的分身出现在一系列世代中。这样来看，我们就能讨论某个基因在一个生物体内与另一个基因的遇合了。它也“预期”它的分身会在不同的身体、不同的世代中遇上各种不同的基因，更别说不同的地质时代了。成功的基因能在其他基因构成的环境中发挥作用、优游不迫；须知不同的生物个体体内，各有不同的基因族群，要成功就得从众。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发挥作用”，无疑就是与其他基因合作无间。要是以生化路径为例，最能看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