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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神的信赖——实际的演绎是对教会法规的服从，对教会传统的尊重、对教会承诺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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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每个人、每样功能都在追逐最大利益的假设下分开不同的人、不同的功能，以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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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梁鹤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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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休谟、斯密之流聚焦于“性之本”，坚持“性之本是恶”。然后，在“恶”上涂金，制造出“性之恶是性之本”的论调。善与恶之分就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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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概念与新环境：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3 亚里士多德的“变”Aristotle’s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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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者是个工匠，按他灵魂深处（理性）对城市（人居）的“形”的认识去塑造城市空间。这是个实际的行动，属伦理范围。因而规划城市是实践智慧。在实践智慧中亚里士多德强调中庸（执中）。他给我们的启发是城市要“以人为本”；城市人要有良好习惯，城市规划者要有城市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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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的宇宙观是“变”（change），老师柏拉图的宇宙观是“恒”（changelessness）。师徒之别影响西方思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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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认为有些东西是“永远存在，永不改变”，称“形”；有些东西是“永在改变，永不存在”，称“物”。“物”是现象，可分可合（divisible）、各具特异（particular）；“形”是本质，不可分割（indivisible）、普世相同（universal）。我们官能观察到的人，各个不同，这是“现象宇宙”里的“个人”，是“物”；我们理性认识到每个不同的人都是人，这是“本质宇宙”里的“人”，是“形”。在现象宇宙里，每个人、每座山、每种爱情、每项义举都不同，但我们仍能认识人之为人、山之为山、爱之为爱、义之为义，是因为我们的理性能认识本质宇宙里的人、山、爱、义（当然这需要教育和智慧）。问题来了，柏拉图的“形”与“物”既居于两个独立、平行的宇宙，那么，“形”与“物”是怎样的关系？怎样扯得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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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当然知道这是问题。他的解释（写在《巴门尼德》［Parmenides］）是“参”（participate），有点像《中庸》的“与天地参”的意思。“物”参于“形”，就是沾上了“形”，因此，见其“物”就知其“形”。但这是怎样发生的？柏拉图做了一个隐喻：“形就像白天，同时覆盖大地每处；不同的各处，同样的白天。”意思就是，“每处的白天”乃各个不同的“物”；“白天”是它们共参的“形”。看见“各处的白天”就知道“白天”是怎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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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未解决问题。拿这个隐喻作例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种情况。1.“白天”与“每处的白天”是同一样的东西。但若是如此，“白天”就不再可能是普世的、不可分割的“形”了。2.“白天”与“每处的白天”不是同样的东西。“每处的白天”是每处不同之“物”，但它们共参“白天”之“形”。见其“物”而知其“形”，“白天”之“形”遂现。但这个演绎也有问题。假若有甲、乙两地。“甲地的白天”与“乙地的白天”是一组东西。它俩共参于一个叫“白天”的“形”，使它们沾上“白天”的共性。柏拉图理论中这叫OM原则（One over Many：任何一组东西的共性本身就是一个“形”）。这一个“甲地的白天”和“乙地的白天”共同参与，而使它俩沾上“白天”素质的“形”，也当然是具有“白天”的素质。这叫SP原则（Self-Predication：使其他东西沾上某种素质的“形”其本身必须具有这种素质）。因此，我们可称这个使“甲地的白天”和“乙地的白天”沾上“白天”素质的“形”作“白天1”。这样，我们就有了新一组的东西：“甲地的白天”“乙地的白天”和“白天1”。这组东西的共性也是个“形”，是个不同于“白天1”的“形”，可称“白天2”。这叫NI原则（Non-Identity：一个带有某组东西共性的“形”不可能是这组东西中一分子）。这样地，我们又有更新一组的东西：“甲地的白天”“乙地的白天”“白天1”和“白天2”。这组东西的共性会是一个叫“白天3”的“形”。直追下去，永无终结；并且最终的“白天”之“形”永不能达。这叫“第三人之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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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自知“形”与“物”的独立存在产生逻辑问题，但要等到亚里士多德才有突破性的进展（亚里士多德对老师也有尖锐的批评）。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但走上很不同的方向。这里分开三部分讨论：宇宙观、伦理观和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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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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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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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谈“物之理”聚焦在“变”。