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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据传汉代吕氏之乱平定于元月十五日，因此汉文帝遂将此日定为元霄节，后来汉武帝进一步将元宵节定为上元燃灯节，命令当天举国张灯结彩以祭“太一神”。太一，也叫太乙，楚辞专家们认为“东皇太一”与太昊、帝喾、颛顼、祝融等祖先神都可能叠合（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太一与太阳神东君实际上为同一神，两者虽有祖神和自然神之分，但确信自己是日神远裔、火神嫡嗣的楚人，尚赤、尚东，崇拜的正是东方的日神，太一神实际就是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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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太一神的习俗、谚语，与婚姻生殖很有关系。元宵节所燃灯如龙灯、凤灯、鱼灯、莲花灯、兔子灯等，也都与生育崇拜有关，如汉代就有“鱼龙曼衍六戏”，而民间相信龙灯、鱼灯都有利于生育。先民在彩陶上绘制鱼纹饰，源于鱼有很强的繁殖力。李泽厚也认为，仰韶文化半坡彩陶的鱼纹和含鱼人面，是对氏族子孙“瓜瓞绵绵”的祈祷。元宵节民间有“偷俗”，也与婚恋和生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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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流苏的灯笼纹样装饰起源于宋代，灯笼为主体，上端两侧倒悬结谷穗作流苏，象征“五谷”，周围饰以飞舞的蜜蜂，利用“丰”与“蜂”的谐音，寓意“五谷丰登”，故又称“天下乐”、“庆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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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灯笼和前述葫芦外，中国园林中生殖崇拜的原始信息符号还有很多，如石笋、桥、石榴、阴阳石、松鼠吃葡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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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吃葡萄（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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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中随处可见的石笋，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或以为源于墓志，或以为是巴蜀生殖文化的“图腾柱”（《华阳国志》）。云南摩梭妇女想生育，就去求“久木鲁”，“久木鲁”是摩梭人的石祖，实际是一根上部略尖、下部较粗的天然钟乳石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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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笋（网师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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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在祈嗣民俗中，也具有十分突出的象征性，作为生殖符号。”（周星《灯与丁》）农历正月十五或二月二，有“走桥”的习俗。是日晚，各家妇女成群涌出家门，结队而行，凡桥必过，意在求子息，过桥者要摸摸栏杆或拾拣一砖，以便感染生育力。摸城门钉的风俗，也隐含着生殖崇拜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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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沧浪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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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又名安石榴、海石榴、金罂、沃丹、丹若等，为石榴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有很高的食用和观赏价值。原产印度、波斯、缅甸、阿富汗等中亚地区，最早见于张衡的《南都赋》，名若留。陆机《与弟云书》云：“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涂林，安石榴。”随着佛教从中亚细亚流传到中国，石榴开始应用在装饰上，也带有宗教的色彩。在佛教中，石榴果常被安排在莲花座上，两侧配以比作圣树和圣花的棕榈和莲花的枝叶。唐朝有些菩萨手持石榴枝的形象，为平安神、夫妻恩爱神等。石榴果实多子，渐成祝福婚后多子女的象征物，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如漏窗被雕塑成石榴形。石榴与佛手（福）桃（寿）三者组合的吉祥图案，反映中国人的“三多”幸福观，即多子多福多寿，祈求家族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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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读园林（第二版） [:170029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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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读园林（第二版） 第五编 雅玩得真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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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与物遇合时，自古就有役物和物役、玩物尚志和玩物丧志之别。“物役”，被物所役，这样玩物，就丧失了本我，离开了孔子所说的“游于艺”的教诲。但“役物”，物被人所役，这样的“玩物”却是一种生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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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特别重视“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而“礼”与“乐”文化正是其基本手段。“乐”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它的内容包含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郭沫若《青铜时代·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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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特征和主要使命正在于探求美、创造美，使人产生美感、使人快乐，所以，一切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都可以包容在园林艺术体系之中。玩物不仅不会丧志，而且本着孔子“游于艺”的教诲，琴、棋、书、画，诗、酒、花，无不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而为文人们所必修，在“游于艺”的同时去完成净化心灵的功业，这样，诗、书、画美学精神相融通，非兼能不足以称“文人”，中国文人山水园林必然成为诗、书、画的艺术载体，园林中有山水诗的意境、山水画的美景，又成为书法艺术的宝库。（曹林娣《中国园林艺术论·综合艺术论》）筑园、修园和园林生活，不但不能说是玩物丧志，相反却是有益于士人观事理、涤志气的事业。文震亨虽然称园林陈设、家具等为“长物”，即“身外余物”之意，但还是为之写了《长物志》，“范围极广，自园林兴建，旁及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金石书画、服饰器皿，识别名物，通彻雅俗”（陈从周《长物志校注·序》）。“夫标榜林壑，品题酒茗，收藏位置图史、杯铛之属，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而品人者，于此观韵焉，才与情焉……室庐有制，贵其爽而倩、古而洁也；花木、水石、禽鱼有经，贵其秀而远、宜而趣也；书画有目，贵其奇而逸、而永也；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衣饰有王、谢之风，舟车有武陵蜀道之想，蔬果有仙家瓜枣之味，香茗有荀令、玉川之癖，贵其幽而暗、而可思也。”（明沈春泽《长物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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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皋壤自古为文人所雅爱，庄子以为“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庄子·知北游》），南北朝文人结伴冶游，有“竹林之游”、“金谷宴游”、“新亭旅游”、“兰亭集会”、“乌衣之游”、“山泽之游”等，一则享受自然之乐，一则因山林皋壤之远离王权，可以涤胸洗襟，尚志明节。从真山水到城市山林，园林雅玩，诸如抚琴、弈棋、斗诗、写画、赏古、品茗等始终是文人园林的主要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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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古器、鉴赏文玩作为普遍的崇尚在士大夫阶层中风行。早在西晋，士林领袖张华“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匹”（《晋书·张华传》）。宋元明清更成为风尚，收藏诸如书画、古玩、大理石挂屏、插屏、古化石、古铜鼓、手工艺品、砚台等，所谓“王谢长物多”，或作为园林厅堂的高雅陈设，或如倪云林筑清阁、米元章修宝晋斋、顾子山有过云楼等，专门筑之以宝藏文物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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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在种竹栽松、洗桐灌柳、文房清玩的注目移情之中，自觉赏心悦目，面对物事、体验物趣之后，内心由物兴发生命情境之感怀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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