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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柏拉图说某东西是“真”（real/true），他是指这东西是真真正正的“存在”（is/exists/a being）。他分开“永远存在、永不改变”的东西（what always is and never becomes）和“永在改变、永不存在”的东西（what becomes and never is）。前者是永恒的（changeless，也可称“不变的”）、“属智能的”（intelligible），必须通过理性（reason，希腊文logos）去认识，得出的是知识（knowledge）；后者是“属官能的”（sensible），可以经过官能去掌握，但得出的是看法（opinion，希腊文doxa，包括不理性的官能感觉）而已。稍后，他称前者为“形”（Form），后者为“物”（Matter）。举例来说：“圆”的“形”，从来没有人见过，“圆”的“物”到处可见。“圆”的本质是圆周率，而圆周率是不可能经官能感觉去掌握的。它是“永远存在、永不改变”，只可以“经理性去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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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就是东西的实质（substance）或本质（nature/essence）。例如：狗、人、山、爱、善等的本质来自它们永恒、不变的“形”。我们认识狗之所以是狗，人之所以是人，山之所以是山，等等，是因为我们的理性认识到它们的“形”。但我们的官能所见的每只狗、每个人、每座山、每样爱情、每件善事都只是个特殊的“物”。它们是种仿真（mimic），也称影子（shadows）或现象（phenomena）。只有非物质（non-material）但又有实质（substantial）的“形”（柏拉图原称之为“理念”［ideas］）才是最纯的、最基本的“存在”或“真”[2]。“形”是客观的，其存在独立于思想，只可以靠理性掌握。“形”是完美的，因为它是独一的、不变的、不灭的、永恒的。柏拉图认为“真知”就是“知真”——知道事物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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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论》里，柏拉图描述至善的“大智”，通过创世神祇，模仿着宇宙的“形”去创造宇宙的“物”，包括人类。柏拉图形容这个宇宙的“形”为一个“活东西”（living thing），由一个或一堆的“形”组成。这个“理想宇宙”（ideal universe）才是“真宇宙”（real universe）。人类的责任就是与至善的“大智”合作，在“仿真”的宇宙里追寻“真”、实践“真”，也就是叫人类认识、模仿至善。这就是“大智”创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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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论》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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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宇宙的存在与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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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宇宙的存在和它的善与美显示出它是由一个极善、极慷慨的工匠（craftsman，也就是创世神祇）把秩序加诸原始混沌[3]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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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宇宙的善与美显示出它有智慧（intelligent）。智慧只可能来自灵魂（soul），因此宇宙是有灵魂的。宇宙既然有灵魂，因此它是“活生生的”（living，希腊文义是“动物性”）。这个活生生的宇宙包藏了所有活生生的物种，因此它是完整的（complete）。它既是完整无缺，因此它也是独一无二的（u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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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宇宙的灵魂（world soul）是个“形”，一个永恒的“存在”。创世神祇在它身上糅合了两个其他的“形”：同（sameness）和异（difference），因此，宇宙灵魂有分辨同、异的能力。通过这个能力宇宙灵魂可以分辨出什么东西是“形”、什么东西是“物”。这种分辨能力就是认知（cognition）。也就是说，宇宙灵魂可以认知什么是“真”，什么是“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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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宇宙的身体（body）是由火（因为它是可见的［visible］）和土（因为它是实在的［tangible］）两种“元素”（elements），加上气（air）和水（water）糅合而成。火升土坠，加上不同比例的气和水，造出不同的物种，构成一个统一的、和谐的整体。宇宙身体各部分的形状和特性都有其不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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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宇宙是宇宙灵魂与宇宙身体的结合。