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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谙现实世界的亚里士多德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不可能的。难有哲学家君王的人才会愿意放弃追求哲学，出来做统治者；更难有智慧的人民会诚请哲学家君王去统治他们。因此，他强调中庸，主张混合政制去包容民主、寡头和英杰统治。混合政制可以保证没有任何利益团体能够揽权，因为它把权力放在中产阶层手里，作为贫、富阶层之间的缓冲。他认为中产阶层最少结党，最容易受理性指引（rule of reason），而贫与富阶层则会流于极端，容易对其他国民做出不公义行动。因此，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政制比较安定、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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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一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城邦的政治目的只有一个：整体人民高贵的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说：“当人达到完美，他是最好的动物。但若是离开了法理和公义，他是最劣的动物，因为有武力的不义是更危险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重心在“人民”。一个城邦的政治基础是建立于人民按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去参与政治，使个人与众人活得更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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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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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我在《城市人》一文把“城市人”定义为“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人”；不同种类的“城市人”追求不同的空间接触机会，因此选择不同种类的聚居（人居［human settlements］）。“规划者”（包括所有参与城市规划、设计、决策、实施者）的职能是匹配不同“城市人”与不同人居。我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来解释城市（人居）。“城市人”是其质料因（但也有其他的质料因，如经济资源和物理条件）；规划者是动力因；“城市人”与相应人居的匹配是形式因；“城市人”拿取最优化空间接触机会是目的因。我想以这个构思为例子去探讨亚里士多德的“变”对城市规划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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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是城市的质料因。我们怎样去认识这材料。他可以是男、女、老、幼，或贫、富、贵、贱，或善、恶、美、丑。但这些属性都不是“城市人”所独有。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这些都是偶有属性。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他的基本属性，也就是他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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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分析可以巨细无遗，也可以蜻蜓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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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里士多德从个体出发，按它们的共性组出“种”，再按不同的“种”的共性组出“类”，是一套从下到上、从个别到种与类的归纳。人的“个体——种——类”系统多极了，可以是以人的经济共性归纳出来的“经济人”系统、社会共性得出的“社会人”系统、政治共性得出的“政治人”系统，等等。规划关注的是“城市人”系统。这帮助我们稳定我们的分析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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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体是以本质（共性）定义的，就是“基本属性”（其实就是“形”）。每一个“城市人”的基本属性是“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这是“城市人”的最普世性共性，贯彻整个“城市人”的“个体——种——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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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人”的“个体——种——类”系统的层次可以包括“邻里人”“街区人”“城区人”“城市人”“都会人”，等等。规划分析可以按此层次。例如，“邻里人”的本质是“理性选择聚居于邻里去追求邻里空间接触机会”，“街区人”的本质是“理性选择聚居于街区去追求街区空间接触机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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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体还有偶有属性。“邻里人”理性选择聚居于邻里去追求邻里空间接触机会。这个追求行动带出若干的偶有属性，可以按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去组织。例如，他的量是几百人；他的质是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相若；他的活动地点是在邻里；他的活动时间是早与晚；他的活动姿态是步行。相对地，“街区人”的偶有属性就不同。他的量是几千人，甚至几万人；他的质是经济能力与社会地位的分别比较显著；他的活动地点是在街上，他的活动时间是在白天；他的活动姿态包括步行与乘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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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得出一个鲜明的分析构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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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的共性是理性，但人的理性可显露在很多方面。显露在经济行为上就是“经济人”，显露在社会行为上就是“社会人”，显露在聚居行为上就是“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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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人”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是人居成形的质料因。这是城市规划的分析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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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人”有其“个体——种——类”系统：“个人”“邻里人”“街区人”“城区人”“城市人”“都会人”等。每个层次的“城市人”追求不同的空间接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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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同层次的“城市人”有不同的偶有属性，如数量、质量、活动地点、活动时间、活动姿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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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分析构架帮助我们系统地、逻辑地观察、分析和归纳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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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跟我们城市规划的主流理论家很不一样。