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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义”其实就是一种完美秩序与完美平衡的组合。秩序是有关如何去排列灵魂各部分，平衡是有关如何去管治灵魂各部分。完美秩序是按各部分的才能去分等，完美平衡是按整体的利益去管治。因此，“义”就是按个别能力分工，按整体利益管治。这样就能达至和谐：各适其位，各尽其才。我们在“可见的宇宙”看到的和谐其实是反映了“真宇宙”的“义”。“义人”如是，“义邦”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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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是柏拉图政治思想的结晶，聚焦于“义”。这里，他指出国家（城邦）的结构跟灵魂的结构一样：治国阶级（最高领导层）是理性的代表；卫国阶级（战士与官员）是意志的代表；生产阶级（工、农、商，也就是一般平民）是肉欲的代表。[8]柏拉图认为，适当的教育和评选会带来最理想的社会分工，因为这能保证人尽其才。生产阶级的成员会是最合适的人选去供给社会衣、食、住、行所需，但他们是受肉欲的驱动，有贪欲的倾向，因此他们需要懂得节制（temperance）与服从。卫国阶级的成员会是最适合捍卫国家的人选，但他们是受意志的驱动，有好斗的倾向，因此他们需要有坚毅（fortitude）和教养。治国阶级的成员会是最适合管理国家的人选。智慧（wisdom/reason）使他们能辨正误，使他们知道治国不是追求个人的荣耀而是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使他们懂得如何去思考和提升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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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修身与治国的最大德行都是“义”：按个别能力分工，按整体利益管治。“义”的具体表现是和谐（harmony）。和谐是个客观情况：一种灵魂各部分之间或国家各阶级之间的共识——理性（治国阶级）精心管治，意志（卫国阶级）尽心保卫，肉欲（生产阶级）接受节制；三者各适其位、各尽其才，共同为整个灵魂（整个国家）谋求最大幸福。这样，人就成“义人”，国就成“义邦”。当然，这是个理想，但不“仅是”理想，因为有理想才能定方向，有方向才能知进退。理想不是目标，是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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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理想是柏拉图有所见、有所感而发的。雅典先贤们，特别是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生于公元前570年，公元前508年不知所终），设计雅典民主，是要来维持社会安定，避免独裁重现，篡夺政权。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22年被马其顿（Macedonia）征服为止的两百年期间，雅典的民主制度与帝国功业确是盛极。雅典的海上帝国使雅典政府财源广进，使雅典人民通过参加海军和担任海外官职而生活无忧。可是好景不长，公元前415年，雅典与世仇斯巴达开战，舰队被击溃。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被解除武装，进入无政府状态。强势的斯巴达支持雅典和周围城邦的寡头政治。在雅典的政治混乱、经济低迷之际，北面新崛起的马其顿腓力二世（Philip Ⅱ of Macedonia，前382—前336，亚历山大大帝之父）乘机南下，于公元前338年击败雅典及其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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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生于雅典转衰至被灭的一段从余晖到黑暗时期，他对雅典式民主并无好感。他把治国（城邦之国）与修身相比。人有肉欲、荣辱、正误之念；国有平民、战士、领导之分；各掌握生产、捍卫、管治之责。正如一个人的灵魂同时拥有欲念、意志、理性，一个理想国（城邦）就是三者之间道德性的和谐组合。他的理想国是“智慧之治”。“智慧”就是对“义”的认识。“义”的本质（“形”）就是秩序（按个别能力分工）与平衡（按整体利益管治）。也就是说，平民、战士与领导之间，生产、捍卫与管治之间要保持适当的秩序和平衡，社会才得和谐、安定。柏拉图时代，雅典民主失去活力，在寡头、民主之间反复。柏拉图对不可知的未来充满恐惧，对理想化的过去充满怀念。但是，他不相信混乱无章的雅典民主会带来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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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苏格拉底于公元前399年被寡头政权判死对柏拉图有极大、极深的影响，使他恨极暴民式的民主和私心重的寡头。那时的雅典，贫、富分化极其严重。当时流行的诡辩派（Sophists）强调私利和私欲，撩动各阶层间的敌对和仇视。政治被一班私心极重的人把持，政局反复不定。柏拉图认为社会和谐（现象）与社会公义（真理）是不能分开的。但是，受肉欲驱动，追求享乐的生产阶级怎会听从理性的统治者？柏拉图提出教育和强制。最理想的是大家都能明白和谐至上，为此柏拉图是那么地强调教育。但如果仍有不听从理性统治的，卫国阶级就要强制他们。可是，怎样保证统治是理性的？柏拉图提出“哲学家君王”（philosopher king）理念：君王一定是哲学家，哲学家才可以当君王。因为只有哲学家才可探知“义”的真义；只有知道了“义”的真义，才可以模仿它（正如创世神祇模仿“真宇宙”去营造“实体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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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柏拉图返回他的宇宙观。他以一条垂直线去形容灵魂的状态。线分两段，上长下短。下面短的部分代表“属官能的”（sensible），上面长的部分代表“属智能的”（intelligible）。然后，把两段按刚才的比例再分。这样，这条垂直线就分为四段。最底的一段，也同时是最短的一段，代表灵魂最无知的部分。它所见的是幻觉、影子和事物的反映。在这一段里，灵魂处于“幻想”（imagine）状态。上一段，仍是“属官能”部分，灵魂见到了事物的实体（而非它们的影子或反映）。在这一段里，灵魂处于“相信”（believe）状态。再上一段，也就是进入了“智能”的部分。灵魂可以经由理性从实体事物中探索事物的真谛。在这一段里，灵魂处于“思考”（think）状态。到了最高的一段，灵魂才开始明白事物的“本质”，也就是“形”。在这一段里，灵魂到达“知道”（know/understand）的阶段。在政治层面上，这代表哲学家君王知道“义”的本质。《理想国》的“哲学家君王”是经过长期的教育、严格的选拔才产生的。君王的智慧使他懂得以“义”治国；国民的智慧使他们挑选出这位君王，并愿意服从这位君王。君王的智慧与国民的智慧是平等平行、异途同归，终点是“义”，表现在和谐地各适其位，各尽其才，并以此带来整个国家的最大幸福。柏拉图这样说：“除非哲人成为君王，或现今的君王能够真诚地和充分地哲理化，这就是说，除非政治权力与哲学理性能够完全相应……邪恶会使城邦永无宁日，也会使人类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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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柏拉图宇宙观的精华如下：宇宙中有些东西是“永远存在，永不改变”，称之为“形”；有些东西是“永在改变，永不存在”，称之为“物”。“形”是永恒、不变，是“物”的真正本质。可以说，“物”是大千世界的现象，“形”是这些现象底下的永恒真理，是天道。天道的特性是“恒”。《理想国》与《宇宙论》其实是柏拉图政治观与宇宙观之间的前呼后应，交汇点在“伦理”。他认为，政治伦理（人道）与宇宙伦理（天道）应该是一而二、二而一，是“义”。“义”的原则是按个别能力分工，按整体利益管治；“义”的具体表现是各适其位、各尽其才。也就是说，无论是修身还是治国，“合乎尺度”就是“合乎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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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这个含有“创世”意识和“伦理”意识的宇宙观就有争议。但无可否认，它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是中古欧洲信仰与理性大一统的支柱。宗教改革以至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崇尚“俗世”（secular）思维，抗拒柏拉图的“形而上”（metaphysical）思维。但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人类经历史无前例的战乱和动荡，西方出现精神信仰危机，西方人再思宇宙和存在的意义，柏拉图思想再被重视。