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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再往前推一步，问一问你：你环视四周——远近古今——除了直角之外，人类还用了什么，除了直角的东西外，你周围还有什么？这是个有意义的思索。追寻下去会发现一个基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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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在混乱的大自然中求安稳，就在他的四周创造一个跟他的本质与理性和谐的保护地带。他需要一个使他感到安全的退隐处和避难所；他需要可以由他来支配的东西。因此，他造出来的东西自然地跟他周围的大自然截然不同，因为这些东西会比较靠近他的理性，比较远离他的肉躯。我们可以说，人造的东西，越离开他的身边，则越靠近纯几何，越靠近身边的，如一个小提琴或一张椅子，则越离开纯几何。一个城镇是纯几何。自由人会走向纯几何。在那里，他会获得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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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绝不能缺少秩序，不然他的行动会失却连贯，一事无成。完美的意思就是，秩序越精确，人越是快乐，越觉安全……人类所有的成就都可以说是一种“秩序化”（ordering）。高空下望，地面的都是几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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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规模越来越大，我们也走上越完美的秩序；产生出艺术。野人的茅舍与希腊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之间的艺术与知识鸿沟是这么不能跨越！如果我们创造出来的是有秩序，它会永垂千古、万人赞赏。这是艺术品，是人类的创作；它虽然跟大自然的东西毫不相像，但都服从同一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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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柯布西耶与柏拉图相似极了：人的本质是理性；理性追求秩序；秩序来自遵从天道（宇宙之法）；天道的目的是和谐。天道是永恒的。就如垂直线、地平线，和它俩交叉产生的直角是永恒的。在这点上，柯布西耶的直角跟柏拉图的“固体”同出一辙。柯布西耶属典型的欧陆理性主义（Rationalism）。理性主义与柏拉图一脉相承。这套思路强调事物的永恒本质，以别于事物的无常现象。它坚持理性是求真（找寻事物的永恒本质）的唯一途径。相对地，现今西方主流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则认为本质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就算存在也不是人可知的；人可知的只是现象，是一种“仿真”，而官能是求知识（仿真）的唯一途径（见《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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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认为理存于心，心与天连。天道、“形”、“真”都是同一东西的不同面貌。理性主义开山祖师笛卡尔（1596—1650）就是推崇数学知识的纯（necessary［必然］）、确（precise［精确］）、稳（certain［肯定］），特别是几何（他发明解析几何）。他认为人对真的认识是种发掘性的工作。他发明一套心法作为求真的试金石：直觉（intuition）。直觉是纯理性之光，透过一个清晰而留心（uncluttered and attentive）的思维而产生的一种清楚而分明（clear and distinct）、无可置疑的理念。也就是说，越是没有杂念、越是集中注意的脑袋，所得出来越是清楚和分明的理念就越真。笛卡尔称这些经直觉而得出的理念为“天赋理念”——不是外来的，是内在的、是与生俱来的。它们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天赋范式，也就是对“真”的一种直觉式的认识。再推理下去就是这些天赋的理念应该是人人都有、人人都同。因此，理性主义有泛人与平等的意识。（这些在介绍笛卡尔时会详细讨论）。笛卡尔谈的是心法。它的成效只可以通过实践去领会，而不是通过实验去证明的。因此，跟经验主义衍生的“实证科学”格格不入，跟经验主义引发的“个人主义”（每一个人的经验不同，产生出来的知识是个人化的）更是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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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布西耶当然不比柏拉图与笛卡尔。他关注的是城市，而且还只是城市的建设。在这个小小的范围里，他坚持城市是人类挑战与克服大自然的一项创举。他认为城市的建设要按宇宙之法，以期达到与宇宙和谐。他指出，理性使我们认识到大自然看来混乱，其实也是服从宇宙之法的。因此，人类要支配混乱的大自然，要建设“一个跟他的本质与理性和谐的保护地带”“一个使他感到安全的退隐处和避难所”，就要认识和引用宇宙之法，因为人与自然都生于宇宙之法，都要服从宇宙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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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深的层次上，柯布西耶谈的人类要“支配”“挑战”“克服”大自然其实是叫人类去认识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表面矛盾底下，是人类没有遵行宇宙之法。他并没有提出改变大自然。大自然的曲线、人类的直角都离不开地心引力的支配。这是宇宙之法。他想指出的是地心引力的直线与直角在不同万物中制造出不同而独特的成相和现象。柯布西耶谈的“秩序化”就是叫我们认识和尊重同一的宇宙之法可以产生不同和独特的成相。因此，在处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中，不能张冠李戴，要各适其所、各安其位。城市，作为人类“自保与生产的组织”，以及“一个跟他的本质与理性和谐的保护地带”就应该按几何原则去建设，因为“人的本质需要他的一举一动有理有据。他的行动和他的思想受直线和直角指令”。柯布西耶的最大贡献是提醒了我们，人类聚居的城市不是大自然，不要“模仿”大自然的表面现象，而是要按宇宙之法去创造适合人类独特本质的生存、生产空间。这才是真正的和谐。模仿大自然的表面现象只会制造不和谐：人与大自然的不和谐、人与宇宙之法的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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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宇宙之法”对城市规则有什么意义？它们的特性是“恒”。“恒”就是不变、永远存在。天地尽头、历史终结，你不在、我也不在，但大智在、正气在、圆在、义在、直角在。这对城市规划有什么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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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迫使我们反思：有没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如果没有，我们用什么来衡量一切事情？城市规划是百年，甚至千年的事，如果没有恒量，怎来衡量？能够辨别一些永恒的标准是“择善”，有赖智慧；能够坚持这些标准是“固执”，有赖操守。守恒需要我们择善固执：智慧、操守不可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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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布西耶和理性主义都强调纯真，也就是恒真。“真”不会是人云亦云，是要从灵魂深处发掘；“真”不可以早晚不同，要精忠坚守不移。在现实功利的社会中，这是不识时务。在英语系统的城市规划中，柯布西耶被描绘为大罪人：他破坏城市的有机性，他忽视人类的复杂性。在这几十年的英语的城市规划文献中，谁看出他的城市是最有机的——不在模仿大自然的体态，而在效法宇宙之法；谁看出他的“以人为本”——不在夸张个人利益的政治博弈，而是满足整体利益的空间结构。