首先生出的是日月星辰，所以它们的灵性最高，会各自按最适当的轨迹规律地运行，掌管昼夜、时令。日月星辰的运行衍生出时间（time）。因此，“时间”其实就是“永恒的模仿”（image of eternity）。此中，“时间”是个“物”，“永恒”是它的“形”。世人的灵魂是宇宙灵魂分配给日月星辰之后余下来的材料，灵性较低。尤其当人的灵魂与肉身结合的一刻，他的灵魂马上受到来自肉身需要和外界事物的冲击，特别是官能感受的干扰，大大损毁它的正常运动（也就是未曾与肉身结合前的运动），破坏了它对真与美的认识能力，必须通过适当的教育和栽培才能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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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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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宇宙之美与秩序显示出“大智”。营造宇宙的创世神祇也是受这“大智”指引，按着“大智”的目的去营造万物。宇宙既有其目的，创世神祇就必须按这些目的，以一些“必然”[4]的物理结构（physical structure）和这些结构的物理特性（physical properties）去营造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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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世神祇的工作是模仿一个由不可见、不能触摸的“形”组成的“真宇宙”（理想宇宙），去营造一个可见、可触摸的“实体宇宙”。实体的意思就是既具备实体材料也占据三维空间。在实体宇宙中，万物都有其基础材料（material substratum）和空间范畴（spatial field）。两者的组合就是实体万物的载体（receptacle）。创世神祇的挑战就是为万物设计一套最能仿效“真宇宙”、最能达到“大智”目的的万物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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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原始混沌”之际，宇宙中也有载体。但是，在空间上，这些载体都是杂乱无章地运动（motion）；在材料上，这些载体只有点滴的宇宙元素（上述的火、土、水、气）。创世神祇首先设计出四种最完美的固体（solids），作为承载宇宙元素的粒子（corpuscles）。这些粒子就是万物的载体；万物是由它们组合而成的。它们的物理结构和物理特性最适宜用来模仿“真宇宙”、最能达成“大智”创造宇宙的目的。这些粒子包括四面体的火粒子、六面体（立方）的土粒子、八面体的气粒子、二十面体的水粒子。[5]除了土的立方体粒子之外，其他三种元素粒子的面都是由等边三角形组成（这些等边三角形可二等分为两个直角三角形，它们的边长比例都是），因此它们之间的面可以互相割切、调换、连接，[6]因此它们可以聚结、互动、互变。[7]这样，就产生出宇宙万物的体积、形态和特性。还有，互动、互变是不停的，因此整个宇宙会不断地运动，因与果也会不断地延绵。当然，创世神祇是按万物之“形”，用粒子去组合出万物的体积、形态、特性，以至它们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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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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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不灭的（immortal）、理性的（rational）灵魂，是包藏（embo-died）在他可灭的（mortal）肉身之内的，为此，人类灵魂的某些部分会跟肉身一样，是可灭的。人的灵魂有三部分：理性（reason）、意志（spirit）、肉欲（appetite）。创世神祇把造人的工作委托给下级神祇（可见柏拉图并不把人的地位看得太重），造出来的人是这样子的：不灭的理性部分在头盖；意志部分在胸口（比较接近头），并配之以肺和心；肉欲部分在腹部，并配之以肝。此外，四肢五官各有职守，都是按“大智”的目的，经“必然”的结构而营造出来的。可是，“必然”的结构有时也限制了造人的工程，使造出来的人不能完全达到“大智”的目的。例如，脑袋是人体最重要的部分，需要保护，但保护层太厚也影响了脑袋对外界的敏锐性。因此，宇宙的恒律有时也限制了受造物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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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的灵魂的安康至为重要。为得到安康，灵魂的运动必须跟宇宙的运动重新看齐（天人合一）。这样，人才可以达到其生命的目的：德行与快乐（Virtue and happiness）。这是《宇宙论》的结尾高潮。柏拉图把他的宇宙观与伦理观统一起来。他呼唤人类应高度重视栽培和保存他们不灭的、理性的灵魂。灵魂的安康有赖良好的秩序。但人类在出生的那刻，灵魂的运动就被肉体所困，变得越轨和不规，必须再跟宇宙的运动回复和谐。为此，我们需要研究宇宙的运动与和谐，然后把灵魂带回原来的轨迹和状况，以使其获得“神祇们送给人类最好的生命，现在以及永远”。为此，柏拉图极强调教育。他视教育为一项“发掘性的”工程：发掘出灵魂天生的“认识”能力，去认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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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宇宙论》的真正名称是一个人名，直译为“蒂迈欧的所谈”，是某一年的泛雅典庆节（Panathenaic Festival）中几个朋友交谈的记录之一。柏拉图是借蒂迈欧之口去阐述他自己的宇宙观。