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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局部） 清宫廷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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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在“正大光明殿”的附近、“前湖”的四周，由于属于帝后的居住区，居住建筑的意味特别强。“九州清宴”、“慎德堂”、“茹古含今”，几乎与后宫无异。在长春园的正中央，与澹怀堂以桥相通，为一庞大的合院住宅群，正堂称“合经堂”，主轴之左右各有次要院落。在万春园，正殿凝晖殿之后，亦为一后宫区，其正堂为“集禧堂”，附近有一群院落，显为宫人居住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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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由于开发较迟，居住的区域亦集中于东部宫殿部分。德和园、玉澜堂、乐寿堂、扬仁风等都是一些独立的南北定轴的院落，为帝王及其随从居住之用。自大陆刊出的资料看来，似乎在光绪年间西太后重修颐和园时，已把全园主轴上的原大报恩延寿寺改为“排云殿”，作为她的寝宫兼朝堂，所以是仿照北京宫内的乾清宫的布局与形象建造的，主轴上有排云门、二宫门，排云殿（正殿）、德辉殿等四进三院；两侧各有跨院，也是住宅性质的院落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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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家园林的这一特色如果与先代宫苑比较起来就特别富于兴味。在明代以前，皇家园林的主要功能为自狩猎等动态的休闲活动，发展到奇花异草、珍禽异兽的欣赏，环境塑造的想象力直与不死的神仙世界相接。因此除了一些供一时休息的亭台之外，就是为眺望景观、创造神仙异境而设的楼阁。以住宅的合院为基本模式，实在是一大观念上的改变。这使得清皇家园林的整个形象，规模虽大，并没有帝王的气魄，而富于民间的意味，与文献中所了解的秦皇汉武的上林苑，性格上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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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的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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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清皇家园林的第二个特色所在：民间的风味。皇家有无限的财力与仪典上的威仪，如果硬说宫廷园林与民间的庭园相类，是欺人之谈。但是有清一代，自康乾盛期乃至后期君主，多能体会人文的精神，在生活的境界上进入文人的领域，以诗画自娱。这一点使得清代帝王特别不能忍受装模作样的宫廷环境，而有兴建园林，过一个普通人生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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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清帝在这方面的修养，除了帝王本人的资质之外，与明代以来文人意识的受到重视有关。江南的文明在五百余年间，已经为文人的地位奠立了基础，成为朝野所共同钦慕的精神境界。康熙皇帝数度南巡，感染了强烈的江南意识，对于皇家园林的建设，有难以述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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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引康熙所写《避暑山庄记》说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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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发脉，暖溜分泉；云壑渟泓，石潭青霭。境广草肥，无伤田庐之害；风清夏爽，宜人调养之功。自天地之生成，归造化之品汇。朕数巡江干，深知南方之秀丽；两幸秦陇，益明西土之殚陈。北过龙沙，东游长白。山川之壮，人物之朴，亦不能尽述，皆吾之所不取。惟兹热河，道近神京，往返无过两日。地辟荒野，存心岂误万机。因而度高平远近之差，开自然峰岚之势。依松为斋，则窍崖润色；引水在亭，则榛烟出谷。皆非人力之所能，借芳甸而为助。无刻桷丹楹之费，喜泉林抱素之怀。静观万物，俯察庶类。文禽戏绿水而不避，麀鹿映夕阳而成峰。鸢飞鱼跃，从天性之高下；远色紫氛，开韶景之低昂。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劝耕南亩，望丰稔筐筥之盈；茂止西成，乐时若雨旸之庆。此居避暑山庄之概也。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柏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此亦古人因物而比兴，不可不知。人君之奉，取之于民，不爱者即惑也。故书之于记，朝夕不改，敬诚之在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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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此文可分为三段看，开始是说明选得此地的原因。他看了南北东西各地，这里不但是天生的胜境，气候宜人，而且离京较近。次段说明其开辟的志趣。他利用天然的环境，以自然为师，累加辟建，“度高平远近之差，开自然峰岚之势”，就是依天然形势，斟酌高下，取其最佳景致，把自然的山川形势予以开发。在骨子里，这是承续《园冶》精神的，人所能做的，不过“依松为斋，引水在亭”。为了不破坏自然的情趣，建筑要朴素，只以静观自然万物为目的。而作为帝王，欣赏自然风景，也不能忘怀民间之疾苦与耕稼的辛劳。最后一段，他强调在文人的清玩中，更不能忘怀做人的道理。为人君者亦受一定的道德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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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楼阁 清 焦秉贞 清宫廷画家想象之园林，建筑均整齐严谨，合乎宫式法度，用院落分割空间，以加入民间色彩。