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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天会来。不然，为什么还要干规划。但怎样证明明天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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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天会比今天好。不然，规划有什么意思，但怎样证明明天会比今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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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较好的明天可通过人的努力达到。但怎样证明美好是会来自人力，而不是偶然或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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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带来美好明天的努力包括了城市规划。这更是难以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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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城市规划的几条必需的信仰可以作为我们与永恒连接的桥梁。它们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永恒：一些我们永远要接受，永远要追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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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天会来”就是永远有明天。这需要信仰。圣保罗对信仰这样演绎：“对我们所希望的东西的一种保证；对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的一种证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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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天会比今天好”就是希望。这需要我们永远乐观。“信仰”与“希望”有一种脱胎换骨（transformative）的力量。有了信仰和希望，人生观就完全改变：对今天的不满变成对明天的期待，人生态度也就变得积极。信仰和希望提升人的视线：不单是瞪着我们站着的地方，而是望向我们可以去的地方。为此，我们的眼界就高了，我们的胸襟就大了。经验主义的科学观着重“证明”；理性主义的科学观着重“尝试”。只有尝试才可以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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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会比今天好”。“好”包括什么？柏拉图思路是以“义”为首。“义”的原则是秩序与平衡；“义”的实践是各适其位、各尽其才；“义”的表现是和谐。因此，更好的明天就是更义、更和谐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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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较好的明天可通过人的努力达到”是种鼓舞、鞭策，叫我们永远努力。以儒家的哲理去演绎，这就是“诚”。《中庸》第二十二章如是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看来，诚的意义就是尽人之性、物之性，以期达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但是诚的样子是怎样的？《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又回到上面谈到的“辨别一些永恒的标准”（择善），并“坚持这些标准”（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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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诚”形容为“真诚”，不无道理。“真诚”就是对“真理”的“至诚”。柏拉图的“真理”与孔、孟的“真理”都是以“天道”为导。“诚”就是对真理的坚持；真理是永恒的，坚持是悠久的。因此，《中庸》第二十六章也说：“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可见，天道给人的启发是它的“诚”。“诚”既是天道，人之“至诚”就是模仿天道。上文说过，柏拉图认为人类的责任就是跟“大智”合作，在“仿真”的宇宙里追寻“真”，实践“真”，亦即叫人类模仿“至善”，以达“大智”创世的目的。《中庸》与柏拉图可谓异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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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带来美好明天的努力包括了城市规划。”《中庸》第二十章有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这岂不就是规划？规划就是要把言、事、行、道好好地“前定”，就是“择善”。至善的东西必是来自天道；天道必是永恒。按柏拉图的思路，永恒的东西才值得坚持，才必须坚持（“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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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不是永恒的东西，只是现象，也就是柏拉图的“物”。城市规划聚焦于城市空间的部署，而空间部署就是空间的分配和使用，是个政治行为。按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宇宙论》的思路，这个政治行为必须有“义”。“义”就是规划的永恒原则。也就是说，城市空间的功能、区位、使用必须有秩序与平衡。城市空间的“秩序化”是创造出和谐城市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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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城市，恐怕谁也难说是和谐——人车争路，城乡争地，官民争利，到处失控。中国城市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在全世界是史无前例的，但我们用的规划工具是一些来自西方的设计标准和一些并不适用的社会科学批判。我们要赶紧思考我们城市的意义，这应该是我们城市科学的研究方向。柏拉图的“义”与孔、孟的“义”都聚焦于“秩序”。“义者，宜也”是指上下尊卑合适的秩序。《礼记·礼运》如是说：“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可以说，恢复和维持合适秩序的意思就是从五伦的关系出发，通过对七情的调节（治七情）去达到十义（修十义）。用在现代城市规划上，就是好好地安排城市各种功能的“五伦之序”（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以期减低城市功能在空间分配上可能遭遇的“七情之困”（谁喜、谁怒、谁哀、谁惧等等），然后，好好疏导“七情之困”（谁应慈、谁应孝、谁应良、谁应悌、谁应义、谁应听等等）以期达到在空间使用上的“十义之举”（城市功能运作在空间上的和谐）。简单地说，就是顺“五伦之序”，解“七情之困”，达“十义之举”。因此，关键在合理的空间分配，合情的空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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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都应该按它的实情与理想去考虑其空间部署的秩序与平衡。但空间只是功能的载体，因此，空间的秩序与平衡也只是反映功能的秩序与平衡。城市规划的首要前提（或首要假设），是城市类型。城市类型定义了整体利益。定义了整体利益才可知道什么是适当的秩序，什么是合理的平衡。举例来说，经济类型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当然也可以且应该细分。如第三产业可细分为财经、旅游、文化、教育各种类型，反映这个城市的实情和理想）。选定城市类型就是选定城市的关键整体利益。“合义”的空间部署就是要按城市的整体利益去处理城市内部各类空间分配的先后、轻重（“五伦之序”），处理各类空间使用的纷争（“七情之困”）。