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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区还是种法律约束。人与人之间没有，也不必互相理解、体谅，更不可以矫正别人，只须各自守法。当然，这只是把活生生的人际关系硬套在死板板的法律条文上。但法律怎样制定、怎样执行，仍是非人不行；“性恶”问题并未处理，仍是隐藏在每一条法则的演绎和实施之中。不同的是，由人产生的问题不再由产生问题的人去解决，改由专家们（包括规划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等等）用专业术语，以专业逻辑去分析、辩证、判决。西方规划法是出名的修改最繁、舞弊最多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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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古城风貌反映当年西方人的“大我意识”。住所与工场、商店与学堂、衙门与妓坊虽是混在一起，但谁可以干什么、应该干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不会越轨。在真神的护佑、真教会的指引下分工而无须分区。这些中古城市活力十足，看上去杂乱无章，但给人一种有机、和谐的感受。现代城市规划是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资本的需要和条件（包括维持和延续资本社会）而出现的。现代资本把“性恶”看成“性本”，当然没有大我，甚至不能接受大我。我行我素、自我膨胀是资本社会的活力所在，功能分区更能增加资本效率（起码初期是如此）。功能分区[9]遂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金科玉律。后现代规划是对现代规划的批判，但并没有改变，也无法改变“性恶”文化。后现代规划的“新城市主义”也许会美化一下功能分区的呆滞，点缀一下功利社会的冷漠，但只会是精英（包括规划师）的一种自我满足、自我陶醉，不会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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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最能反映“性恶”文化的是西方规划界常用的三个相连的名词。“多样化”（pluralism）、“包容”（inclusiveness）和“意见一致”（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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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样化”一词来自生态学。它的意思是多样化的生态有最强的生存持续力，因为它的应变能力比“单样化”（homogeneity）强。这一概念用在社会学上便是“多元化”。它的意思是，一个尊重不同文化、价值观或生活方式的社会比一个歧视某些文化、价值观或生活方式的社会好。但是，把这个生态学的隐喻用在规划上很有问题。生态多样化也许是件好事，但生态学上的概念是否通用于人际关系？从整个社会或整个城市的角度去看，是否每一种价值观或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有助这个社会或城市的持续生存？实际上，“多元化”社会往往被“性恶”利用。这里，“性恶”是指超乎常规的肉欲追求，或超乎常理的功利自私。这些“少数”或“边缘”分子是“性恶”文化的尖兵。他们想正常化、想被尊重、想更多取。吸毒者要别人当他是受苦的病人，鸡奸者自称是“骄傲的快乐人”，卖淫者叫作性工作者。功利自私是因为人人都是同样自私，自己不吃就是白不吃、不拿就是白不拿。现代西方城市规划整天强调城市多元化是好事，而多元化的衡量是离经叛道的多寡，甚至有专家认为同性恋者最多的城市是最具活力和创意的城市！凡有任何规划决定，都唯恐不及地鼓励这些“少数”或“边缘”分子参与。道理是，假如社会承认“多元化”是件好事，就得承认这些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同等地位，不可以厚此薄彼。荒唐怪诞的虽属少数，但仍应该跟循规蹈矩的大多数享有同样的权益。规划参与者良莠不齐，但谁也没有资格去判决谁良谁莠。良与莠只是反映价值取向不同而已，没有真正的好坏之别。人人都应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同样的参与权利。“多元化”岂不就是给“性恶”一个夺权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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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容”是美德。要发挥社会多元化的力量，第一步就要社会主流去包容少数分子的不同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当然，包容的意思远超越“忍受”：包括大方和尊重。尊重就是让人家参与政策讨论（policy discourse）。因此，真正的包容就要接受包容性的争论（inclusionary argumentation），让少数分子有机会向政策（包括决策的程序）挑战。这也使我想起“阿拉伯人和他的骆驼”的故事。阿拉伯人在沙漠中骑着骆驼赶了一整天的路，晚上他搭了个小帐篷，在里面睡觉。半夜，骆驼轻轻地推醒了他：“老板，发发慈悲。外面实在很冷，可不可以让我把鼻子伸入帐里，取取暖。”阿拉伯人很爱护他的牲口，见它也实在可怜，就说：“好吧，你就把鼻子伸进来吧。”他睡了一会儿，骆驼又吵醒了他：“老板，外面冷得要命，你帐篷这么大，请让我把头放进来，可以吗？”阿拉伯人好梦方浓，就说：“好吧，但不要再吵我了。”隔了一阵子，骆驼用蹄踢醒了阿拉伯人：“我看你睡得真舒服，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快冻僵了。你替我想想，这公平不公平。我要和你一样，睡在帐篷里。”阿拉伯人说：“怎么成？这帐篷这么小。”骆驼说：“有什么不成？你把帐篷让给我不就成啦。”于是，他们就争起来。你推我拉，哗啦一声，帐篷倒了。“包容”岂不就是“性恶”夺权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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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谁会说“意见一致的决定”不是件好事？意见一致就是没人反对。多元社会怎有意见一致？事实上，“意见不同”正是多元社会的特征。在“民主”政治中，处理意见不同的一般办法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如果意见一致变成决定的标准，少数派（甚至一个人）就有绝对否决权，这岂不就是多数服从少数，少数的独裁？“性恶”者往往就是非主流的少数分子或反对分子。“意见一致”岂不就是他们夺权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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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以上的三个概念（名词）串联起来就产生以下的逻辑：生态多样化是好事，因此社会多元化也是好事；多元化社会有多元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要相互包容，因此主流一定要包容少数；在决策时，主流非但要包容少数，主流和少数还应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因此意见一致的决策方式才是多元化社会唯一合理的决策模式。这个逻辑的开始是多数接受少数，继而是多数迁就少数，最后是多数服从少数。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文化底下，“多元”往往就是表彰“性恶”；“包容”往往就是让“性恶”入侵；“一致”往往就是对“性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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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性恶”文化支配西方几百年，尤其是最近两百年的英语世界。