虽为想象却具体反映了清宫廷园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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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这种文章也许有粉饰享乐动机的嫌疑。但是与避暑山庄的景色相对比，觉得他的立场也许今天的我们可以接受，而他的用心至少有部分是相当诚恳的。他把这座园林以“避暑山庄”这样平凡的平民化的名称名之，可以看出一点他的心意。同时读他所写的三十六景的诗篇及每一景之命名，可以感觉到他的文人情怀。其中虽不乏有点君王气象的诗句，但基本上与一般的文人感怀无异。他并没有特别标出君王所应享受的特殊的环境。易言之，他的姿态是很平易的。大陆学者孟兆祯先生在其著作《避暑山庄园林艺术》一书中有很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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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乾隆以后的圆明园，仍然承袭了康熙的传统，对其景物采取诗画性的解说。当然，乾隆皇帝享受清代最富庶的成果，不免踌躇满志，在文字上与康熙比起来要有帝王气势些，但对园林景观的理想则并无二致，这可自《御制圆明园图咏》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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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乾隆皇帝最得意的圆明园核心部分的九州景区来说，可以看出清帝对园林的一贯态度。这一部分在正大光明殿的后面，绕着一个大湖，名为“后湖”，用水面分割为九区，象征九州，是“一统九州，天下升平”的意思。这就有点帝王的气魄了。但是这九区，除了比较常住的“九州清晏”规模较大以外，其他都是相当平民化的、各种不同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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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园林当作自己统治的天下的缩影，是自秦汉上林苑开始的。当时的文献上记述的，乃以长江、大河的形象建造在园林里，显然是结合山川动人之造型于宇宙象征之中，是帝王权势的夸耀。秦汉的建设极尽富丽，并没有把人民放在心上，这就是汉代文人的记述中如此难以想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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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抱持着戒惧的心情，在以园林影射天下的时候，采取了比较温文的手段，是在“九州清晏，皇心乃舒”的基础上展开的。清帝一方面不能摆脱以帝王权力建设园林的欲望，一方面又知道古代兴亡的故事，对于兴建园林的花费与有伤民力有所顾忌。“园林游观，以适几余”是他们的理由，而“谓民可畏，敢欺其愚”是他们随时放在心上的。所以他把“天下”用九个岛屿来表示，聊以满足象征的意义，而在园景上则仍然是以山水诗画为内容的。这九个岛屿的名称，除了“九州清晏”之外，各为“镂云开月”、“天然图画”、“碧桐书院”、“慈云普护”、“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茹古涵今”等，均不出文人述志、写景的范围，风景区都有其特色，但并没有整体的大气势。比较起来，建筑还真是平易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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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清帝并没有完全消除蓬莱、瀛洲之想，但那只是一种神仙境界的象征，并没有长生不老的幻想为后盾，在园林建设中，其景致就十分有限了。圆明园中核心区的东侧，为福海区，主要是一个方形的大湖，在湖的四周布置了大大小小约二十个小景区，与圆明园九州景区大同小异，并没有任何神仙的特殊意味。但是在福海水域的正中，做了一大二小，三个方形的岛子，在较大的岛上有一个院子。这一景名之为“蓬岛瑶台”。大陆学者何重义、曾昭奋曾指出，这三个岛子是福海的败笔，因为自湖的正面看去，岛面太宽，限制了视线。他们说，这三个岛子，雍正时称“蓬莱洲”，乾隆时改称“蓬岛瑶台”，“仿求思训画意，为仙山琼阁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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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就现有的资料推断，这三个岛子要想仿仙山琼阁之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主岛的体积不够大，建筑的面积比例上太大，建筑的格局也太方正。没有宋元以来以“仙山楼阁”为主题的绘画上表现出来的那样具有想象力。在这方面，我并不十分同意何、曾两位的看法，我觉得福海中的三岛如果够大、够高，作为全海的主景，就不必顾虑遮挡视线的问题。缺点是因雍正、乾隆并没有认真地像先代帝王那样经营蓬岛的神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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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海区内的另一个神仙主题是“方壶胜境”。自《图咏》上的图面看，其架势确有点像神仙境界的样子，但不知何故，这样一个大派头的建筑群，却要隐藏在福海的东北角。足证表现神仙主题时，清代的帝王是很怯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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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南的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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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帝王自康熙开始，受到江南文化的强烈影响。尤其乾隆皇帝，对于江南几近着迷，数次南巡，遍访江南名园。也由于他的南巡，使江南士绅官僚不能不大量投资于园林，以满足他的愿望，讨他的欢心。李年于《扬州书舫录》中很生动地描写了南巡前后，扬州地区景物的变化。为了准备迎接皇帝前来，整个山水都以人力改变了，还把皇帝的行宫建设起来。他来过之后，这些仙境般的园林逐渐倾颓，到李年写《画舫录》的时候，已经盛期不再，只能看出个大概了。扬州虽然在习惯上，不能称为江南，但可以看出清帝出巡与江南之间所形成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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