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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书画艺术大师董其昌说：“大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笔。名山遇赋客，何异贤士遇知己，一入品题，情貌都尽。”园林是“无文景不意，有景景无情”。诗是无形画，画为有形诗，园林这一艺术载体，是立体的画，又是凝固的诗。中国古典园林讲究形与意二者兼美，文学品题即指匾额、对联和摩崖、砖刻等，重要功能正是揭示“形美”中蕴涵的“意美”。文学品题是对景观表象和心灵境界的审美概括，也透露了造园设景的文学渊源或人文内蕴，将园林意境作了美的升华，也是对园林景观的一种诗化，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中国园林中的汉字品题和满文品题琳琅满目，充分反映了诗的国度的人文风采，成为“中国文化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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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园林文学品题，具有“述旧”和“刻古”的文化品格，所谓“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大都出自硕学鸿儒之手，无不耀炫斗奇，融古典诗文意境于一炉，典雅、含蓄、立意深邃、调高词雅，含蕴着丰富的历史和人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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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匾额砖刻，字数不拘，形式灵活，往往几字点睛，意味无限。如网师园沿西墙一条蜿蜒的爬山廊，廊南面对山林小院，廊壁点缀着古朴的书条石，廊内空门宕“樵风径”三字题额，意境顿生。典出汉太尉郑弘，据传他隐居会稽时，曾经在白鹤山打柴拾到一枝仙人失落的箭，归还了仙人。仙人为郑弘在若邪溪中刮顺风运柴以报答，人称若邪溪风为“郑公风”，也称“樵风”，并名其地为“樵风径”，后以寓隐者采薪经行之地。（《后汉书·郑弘传》注引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漫步廊间，东望小山丛桂，庭院中老树浓荫，东南黄石云岗，确能给人以“林荫初出莺歌，山曲忽闻樵唱”（明计成《园冶》）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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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题额包蕴着丰富的信息，往往成为某种思想的文化符号，如三径、沧浪、不二、澄观、抱瓮、蹈和，儒、道、释三教思想兼有。有的会唤起一段历史记忆，如扬州平山堂有一字排列的“平山堂”、“坐花载月”、“风流宛在”三块匾，宋欧阳修在扬州做太守时“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的风雅生活和此地的美丽风月，宛然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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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堂（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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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王筠传》载，沈约“于郊居宅阁斋，请筠为《草木十咏》书之壁”。清代皇家园林各景点皆有诗文题刻，如避暑山庄原有御碑二十多座，碑文和诗歌大多出于康熙、乾隆之手，风景题名的内涵和昔日景观皆赖此以存。康熙咏“锤峰落照”亭：“纵目湖山千载留，白云枕涧报深秋。巉岩自有争佳处，未若此峰景最幽。”乾隆诗有“白云红树参差见，疑有寒山结宇幽”句。磬锤峰在群峰中迥出孤标，矗然倚天，夕阳西映，红紫万状，扬晖无际，似展黄公望《浮岚暖翠图》（《御制避暑山庄诗》）。康熙用“白云枕涧”，乾隆用“白云红树”、“寒山结宇”来描写，确能“使游者入其地，览景而生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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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品题大量采用象征、比喻、拟人、双关等文学艺术手段，文采飞扬，创造并开拓了文学意境，赋予景境以高层次的精神内涵。园林实景与“诗家之景”即情紧密结合，“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情和景是相互生发、相互诱导、相互包容的，“思与境偕”、“神与境合”、“意与境会”，把人们引入具有“飞动之趣”的艺术空间，激发人们思想的遨游，涵咏乎其中，神游于境外，获得“言外之意、味外之味、弦外之音”，进一步向精神空间升华，引发诗意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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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对联妙构还能给人带来无尽趣味。诸如采用象声、叠字或者嵌字、拆字、回文等形式，构思新颖，意趣深远。麟庆为北京半亩园题的一幅嵌字就很妙：“湖上笠翁，端推妙手；江头米老，应是知音”。将明末清初的李渔和宋代的米芾两人的字和姓嵌入，自成意趣，且恰如其分地映衬出主人的身份、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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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中大量集联，所集多名诗佳词，如拙政园净深亭明祝允明的隶书对联“相与观所尚；时还读我书”，集晋人左思和陶渊明诗，平添了一种高情远韵，令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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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怡园主人顾文彬集宋金元词为《眉绿楼词联》，以婉约词中的“雅词”为主要选录对象，并遍请当时的书法名家分写，挂在园中各个景区，成就吴中名园一绝。这些词联，能将婉约词柔美香软的词境妙合无垠地融进“杏花春雨江南”的文人园境之中，词景相称，情韵兼胜，使人获得艺术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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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匾（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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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形匾额（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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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匾联的书艺、材质、装饰工艺都给人以强烈的美感。仅以匾额的形式而言，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中设计出“册页匾”、“书卷匾”、“画卷匾”、“秋叶匾”、“碑文匾”和“虚白匾”多种。华带牌和凤字牌为宫殿的专利，都与园林主题有关系。颐和园匾额的边框装饰图案多卍字、蝙蝠、寿桃、双龙、寿字等，如长廊匾额是一只张开了翅膀俯伏在寿桃、卍字上的蝙蝠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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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历中国园林是品诗读画的美学经历，是审美的过程、净化心灵的过程，这就是袁枚所谓“鸟啼花落，皆与神通”（清袁枚《随园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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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读园林（第二版） [:170029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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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读园林（第二版） 五、徐孺下陈蕃之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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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家具，被称为“屋肚肠”，既是中国礼乐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政治、经济、民俗文化的反映。园林家具早就超越了它的功能价值，而进入精神审美领域，承载着深沉、博大的文化内涵。王世襄《锦灰堆》说：“中国古代家具受到人们的重视，决不是偶然的。就其中的精品而论，结构的简练、造型的朴质、线条的利落、雕饰的优美、木质的精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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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汉唐前皆席地而坐，陈设多帐幔几案之属。“榻”见于典籍很早，如“徐孺下陈蕃之榻”（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徐孺，是东汉隐士徐稚，豫章南昌人，家贫，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俭义让，因不满宦官专权，官府多次征辟皆不出仕，时有“南州高士”之称（《后汉书》卷五十三）。陈蕃在做豫章太守时，从不接待来访宾客，唯有徐稚来到，特设一榻，徐稚一走，就把榻高高挂起；他做乐安太守时，也曾如此招待高士周璆。从此，“下榻”一词就成为德贤者住宿的美称，家具与德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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