因此，若是第三产业的城市就应把第三产业的空间优先部署，其他产业的空间分配与使用次之。以此类推。西方的功能分区在潜意识上或有这种考虑。但顺“五伦之序”的意思是首先以理性的共识去定义城市类型，然后明确地按城市类型去制定内部空间的秩序，平衡各类空间使用者之间的纷争。也就是把柏拉图的“义”演绎到城市规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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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配不和谐并不是因为城市内部功能之间没有先后、轻重，而是这些先后、轻重的不合理性，也就是“不义”。不义怎能和谐？人车争路是因为人车之间的贵贱失序，城乡争地是因为城乡之间的轻重失序，官民争利是因为官民之间的先后失序。我们必须重新建立城市空间的“五伦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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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使用之不和谐固然生于城市空间分配未能顺“五伦之序”，但成于使用者所受的“七情之困”。现今“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的功利社会里，每个人都想白吃白拿，但可惜的是多吃多拿非但造成浪费，往往对自己也没有好处：消化不良、树敌过多……看看政府部门之间的空间分配就可以见微知著。每个部门都想多占用空间，不管有没有需要。结果是很多空间闲置，但闲置的空间仍需要维修、保养，增加了部门的开支，甚至扭曲了其经费分配。有些部门甚至想把闲置空间出让、变卖去赚钱，也就是把国家分配给他们工作使用的空间当作自己的私产，完全扭曲了“公仆”的意义，并带来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中央之间的新矛盾。这是加拿大的例子，相信别处也有同样的情况。“七情之困”是谁都逃不了的。但如果我们稍从现今主流的个人主义后退一步，让我们天赋的理性多点空间去听听“大智”与“天道”的声音，我们也许会重新发现“整体利益”与“大我”是存在的。那时，“七情之困”也可能稍易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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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五伦之序”可减低“七情之困”，但仍需加以疏导才可达“十义之举”。柏拉图的办法是以理性控制肉欲，走上“哲学家君王”之路。孔、孟民主多了。孔、孟给我们的启发是：“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礼记·礼运》）又说：“……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记·曲礼》）可见，“十义之举”是非礼不行。但礼是怎样去实践的？孟子一针见血地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孟子·公孙丑》）“让”是关键。“让”的意思就是“求诸己”，这是典型的儒家风度：纷争之中不敢损人；行善之际不甘后人。这与现今西方的主流文化有很大的分别。特别表现在公共空间的规划上。西方个人自由主义的心态是，红灯我要停，因为不停会被人撞（或被警察罚）；左上右落也是怕被人撞。儒家的心态是，红灯我要停，因为要让人走；左上右落也是不想撞到人。一边是消极悲观的法治，一边是积极乐观的礼教。法治之余，我相信礼教仍可以疏导一下“七情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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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也是教育的工作。柏拉图的教育是求真；孔、孟的教育是至善。非但城市规划工作者要受教育，市民也要受教育，就如柏拉图“理想国”的公民教育。教育的内容是城市空间分配的“义”；城市空间使用的“礼”。教育的态度是“诚”，是立己立人；“诚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中庸》第二十五章）成功的公民教育是创造共识，也就是建立起城市空间分配与使用上的和谐社会。看看今天社会对生态、环境、卫生越来越重视，很大的功劳是小学生的教育。从小开始，学校老师就对小孩子灌输生态、环境、卫生的重要。小孩子在家里往往比父母更积极，甚至影响父母。我有一个想法，一个城市也可以把这个城市的理想、政府的承诺、市民的责任，简洁地以容易上口的词句写成一章“城市约法”，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共识。并在小学由老师向孩子们讲解，要孩子们背诵，作为公民教育，潜移默化地建造一套以整体利益为导向的城市秩序与平衡（当然可以包括城市空间分配与使用的秩序与平衡）。这才是“礼教”的真义，比法制强制更能发挥中国的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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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经过两百年的欧风美雨，中国人不自觉地吸收了西方主流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认为还是人家的比自家的好：自由比自制好、民主比民贵好、法治比礼教好。其实，西方有识之士早就知道自由、民主、法治都是双刃剑，都要有互相平衡的机制，并需要不断地反思、反馈。中国人向往的往往只是西方掮客向我们推销的货色，并没有深研这些东西的背景与内涵。我们像文化孤儿：既没有人家的根，也斩断了自己的根。孤儿如果缺乏教养，就容易变成顽童；长大后，老练了，就变成刁民。如果再懂点诐词、邪词、遁词，更是贻害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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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有矫情的成分，但也是人与人之间文明交往不可或缺的因子。礼的“仪式化”（公共参与的制度化，纷争辩讼的程序化，等等）都要我们做慢一点、想多一点；以不变应万变，慢变应速变，速变应剧变，不惧变。这样，我们的理性才可以赶上我们的情感，帮助我们消解“七情之困”，也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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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相信有明天，因此它是个乐观的事业。城市规划相信明天会更好，因此它是个积极的事业。城市规划相信较好的明天可通过人的努力达到，这鼓舞和鞭策规划工作者择善固执。择善是顺从天道，固执是持之以恒，因此城市规划是个至诚的事业。城市规划相信带来美好明天的努力包括了规划。规划的择善固执就是依从天道，坚持天道。天道之中以“义”为著，因此城市规划是行义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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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是城市空间的分配和使用。怎样行义？柏拉图给我们的启示是按个别能力分工，按整体利益管治。孔、孟的启示是亲亲有先后，尊贤有等级。那么规划的首要工作是先定下城市的类型，作为考虑整体利益的基础。然后，在空间分配上按“义”（“义者，宜也”）去决定城市内部功能的先后（顺“五伦之序”）；在空间使用上以“礼”（“辞让之心”）去疏导城市空间使用者之间的纷争（解“七情之困”）。信、望、诚、义、礼就是城市规划事业应有的“恒”，这也是柏拉图给我的最大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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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imaeus，写于公元前360年，是谈宇宙的，下简称《宇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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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注意，柏拉图对“形”的概念是有所保留的，因为这个概念有若干哲学上和逻辑上的难题，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日后会提出异议，但柏拉图仍以它作为他宇宙观的基础。我会在《亚里士多德的“变”》一章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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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柏拉图将其形容为“神所遗弃”（god-fors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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