《物理学》（Physics）一书是后人整理而成的，分8卷。前半部谈变；后半部谈动（motion，其实也是变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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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突破是把柏拉图的“形”与“物”的二元对立统一起来。他提出每个存在的东西（存在体，being）都是由“形”“缺”（privation：“形之缺”，也算是一种“形”）和“主体”（subject，或称substrate）组成的复合体（holomorphic compound）。“形”或“缺”是“主体”的本质（essence）。“物”是“主体”的最原始材料，不会因变而消失。例如，马吃草。在这个变的过程中，草消失，但草的“物”仍存于马，成为马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变化中，“物”没有独立的存在，它的存在与“主体”的“形”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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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理是万物之变（动与止）的源（source）与因（cause）。变包括增长（量变）、变质（质变）、移位（位变）、成长与死亡（本质变）。万物可以是自然的东西或人工的东西。人工的东西也能变，但它的变不是基于它的“本质”而是基于构成它的东西的“本质”。例如，把一张木床埋在地下，它或会发芽，成长为树。但这不是因为床的“本质”，是因为床是木做成的，而木的“本质”是可以发芽成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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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万物（主要是生物和天体）之变，不离四个变因：（1）质料因（material cause）来自它的构成材料；（2）动力因（efficient cause/moving cause）来自它的启动机制；（3）形式因（formal cause）来自它的“本质”；（4）目的因（final cause）来自它的功能（存在的目的）。现今科学界用的“因”只属狭义的动力因。从另一角度去演绎，变其实是万物从它们的潜质（potentiality）走向实现（actuality）的过程。（这点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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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观察天体运行——永恒、完美（无始、无终、不断的圆形轨迹）——推论出宇宙的开始和持续实在是显示一位非“物”的（non-matter）、纯“形”的（pure form）、完美的（all perfect）原启动者（prime mover）。动是存于它、生于它（motion is embedded in the mover）。从“潜质到现实”的角度去看，原启动者是个完全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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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小结。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植根于可见的宇宙。他认为可见的万物都是复合体，具永远存在、永不改变的“形”和永在改变、永不存在的“物”。万物在不断地变。变有变因，出自它的材料、本质、功能和内在或外在的启动机制。变又是个“潜质到实现”的过程。宇宙之生与变是由一位纯“形”、全“实现”的神启动和维持。形容宇宙是求“物之理”，属“物理”范围。解释宇宙是求“物之理之理”，属“形而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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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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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Metaphysics）其实应译作“物理的后面”。在《物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考虑自然界（主要是生物与天体）中存在的东西。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他探讨存在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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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什么是存在（being）就得问什么是一个东西的本体（substance of beings）。这要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Categories）说起。他是西方第一个“科学家”，以观察、归纳求真（相对老师柏拉图的原理、演绎求真）。他先观察具体的事物，从“个体”（particular individuals）开始，按它们之间的共性归纳出“种”（species），再按不同的“种”之间的共性归纳出“类”（genus）。例如，“一个人——黄种人——人类”。在这个从下到上的构思中，越高层次越是普世性。普世的东西（universals，普世是个相对的理念，所以也有不同层次的普世东西）才是事物的“本体”（sub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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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是怎么回事？是“共有的属性”。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就是描述这些属性的类别。[2]他分出10个范畴：本体（例如人、马。这些和以下都是亚里士多德举的例）、数量（quantity，4尺、5尺）、质量（quality，白色、聪明）、关系（relation，双倍、一半、较大）、地点（where，在学院、在集市）、时间（when，昨日、去年）、姿态（being-in-a-position，卧着、坐着）、状态（having，穿了鞋、披了甲）、活动（doing，在割、在烧）、遭受（undergoing，在被割中、在被烧中）。亚里士多德的“个体——种——类”系统是从个别到普世的推理。最顶的是最普世的东西，也就是共性最强的东西。每个范畴之内都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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