理论家们煞有介事地谈边缘人士、环保分子、地方政府等一些好像很实在，实际很抽象的理念。然后把这些抽象的理念当作很实在的东西去论证更抽象的“多元化社会”“多样化规划”等理念。理论家们不是没有观察实际。我的感觉（只可以是感觉，因为我还没有去找证据）是现代文明把我们（包括理论家）异化了。我们的知识不再是来自实际的观察、细心的思量，而是来自意识形态驱动的妄断、媒体利益支配的演述。加上屏幕面前、车子里面、空调之中的生存使我们与自然及他人隔离。24小时的信息世界、应接不暇的视听娱乐使我们再没有时间和空间去静思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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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的是物理规划。每年的第一堂课我会叫同学们闭上眼睛一会儿，想想他们身处于闹市的街角，然后告诉我他们看见什么。有说行人、汽车、交通灯，有说餐馆、顾客、售货员，更有说贫穷、剥削、阶级斗争。当然，顾客、售货员已经不是直接看出来的，是从他们的服饰、动作演绎出来的。剥削、阶级斗争更只可以是推断和想象。但每年都总是等很久，甚至很久也等不到一位同学说“天空”。天空起码占上同学们“所见”的四分之一。城市人对天空“视而不见”。一直到天空差不多全被建筑物挡盖才发觉失去的天空是那么可贵。在西方，大城市往往被形容为阴暗的“水泥峡谷”（concrete canyon）就是这道理。这有很关键的规划意义。规划可以把天空看作背景，去烘托建筑物；也可以把天空看作前景，被建筑物挖掉。如果是后者，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要求建筑物以它的造型、材料、设计去略补偿城市人损失的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的天空。但是如果我们对天空的存在根本不察觉，我们怎么去思考建筑物与天空的关系？这样规划出来的城市自然把人异化了。我们需要认识“城市人”就得从实际、个别的事物出发。通过观察、分析，从下到上地归纳出不同种的“城市人”和他们的所需、不同种的人居和它们的所供，这才是科学的求真，求出不同类别的城市人和不同类别的人居的特有本质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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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关注事物的本质，他把事物的构成分十个范畴。本质是指事物的基本属性，其他是事物的偶有属性。例如，一匹白马。“马”是它的基本属性，“白”是这匹马的偶有属性。不同的马可以有不同的偶有属性（或白或黑，或高或矮，或快或慢），但所有的马都有马的本质。因此亚里士多德没有“白马非马”的悖论。中国名家学派的公孙龙、惠施甚至荀子，都没有亚里士多德的严谨逻辑系统，才出现基本属性和偶有属性的混淆。亚里士多德的“白马”不会是“白”上加“马”。“白”与“马”不对等。亚里士多德的结论会是“白马是马”“黑马也是马”。基本属性（本质）与偶有属性之别帮助我们在解释城市现象时分辨出哪些是现象底下基本的、不变的东西，哪些是因时、地、人、物而异的东西。不变的东西我们要认识、适应；可变的东西我们要掌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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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解释城市的质料。以下是解释城市的变化。亚里士多德以“物”从“缺形”到“得形”去演绎变的道理。这有非常厉害的逻辑威力，清除所有无谓的、误导的辩论。正负之辩、好坏之辩难有结论，因为正、负或好、坏不是相对，因此不能作比较。正的相对不是负，是不正；好的相对不是坏，是不好。举些显浅的例子。有了白，可以辨出什么是不白，但不可辨出什么是黑；有了高，可以辨出什么是不高，但不可辨出什么是低。不可辨就是不可辩。“形”与“缺”是真正的相对，使亚里士多德能够清晰地、严谨地讨论变，继而从万物之变中看出万物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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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又把“物”看成“潜质”，“形”看成“潜质的实现”。而“变”就是从“潜质到实现”的过程。因此，宇宙万物都是处于“实现”过程中，都是动态的。这很有启发。这个过程的终向是肯定的——走向“形”。因此，“变”是一种“现形”的过程。观察和分析这过程可以窥测终向。也就是说，看城市的动态可窥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城市现象有踪迹可寻，城市未来有线索可追。研究城市历史（包括宏观与微观）是关键。但应怎样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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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质”有两种：变的能力（包括被动地承受变和主动地启动变）和变后的适应力及延续力。假设人类聚居是有目的（追求空间接触机会），我们就有标准去衡量各类人居的进度，也就是各类人居的“成形”过程——通过观察和分析足够的邻里、街区、城区、城市或都会后，就可以为每一类人居建立一套里程标系统，反映这类人居“成形”过程中的各个典型阶段。这套里程标就可以用来衡量任何一个特定人居的变向和变力。先是按里程标系统将这个人居的现状定位（定位它在里程标系统里所处的发展阶段）；然后与里程标系统的上一个阶段比较，可以评估这个人居过去的走向和走速；与里程标系统的下一个阶段比较，可以得出这个人居未来应走的方向（继续还是改变）。在亚里士多德的透视中，这个人居的潜质（也就是它的质料）就是它的变力，可以用来解释这个人居从过去到现在的进程，并预测它从现在到将来的突破。因此，综合亚里士多德的“个体——种——类”系统和“潜质到实现”过程，我们就得出一套分析和预测人居演变的工具，使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分析任何一个特定人居所拥有的潜质，然后好好去利用，战略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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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既可用来解释城市现象也可用来指导城市规划，焦点仍是变。变是由“因果同类”启动。这有很大启发。归根结底，城市规划者的职能是处理城市空间；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是搞好城市空间。当然，我们知道规划不能脱离经济、社会、政治。但我们的专业不是经济规划、社会规划、政治规划。空间规划是我们的工作焦点，空间因果是规划的杠杆，而且是唯一的杠杆，但也是很有威力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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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的因果链条延绵不断。空间因果嵌在庞大和错综的链条系统里头。举一个例子，假设一条因果链条：经济衰退①→投资于公共住房的力度下降②→住房建设马虎③→住房品质下降④→优质住房供应紧张⑤→社会不和⑥。这链条可作以下分析。①与②是经济因果，③与④是空间因果；⑤与⑥是社会因果。但这些因果不是独立的。②与③是经济转空间的因和果；④与⑤是空间转社会的因和果。干规划的往往过分折腾于他们管不了的环节。例如，规划者争取公共住房投资②是合理的，但投资的决定权不在规划者的手里。规划者要争取投资者（可以是政府资金，也可以是社会资金）的青睐还是需要拿出可以说服投资者的空间规划来。又例如，规划者关注优质住房供应紧张⑤也是合理的，但住房供应的权力不在规划者手里。规划者要舒缓供应者（主要是政府住房部门）的压力也还是需要拿出可以帮助减轻住房分配压力的空间规划来。因此，规划既要聚焦于空间因果，但又同时要考虑空间因果的上游与下游。通过规划，最优化地利用有限资金来维持公共住房品质，并以此争取投资者的青睐就是连接上游；通过规划把公共住房品质下降的分布平均化去使住房的分配可以比较易于公允，并以此帮助分配者舒缓紧张就是连接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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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因果非但是嵌在庞大的链条系统里头，任何一套空间因果中都可以包藏若干的中段因果。例子中的空间因③与空间果④之间可以存在很多非空间的中段因果。譬如公共住房建设马虎（空间因）→只有社会底层的人才会去住（中段因Ⓐ）→这类住户对住房保养往往疏忽（中段果Ⓑ）→住房品质下降（空间果）。这里，中段因Ⓐ与中段果Ⓑ是社会性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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