我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10]一书中探讨了现代西方人在经验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支配下为人类带来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空前的人为灾难。这个个人至上的文明使人类丧失了道德行为的准绳。对离经叛道的人来说这是种解放；对只求安定与温饱的大多数来说，这是种失落，容易导致失措。单看自杀与战死的数字，无论是绝对或相对（与人口比例），人类自毁是史无前例。这套“性恶”文化使西方人堕入无是无非的虚幻世界：所有价值观都有同等地位，所有生活方式都有同等权利。试想这需要多少经济与社会资源？西方拥有世界人口的20%，占用世界资源的80%，还可勉强应付，但越来越捉襟见肘；西方两千年的宗教信仰和由此而生的社会结构仍可勉强支撑，但越来越力不从心。中国当然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更关键的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需要？人家已经不能自拔，我们为何要自投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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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性恶”文化，只有点“性善”的传统。这应否发扬光大？可否发扬光大？孟子的智慧是他聚焦于“善之端”。[11]他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些都是“善之端”。真正成善，仍需要培养。西方认为“性恶”不能改，是硬道理，因此而生的“性恶”文化是种悲观、霸道文化。孟子非但对人性比较乐观，更认为通过教育，人人可以成善。因此，“成善”是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有教无类，谁都有成善的潜质。因此，“性善”文化会是慷慨的，可以包容“性恶”；会是慈悲的，可以感化“性恶”。“性恶”文化底下，城市功能分区是楚河汉界，哪来活力；规划参与是犬儒功利，哪有双赢。“性善”文化的城市是怎样子的？“性善”文化的规划是怎样子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有恻隐、知羞耻、尚辞让、明是非的城市吗？这需要有志气、有实力的规划者，有勇气、有魄力的政治家。中国之大，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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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史学家，作《罗马帝国衰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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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anichaenism，相信宇宙中善、恶相争，势均力敌，永不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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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信是普罗提诺（Plotinus，204—270年），新柏拉图派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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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大大影响了西方的性道德观，一直至今。在这方面，奥古斯丁有点受了摩尼教和柏拉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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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典型的“知行合一”，此中是“知难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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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ill of the flesh，指扭曲或过分的肉欲追求，奥古斯丁认为婴儿也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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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h happy fault，Oh necessary sin of Adam，which gained for us so great a Redee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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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神的信赖——实际的演绎是对教会法规的服从，对教会传统的尊重、对教会承诺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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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每个人、每样功能都在追逐最大利益的假设下分开不同的人、不同的功能，以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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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梁鹤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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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休谟、斯密之流聚焦于“性之本”，坚持“性之本是恶”。然后，在“恶”上涂金，制造出“性之恶是性之本”的论调。善与恶之分就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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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3 亚里士多德的“变”Aristotle’s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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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者是个工匠，按他灵魂深处（理性）对城市（人居）的“形”的认识去塑造城市空间。这是个实际的行动，属伦理范围。因而规划城市是实践智慧。在实践智慧中亚里士多德强调中庸（执中）。他给我们的启发是城市要“以人为本”；城市人要有良好习惯，城市规划者要有城市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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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的宇宙观是“变”（change），老师柏拉图的宇宙观是“恒”（changelessness）。师徒之别影响西方思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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