《宇宙论》是第二天的记录。头一天是记录苏格拉底谈理想政制，第二天是蒂迈欧谈创世的过程，接下来是柯里西亚斯谈雅典战胜亚特兰蒂斯的史绩（未写完）。苏格拉底强调教育可以栽培灵性、达成德行；蒂迈欧分析天人合一、人的灵性和灵性的栽培；柯里西亚斯描述古代有德者的行为。三篇一气呵成地贯彻了人道与天道。柏拉图以宇宙的美为契机，把人的“善”与天的“真”天衣无缝地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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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伦理观、政治观与他的宇宙观是紧密相连的，强调的是如何在人世间模仿“大智”，特别是“义”（Justice）。在《理想国》（The Republic，约公元前380年）中，柏拉图这样说：“我们建立城邦的目的不在增加某一个阶级的幸福，而在增加整体的幸福；我们认为一个按整体幸福去治理的城邦就是义邦。”我们来看看他的“义邦”（政治观）如何反映他的“义人”（伦理观），以及他的“义人”如何反映他的“天道”（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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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论》指出人的灵魂分理性、意志、肉欲三部分。肉欲部分是最大的。它驱使人追求享乐，甚至不顾后果。理性部分能认识“真”，因此它会考虑整个灵魂的利益去约束肉欲。意志部分使人知荣辱。假如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误入歧途，他的意志会接受理性的指引。义人（just man）的意思是他的灵魂各部分各安职守：理性部分以智慧和先见去管治整个灵魂；意志部分听从理性的指挥；理性与意志部分共同节制肉欲部分，因为肉欲部分会随着身体享乐增加而扩大，以至喧宾夺主，支配理性与意志。柏拉图认为当一个人的灵魂的三部分达成共识，以理性为最高主人，他就会成为“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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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义”其实就是一种完美秩序与完美平衡的组合。秩序是有关如何去排列灵魂各部分，平衡是有关如何去管治灵魂各部分。完美秩序是按各部分的才能去分等，完美平衡是按整体的利益去管治。因此，“义”就是按个别能力分工，按整体利益管治。这样就能达至和谐：各适其位，各尽其才。我们在“可见的宇宙”看到的和谐其实是反映了“真宇宙”的“义”。“义人”如是，“义邦”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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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是柏拉图政治思想的结晶，聚焦于“义”。这里，他指出国家（城邦）的结构跟灵魂的结构一样：治国阶级（最高领导层）是理性的代表；卫国阶级（战士与官员）是意志的代表；生产阶级（工、农、商，也就是一般平民）是肉欲的代表。[8]柏拉图认为，适当的教育和评选会带来最理想的社会分工，因为这能保证人尽其才。生产阶级的成员会是最合适的人选去供给社会衣、食、住、行所需，但他们是受肉欲的驱动，有贪欲的倾向，因此他们需要懂得节制（temperance）与服从。卫国阶级的成员会是最适合捍卫国家的人选，但他们是受意志的驱动，有好斗的倾向，因此他们需要有坚毅（fortitude）和教养。治国阶级的成员会是最适合管理国家的人选。智慧（wisdom/reason）使他们能辨正误，使他们知道治国不是追求个人的荣耀而是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使他们懂得如何去思考和提升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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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修身与治国的最大德行都是“义”：按个别能力分工，按整体利益管治。“义”的具体表现是和谐（harmony）。和谐是个客观情况：一种灵魂各部分之间或国家各阶级之间的共识——理性（治国阶级）精心管治，意志（卫国阶级）尽心保卫，肉欲（生产阶级）接受节制；三者各适其位、各尽其才，共同为整个灵魂（整个国家）谋求最大幸福。这样，人就成“义人”，国就成“义邦”。当然，这是个理想，但不“仅是”理想，因为有理想才能定方向，有方向才能知进退。理想不是目标，是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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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理想是柏拉图有所见、有所感而发的。雅典先贤们，特别是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生于公元前570年，公元前508年不知所终），设计雅典民主，是要来维持社会安定，避免独裁重现，篡夺政权。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22年被马其顿（Macedonia）征服为止的两百年期间，雅典的民主制度与帝国功业确是盛极。雅典的海上帝国使雅典政府财源广进，使雅典人民通过参加海军和担任海外官职而生活无忧。可是好景不长，公元前415年，雅典与世仇斯巴达开战，舰队被击溃。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被解除武装，进入无政府状态。强势的斯巴达支持雅典和周围城邦的寡头政治。在雅典的政治混乱、经济低迷之际，北面新崛起的马其顿腓力二世（Philip Ⅱ of Macedonia，前382—前336，亚历山大大帝之父）乘机南下，于公元前338年击败雅典及其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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