他是求真的英雄，但在真假不辨、正邪不分的时代里，他只能是个悲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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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被经验主义支配的现世，我们要认识城市规划本身其实也是种“信仰”，是建立在一些不能以经验去“证明”的信念之上。起码有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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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天会来。不然，为什么还要干规划。但怎样证明明天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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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天会比今天好。不然，规划有什么意思，但怎样证明明天会比今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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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较好的明天可通过人的努力达到。但怎样证明美好是会来自人力，而不是偶然或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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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带来美好明天的努力包括了城市规划。这更是难以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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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城市规划的几条必需的信仰可以作为我们与永恒连接的桥梁。它们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永恒：一些我们永远要接受，永远要追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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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天会来”就是永远有明天。这需要信仰。圣保罗对信仰这样演绎：“对我们所希望的东西的一种保证；对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的一种证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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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天会比今天好”就是希望。这需要我们永远乐观。“信仰”与“希望”有一种脱胎换骨（transformative）的力量。有了信仰和希望，人生观就完全改变：对今天的不满变成对明天的期待，人生态度也就变得积极。信仰和希望提升人的视线：不单是瞪着我们站着的地方，而是望向我们可以去的地方。为此，我们的眼界就高了，我们的胸襟就大了。经验主义的科学观着重“证明”；理性主义的科学观着重“尝试”。只有尝试才可以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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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会比今天好”。“好”包括什么？柏拉图思路是以“义”为首。“义”的原则是秩序与平衡；“义”的实践是各适其位、各尽其才；“义”的表现是和谐。因此，更好的明天就是更义、更和谐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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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较好的明天可通过人的努力达到”是种鼓舞、鞭策，叫我们永远努力。以儒家的哲理去演绎，这就是“诚”。《中庸》第二十二章如是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看来，诚的意义就是尽人之性、物之性，以期达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但是诚的样子是怎样的？《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又回到上面谈到的“辨别一些永恒的标准”（择善），并“坚持这些标准”（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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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诚”形容为“真诚”，不无道理。“真诚”就是对“真理”的“至诚”。柏拉图的“真理”与孔、孟的“真理”都是以“天道”为导。“诚”就是对真理的坚持；真理是永恒的，坚持是悠久的。因此，《中庸》第二十六章也说：“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可见，天道给人的启发是它的“诚”。“诚”既是天道，人之“至诚”就是模仿天道。上文说过，柏拉图认为人类的责任就是跟“大智”合作，在“仿真”的宇宙里追寻“真”，实践“真”，亦即叫人类模仿“至善”，以达“大智”创世的目的。《中庸》与柏拉图可谓异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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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带来美好明天的努力包括了城市规划。”《中庸》第二十章有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这岂不就是规划？规划就是要把言、事、行、道好好地“前定”，就是“择善”。至善的东西必是来自天道；天道必是永恒。按柏拉图的思路，永恒的东西才值得坚持，才必须坚持（“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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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不是永恒的东西，只是现象，也就是柏拉图的“物”。城市规划聚焦于城市空间的部署，而空间部署就是空间的分配和使用，是个政治行为。按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宇宙论》的思路，这个政治行为必须有“义”。“义”就是规划的永恒原则。也就是说，城市空间的功能、区位、使用必须有秩序与平衡。城市空间的“秩序化”是创造出和谐城市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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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城市，恐怕谁也难说是和谐——人车争路，城乡争地，官民争利，到处失控。中国城市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在全世界是史无前例的，但我们用的规划工具是一些来自西方的设计标准和一些并不适用的社会科学批判。我们要赶紧思考我们城市的意义，这应该是我们城市科学的研究方向。柏拉图的“义”与孔、孟的“义”都聚焦于“秩序”。“义者，宜也”是指上下尊卑合适的秩序。《礼记·礼运》如是说：“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可以说，恢复和维持合适秩序的意思就是从五伦的关系出发，通过对七情的调节（治七情）去达到十义（修十义）。用在现代城市规划上，就是好好地安排城市各种功能的“五伦之序”（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以期减低城市功能在空间分配上可能遭遇的“七情之困”（谁喜、谁怒、谁哀、谁惧等等），然后，好好疏导“七情之困”（谁应慈、谁应孝、谁应良、谁应悌、谁应义、谁应听等等）以期达到在空间使用上的“十义之举”（城市功能运作在空间上的和谐）。简单地说，就是顺“五伦之序”，解“七情之困”，达“十义之举”。因此，关键在合理的空间分配，合情的空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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