在哲学方面，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的“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是典型例子。科学方面，“相对论”与“量子物理”开始质疑牛顿式的宇宙观（宇宙像时钟：唯物的、决定的）。相对论打破了绝对的时、空观念；量子物理探索物质的本质。量子“叠加”与“坍塌”（quantum superposition and collapse）的理念重新开启本质世界（noumenal world）与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的辩论。玻尔[9]的“互补原理”（Complementarity）、海森堡[10]的“测不准原则”（Uncertainty Principle）、薛定谔[11]对“科学客观”（Objectivation）的批判使西方有识之士再思宇宙的本质、人的定位，和重新探讨不变、永恒的“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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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宇宙观、伦理观、政治观的个别完整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统一与呼应是惊人和动人的。这里，我不禁想起咱们的文天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正气歌》）文天祥的宇宙观简直就是柏拉图的中文翻版。虽然没有柏拉图的系统性和分析力，但韵味十足。更使人惊讶的，或应说绝不惊讶的，是文天祥这套宇宙观与他的伦理观、政治观的呼应：“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遗书，衣带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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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的仁、义，出自《中庸》第二十章。“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这套伦理观和政治观跟柏拉图的好像是来自同一个“模型”。且看，仁与义都是有关人与人之间的秩序与平衡：亲亲有先后，尊贤有等级。上下、长幼的次序乃“天下之达道”；仁与义的实践是顺从天道定下的秩序；知天才可知人，修身如是，治国如是。对孔孟来说，天道可以“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柏拉图则认为人的灵魂是“生而知之”，但因受肉身所困，必须在后天通过教育才会“学而知之”。看来，中、外哲人都肯定“大智”与“天道”的存在，都强调教育的重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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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海认为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思维的一个又一个注脚而已。柏拉图哲学内容丰富极了。在这一章里，我想聚焦于“恒”。“恒”是不变（changeless）与永恒（eternal），是“形”的一种特性。宇宙是“形”与“物”组成的，但只有“形”才是真正的“存在”。它们是“永远存在，永不改变”，是“物”的本质，只可以经理性去认识。相对地，“物”是“永在改变，永不存在”，是“形”的“仿制”。“恒”使我们懂得如何在这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里以不变应万变，也就是处变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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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规划理论中，我认为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1965）最接近这条思路。他也因此被英、美式的经验主义者批判得体无完肤。但懂得领略人道乃天道的中国文化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和欣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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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读过他的《明日之城市》（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1924年）。现我节录他开宗明义的头几节让大家咀嚼。这本书应有现成的中译，但我仍然重新翻译一遍，希望保留他的诗意和突出我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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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言”中，他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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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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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支配。它是人类挑战大自然的行动，是人类自保和生产的组织。它是个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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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是我们发明用来认识外在世界和表达内在世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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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是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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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它为基本材料去表达完美与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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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本身带有种数学的高贵与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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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是几何的产品。在本质上，我们生存的时代是个几何时代。在这个时代，所有的理念都朝向几何。现代艺术与思想，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已不再依赖突发与偶然；几何引领它们走上数学范式。这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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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秩序”，是全书的精华所在。这里，柯布西耶宣布他的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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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马路、城镇是人类精力的聚焦点；它们应该是有秩序的（ordered），不然，我们一切活动的努力都会被它们抵消。如果它们失序，我们的活动就会受到抗拒和阻挠；正如我们克服了大自然，但它仍然不断阻挠我们，使我们每天都要与它做新的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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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重申，人的本质需要他的一举一动有理有据。他的行动和他的思想受直线和直角指令。他直觉地跟随直线；在他脑中，直线是个崇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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